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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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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安全始終是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戰略的重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穩步提高，以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從發展趨勢看，我國糧食消費需求將越來越呈剛性增長，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加強糧食問題的宏觀調控，妥善處理好各種關系，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關鍵。
一、上與下的關系——政府要糧 農民要錢
民以食為天，解決好十幾億人的吃飯問題始終是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保障糧食供給是中央政府的基本目標。為此，國家設置了18億畝的耕地紅線，劃定了基本農田保護區，出臺了一系列扶持糧食生產的政策措施。但糧食安全卻不是農民的目標，對每一個農民來說，最關心的是如何提高收入，無論宣傳工作如何出色，也不會使農民自覺自愿地減少收入來種植糧食。在一定條件下，農民在家種田還是外出打工，在家種田是種糧還是種其他作物，主要取決于比較利益的高低。目前全國已有約2.5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領域就業，據抽樣調查，2009年農民外出務工月平均工資為1659元，每畝糧食凈收益僅192.4元，種糧農民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不如打工一個月收入，因此也就不會把主要精力放在種糧上了。另一方面，對基層政府來說，糧食生產更多的是一種政治任務，缺乏經濟熱情。產糧大縣往往是工業弱縣、財政窮縣，在糧價較低和稅收貢獻優先的情況下，糧食生產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卻難以帶動GDP增加和稅收的增加，遠遠沒有工業項目和招商引資來得快，形成越抓糧食越窮的怪圈。在目前績效考核體系下，基層政府種糧抓糧的積極性受到嚴重影響。
如何協調國家、地方政府和農民三者利益關系，形成上下齊心協力、齊抓共管促進糧食生產的良好局面，關鍵是要調動“兩個積極性”：一是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加大強農惠農政策力度，強化農民種糧利益引導，提高比較收益，使農民種糧不吃虧。在現有基礎上中央財政要逐年較大幅度擴大對農民種糧的補貼規模，提高補貼標準。同時，在現有糧食補貼的基礎上，增加對種糧大戶的補貼，按照種糧大戶耕地面積或提供的商品糧數量，提供相應的補貼，并在信貸、科技推廣、農業機械作業等方面給予重點扶植，加快培育“核心糧農”。建立國內糧價與國際糧價的聯動機制，大幅提高保護價水平，充分利用WTO“綠箱”、“黃箱”政策，大幅增加對種糧農民直接補貼，增強補貼對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的瞄準度。二是調動地方政府抓糧的積極性。要進一步加大對糧食主產區尤其是商品糧調出地區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和獎補力度，建立產區和銷區利益補償機制，把糧食生產納入地方政府績效考核體系，對不同功能區實行有區別的績效考核標準，不再以GDP論英雄，讓重農抓糧的地方在政治上有榮譽、經濟上得實惠、工作上添動力。
二、農與工的關系——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依然在擴大
農業是工業的基礎。建國至改革開放的20多年里，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形式，無償從農民手里拿走了6000－8000億元資金，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原始積累。今天，在糧食領域，出現了新剪刀差現象。一是農資與糧食的價格差越來越大。過去25年間，農資價格上漲了20倍左右，而糧食價格上漲只有五倍左右，糧食價格的上漲幅度遠遠落后于農資等工業品價格的上漲幅度。二是農產品內部比價不合理，種糧與種經濟作物的效益差距逐步擴大。雖然國家對稻谷、小麥等重要糧食品種實行了最低收購價政策，但種糧與種蔬菜、水果等其他經濟作物相比，效益仍然太低。三是農產品與其他工業品比價不合理。改革開放30多年來，糧食價格只上漲五倍左右，而不少工業品卻上漲了幾十倍，高的甚至幾百倍。
這種新的剪刀差，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直接導致糧食供給動力不足。許多農民寧愿背井離鄉，來到城市打工，也不愿意留在農村。形成這種新剪刀差的重要原因，就是糧價形成機制的不完全市場化和農資、勞動力等要素價格相對市場化之間的矛盾。處理好這種新型剪刀差，保持糧食穩定供給，需要多措并舉，基本方法就是以工補農。其中重要一條就是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讓糧價回歸合理價位，適度上漲。只有糧價在合理范圍內，農民對種糧有利可圖，才能調動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增加糧食供給，這也是保障糧食安全的基本措施。至于城市中的低收入者，則通過社會保障等途徑，借鑒國外做法，發給食品補貼券，使其不至于因糧價的上漲而吃不飽飯。2011年，全國城市享受低保的人口為2310萬人，每人每年補貼1000元也只需要231億元，而給農民的糧食和良種補貼兩項加起來比這個數字要大得多。
三、南與北的關系——北糧南調的大反轉帶來資源配置的大錯位
南方是我國傳統糧倉，歷史上，“南糧北調”在宋代已經成型的格局并一直是我國糧食供給的主基調，“湖廣熟，天下足”等民謠就是“南糧北調”的生動寫照。據記載，明朝京杭大運河從南向北運糧的漕船達9000多艘，清朝每年從南方征收北運的漕糧多達400萬石。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10多年來，我國糧食供應格局逐漸發生變化，南方尤其是沿海發達地區如上海、浙江、廣東、福建等歷史上著名的“魚米之鄉”，隨著工商業的發展、人口的大量涌入，糧食生產在萎縮，而糧食需求呈剛性增長，“南糧北調”的大格局來一個大反轉，逐漸演變成“北糧南調”。國家新規劃的七區二十三帶約800個糧食主產大縣，絕大多數在北方。
“北糧南調”是政策引導、市場選擇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等結果，在國際國內糧食供求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緊平衡態勢下，糧食生產供應過于集中于北方，南方糧食產需缺口持續擴大，這種地區產需大反轉，帶來的最大問題是在宋代即已成型的南北農業生產資源配置的大錯位。一是水土資源短缺凸顯了北方糧食生產的不可持續性。北方地區（包括松遼、海河、黃河、淮河、內陸河五大流域片）水資源短缺矛盾突出，人口占全國的46.5%，耕地占64.8%，但水資源僅占19.6%，平均每畝耕地水量僅為南方的1/3。華北農業發展依賴的是200萬口機井對地下水的掠奪性開采，華北地下水超采達1200億立方米，京津冀5萬平方公里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區。東北地區從過去的旱作農業轉種水稻也加劇了水土資源矛盾，尤其是黑土地耕作層正加速破壞。投資幾千億的南水北調工程何時發揮效益，能發揮多大效益還是一個未知數。所有這些表明如果不及時采取改進措施，北方糧食生產將難以為繼。二是南方發展糧食生產的優勢和潛力受到抑制。南方歷來水量充沛、土壤肥沃，具有發展糧食生產特別是稻谷生產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條件，也因此成就了湖南、江蘇、浙江等地“魚米之鄉”的美譽。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給予沿海地區率先發展的政策支持，南方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農業機械化水平、科技支撐能力等明顯優于北方，盡管糧食總產量逐漸滑坡，但糧食生產能力較強，單產水平總體較高，而這種優勢和潛力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而被掩蓋，糧食生產逐漸退出了決策者視野而日漸邊緣化。三是加大了區域糧食危機發生的風險。南方經濟發達地區是全國重要的勞務輸入地，也往往是糧食主銷區，如廣東、浙江糧食自給率分別只有30%、40%，2008年分別調入糧食1368萬噸、876萬噸，廣東常住人口已經過億，躍居全國第一，人口不斷增加進一步加劇了糧食供應的壓力。而一旦國內糧食供應趨緊，這些重度購糧區首當其沖，將會立刻面臨糧食危機，其現代化進程完全可能大受拖累。
“北糧南調”帶來的種種風險和挑戰，必須引起有關各方的高度重視，果斷采取有力措施積極應對，特別是要重視地區糧食供需均衡發展。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南方糧食自給率，南方特別是沿海地區購糧區政府必須高度重視糧食生產，加大種糧補貼，嚴格保護耕地，穩定甚至增加糧食播種面積，進一步完善農田基礎設施，千方百計提高糧食自給率。另一方面，要進一步提升北方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加大中央財政對北方高標準農田建設等的投入力度，注重應用先進科技，大力發展節水農業、循環農業、生態農業，不斷提高水土資源利用率和單產水平。
“大反轉”帶來的“大錯位”，不僅需要各級政府不懈的努力，沒有幾代人的功夫是調整不了的，而且需要全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協作，不是哪一個或哪幾個部門就能辦得了的。
四、國與民的關系——民不儲糧 國當補足
糧食儲備是市場供求的“穩定器”，是救災備荒的“蓄水池”，是戰略安全的“保證金”。我國的糧食儲備有官方儲備和民間儲備。2000年，我國成立了專門負責糧食儲備的機構，即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受國務院委托執行糧食收儲任務，形成兩級法人、三級架構、層級負責的垂直管理體系。中央儲備主要用于服務軍隊、戰爭、重大災害、突發事件，以及全國大范圍的跨區域市場供求等。同時，按照糧食省長負責制的要求，形成了省、市、縣地方糧食儲備體系，要達到產區三個月、銷區六個月的地方糧食儲備。在國有儲備之外，還有巨大的民間儲備，我國約70%的糧食由農民消費和儲存。
糧食儲備規模和結構應該保持適度，既不可過量，使財富變成“包袱”，也不可不足，不能滿足需要。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 如一國糧食儲備體系完善, 應保有相當于年消費量18%的糧食儲備。但如果國內糧食儲備體系不完善, 則所需儲備遠遠大于這一水平。專家認為，我國糧食儲備的規模應維持在相當于當年全國糧食消費量的25%-30%的水平。
據2011年6月14日《每日經濟新聞》報道，作為全國產量百強縣的黑龍江蘭西縣，年產十多億公斤糧食，有14個國有糧庫基本沒有儲備，9個糧庫空倉。產糧大省吉林，有的直屬庫同樣幾乎零庫存，大多因缺錢無法補庫。國儲不足是當前急需解決的隱患。
在過去備戰備荒的年代，不僅家家戶戶儲糧, 而且生產隊、大隊都有儲備糧, 家家戶戶有谷倉、米缸。現在，隨著農民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農民儲糧數量在逐漸減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到城里打工，他們不再從事糧食生產，當然不再儲糧。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廣大農村已經不再是自給自足的生產，糧食成了商品，糧農在收獲糧食之后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將其換成貨幣，即使暫時存放，也只是為了賣個好價錢。有的農戶由于儲糧設施簡陋，儲糧技術缺乏，多為麻袋、木柜、磚砌柜和墻角堆放等，不能有效地防治鼠害、蟲蝕和霉變，干脆將糧食存到“糧食銀行”。據對皖南山區的旌德縣調查，一般農戶家里僅存當年口糧, 人均稻谷300～400 公斤，隨著農民就業和人口的轉移, 吃商品糧的人口增加較快, 這些家庭基本上和城鎮居民相同, 人均存糧不足5公斤。
農戶存糧越來越少，“糧食銀行”越來越多，掌握著大量的糧食儲備，但這些“糧食銀行”主要是鄉鎮糧油加工小企業，業務規模小、經營地域窄，游離于政府的掌控之外。一個可行的辦法，就是將“糧食銀行”作為官方儲備的補充，加強管理，加強扶持。對“糧食銀行”來說，政府補貼提高了其經營能力，并相互在數量、品種、時間、地區間互通有無、互利合作，利用外部資源抗擊風險，特別是在同一地區集中爆發風險時，異地合作可以規避地區性糧食銀行倒閉引發的危機。對政府來說，可以彌補國有糧庫容量小、儲備能力有限、資金利用效率低、陳化糧周轉困難的缺陷。
五、種與吃的關系——種糧的變成吃糧的，吃糧的變成吃肉的。糧價高了有呼聲，糧價低了有哭聲
實現糧食生產和消費的協調發展，確保糧食供求總量和結構的基本平衡，是確保糧食安全的內在要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很多種糧的變吃糧的，吃糧的變吃肉的，肉蛋奶則需要糧食轉化，給糧食供求帶來了新矛盾。
種糧的變吃糧的。大批青壯年農民工進城后，不再從事糧食生產，變為單純的糧食消費者。留守的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對農業新知識、新技術接受能力差，勞動技能提高難度大，影響了糧食生產能力的提升。再加上耕地減少、水資源短缺、氣候變化等對糧食生產的約束日益突出，使得本來就已緊平衡的糧食供給將更加緊張。
吃糧的變吃肉的。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鄉居民的飲食結構正在發生變化，由原來的8:1:1變為4:3:3，即由8斤糧、1斤肉、1斤菜變為4斤糧、3斤肉、3斤菜。肉蛋奶消費量的增加，帶來飼料糧消費的增加（一般估計，生產1斤雞肉需要2斤糧食，1斤豬肉需要4斤糧食，1斤牛肉需要8斤糧食），改革開放以來，飼料糧占糧食總產量的比重提高了接近20個百分點。
種糧的、吃糧的對糧價變動的聲音有強弱之分。糧價漲了有呼聲，呼聲集中響亮，在城市，占據了強勢主流媒體，很容易達到決策層；糧價跌了有哭聲，哭聲分散低沉，在農村，決策層很難聽到。對待糧食價格變動，決策者更應關注糧食生產者的聲音。
六、內與外的關系——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端在自己手里
有關資料顯示，進入新世紀后的2003年，我國又開始成為糧食凈進口國，這一勢頭持續至今且規模逐步擴大。2008年，我國糧食凈進口量約3500萬噸，占當年世界糧食貿易總量的15%。2010年我國進口玉米157萬噸，為2009年的19倍，進口大豆、小麥分別達5480萬噸、120萬噸，增幅分別為28.8%、36%。2010年，我國進口美國175億美元的農產品，首次成為全球進口美國農產品最多的國家。
擴大糧食進口有助于緩解我國主要農產品與耕地、水等資源的矛盾，降低糧食安全面臨的風險。2010年，我國進口的大豆和687萬噸食用植物油規模，相當于增加了近7億畝播種面積，占我國農作物播種面積的29%，大大緩解了國內耕地緊張的矛盾。但是我們必須認清我國糧食貿易面臨的形勢，應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不過分夸大糧食進口的作用，更不能迷信“市場能夠保障我國糧食安全”的神話。首先，全球糧食產不足需。從1999-2007年的八年間，有七年世界糧食消費量大于產量，糧食產需缺口累計達2.49億噸；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測算，2010—2011年度，世界谷物產量約為22.16億噸，而消費量達22.54億噸，依然產不足需。其次，全球糧食貿易量無法滿足國內需求。世界糧食貿易量多年穩定在2.5億噸左右，不到我國糧食總產量的一半，而全球需要糧食進口的國家有100多個，中國增加任何品種的進口，哪怕只是國內某一品種產量出現波動，即會對國際糧食市場造成巨大影響。正如萊斯特·布朗所言，除了我們自己，世界上沒有誰能養活中國。再次，糧食能源化、武器化戰略危及世界糧食安全。近年來，美國、加拿大、巴西等糧食大國大力實施生物質能源計劃，打通了糧食與能源之間的通道，使全球糧食需求從食品領域擴散到能源、金融領域，成全了美國實現繼美元霸權、石油霸權之后的糧食霸權，可以預期今后美國將更多使用“斷糧”威脅手段來實現其政治目的。第四，金融投機和跨國糧商逐步掌控了全球糧食貿易的定價權。2007年以來，全球房地產和股票市場持續走低，迫使大量游資和各類基金轉投石油、糧食等資源性產品，國際糧價被芝加哥交易所里的大亨們炒得水漲船高。另外，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四大跨國糧商壟斷了世界糧食貿易量的80%，他們最擅長的手段就是利用資金優勢，通過資本運作消滅對手下，壟斷市場，從而實現操控價格、牟取巨額利潤的目的。今日糧價已非由供求雙方決定，而帶有很大的金融性，部分充當了貨幣功能?！叭鹫f”已經成為一種國際流行的說法，即貨幣是黃金，石油是黑金，糧食是白金。
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端在自己手里。一是千方百計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通過農田基礎設施條件的改善和先進科技的應用，充分挖掘糧食增產潛力，著力提高單產，努力擴大播種面積。特別是要高度重視培育壯大國內種子產業。更加審慎應對外資合資合作、并購、參股我國種業公司行為。二是制訂《國家糧食安全主權法》。按照立足國內“基本自給自足”的戰略目標，安排生產經營制度，對重要農產品執行無缺口覆蓋制度。在此基礎上，全面禁止外資對我國農業的滲透，全面檢討外資在我國糧食、種子、農藥等農業全產業鏈條上角色是否危及我國糧食主權安全。三是審慎發展轉基因農作物。生物技術作為當今世界競爭的三大前沿科技之一，我國應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加速推進研究，尤其轉基因技術更應加快研究步伐，努力跟上世界的腳步。但國內外實踐已經初步證明，農作物轉基因技術并不成熟，在抗病抗蟲、提高產量、改善品質等方面與傳統作物相比并不具備顯著的優勢，更大的隱患是尚不知對人體是否安全。歐盟等國普遍采取審慎態度，美國大量轉基因作物只用于出口和工業原料，基于我國尚能維持糧食自給自足的現狀，沒有必要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在逐步減少轉基因大豆、玉米等進口的同時，堅決阻止稻谷等主糧轉基因的推廣食用。
七、量與質的關系——量的安全是顯性的 質的安全是隱形的
糧食安全是量與質的統一。1996年，聯合國糧農組織糧食高層峰會提出：“人人都有權獲得足夠的安全而富有營養的糧食以保障其過上健康和有活力的生活?！币虼耍凹Z食安全”的內涵不僅包括量的要求，也包括質的要求。量的安全是顯性的，質的安全是隱形的。既要吃飽又要吃好，更要吃出營養吃出健康。土地污染、水污染、化肥農藥污染、加工環節污染使食品安全成了天大的問題。“誰能告訴我，究竟吃什么”成了社會流行病。吃本來是一頓飯的事，現在變了一輩子的事，吃不好，一眨眼，一輩子就過去了。更為可怕的是，在這場危及所有人的食品安全保衛戰中，人人都在后撤，人人都做旁觀者，能拿起法律武器捍衛者寥寥無幾。再加上政府監管不到位，目前，全國有72個地級區域、1305個縣級區域未設立食品監管機構，“禍從口入”就成了這個時代“人人自?！钡母?。（“禍從口出”本是文字獄和政治狂熱時代“人人自?！钡母础＃┯绕涫寝D基因糧食絕不能進入主食。美國種過轉基因的農田，小草瘋長，小蟲變巨蟲，除草劑、農藥無效。山西、吉林五六年前種轉基因玉米，家畜不產子、少產子、產怪胎，老鼠絕跡。五六年家畜繁殖二三代，老鼠可繁殖20代，而對于人只是生命的十幾分之一，危害沒有幾代人的時間跨度是難以知曉的?！秴⒖枷ⅰ?/span>2011年6月20日報道，2006年至2011年歐盟曾115次發現來自中國的轉基因大米食品，說明中國已有轉基因水稻種植。中國農學專家佟屏亞對此痛批一些科學家是拿老百姓當實驗鼠。要杜絕這種現象的發生，必須從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深刻認識其巨大危害。
八、產與銷的關系——農業經濟是“殖民地經濟”的現象必須改觀
主產區與主銷區的矛盾始終是一個未解的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個結必須解開。
“南糧北移”與“北糧南調”。國家糧食局的統計顯示，近年來，中國三大糧食主產區中，東北產區和黃淮海產區的播種面積和產量呈逐年上升之勢，而長江中下游產區近年來一直有逐漸減小的趨勢。中國南方是傳統的糧食主產區，這里水資源和氣候條件都很好，一年出產兩到三季，但這里尤其東南沿海地區，也是工業化、城市化率先起步并高速發展的地區，這導致南方的農業逐漸被弱化、農田逐漸減少，而北方地區則由于城市化和工業化步伐起步相對較晚，逐漸承擔了較多的糧食生產。在這種情況下，“南糧北移”現象出現；而在“南糧北移”的糧食生產格局下，產地和銷地出現地域上的分離，“北糧南調”已成定勢?！澳霞Z北移”、“北糧南調”雖然有其經濟發展階段上的合理性，但由于北方地區也需要并正在快速工業化、城市化，這就不可避免地與當下地方經濟發展和國家糧食安全統籌格局發生矛盾。
“窮省”與“富省”。在工業化階段，工業部門的投資利潤回報往往遠高于農業部門，因此那些工業化、城市化程度越高的省份，對農業的擠出情況就越突出。糧食主銷區，往往是經濟發達地區，每年要消費很多糧食，卻較少承擔調入商品糧風險基金的籌集任務。廣東1.07億人口已成人口第一大省，糧食自給已降到30%以下。素有傳統魚米之鄉的浙江、福建自給率也都下降到40%左右。盡管國家通過直補形式，對農民的糧、種、農資、農機等發放了各種補貼，但糧食生產是典型勞動密集、低附加值產業，比較效益極低。農民賣了糧食購買工業品，在為主銷區提供糧食的同時，農民的種糧收入以及糧食風險基金的補貼又會隨著工、農業產品巨大的剪刀差，最終流向糧食調入區——以工業生產為主的經濟發達省份，發達地區拿著高收入，吃著低價糧，造成了“窮省”補貼“富省”的情況。
“糧食大縣”與“財政窮縣”。現今的糧食主產地區都進入了經濟加速發展階段，由于這些地區承擔國家糧食安全的責任，因此只能獲得有限的開發。調查顯示，1997-2002年，13個糧食主產區有九個省區的產糧大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糧食年年在增產，但產糧大縣的經濟總量上不去，人均GDP與工業發達的省份差距越來越大。糧食大縣在保證國家糧食安全的重任與加快地方經濟發展的沖動下左右為難。陷入“產糧越多財政負擔越重”、“貢獻越大義務越多”的不利境地。
目前糧食主產區在保證國家糧食安全的同時，還提出要加快地方經濟發展，提速工業化和城市化。怎么來解決這個悖論？統籌糧食主產區和主銷區協調發展。當前主要應該做到“三個防止”：一是要防止糧食主產區滑向糧食平衡區。在推進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中，一定要穩定和加快糧食主產區發展，防止糧食生產下滑。二是要防止糧食平衡區滑向糧食主銷區。我國有11個糧食平衡區，這些地區基本上是糧食自求平衡。但是一些糧食平衡的省份在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中，隨著耕地面積的減少和糧食消費量的增加，有的已變成了糧食調入省份。要采取有效措施，遏止糧食平衡省向糧食調入省的下落。三是要防止糧食主銷區的自給部分大幅減少、調入量大幅增加。近些年來，一些糧食主銷區自給部分不斷減少，調入部分大幅增加，給國家糧食安全帶來的壓力加大。要做到這“三個防止”，必須從宏觀層面上，制定和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堅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道路。一是進一步加大強農惠農政策向糧食主產區傾斜。按照資源稟賦、生產條件和增產潛力等因素，科學謀劃糧食生產布局，明確區分功能和發展目標。集中力量建設一批基礎條件好、生產水準高和糧食調出量大的核心產區；在保護生態前提下，著手開發一批有資源優勢和增產潛力的后備產區。二是建立多種形式的銷區反哺產區利益補償機制。在發揮國家扶農、惠農政策主渠道作用的基礎上，要鼓勵各級政府采取多種形式、利用多種渠道，支持銷區反哺產區，構建主產區糧食生產保障體系。根據糧食銷區調入的糧食數量收取一定的補償金，多調多補償，少調少補償，不調不補償，支持主產區。三是中央統籌產銷兩區“互幫結對”、“對口援建”，幫助主產區進行農田基礎設施建設、低產田的改造、道路的修建、農民科技培訓等，國家每年對援建進展情況監督、檢查、評比。限制銷區進口糧食數量，對進口農產品征收差價稅，防止農產品過剩，財政支出激增。就糧食主產區的建設來說，除了在理念上、政策規劃體系上的進步，還需硬件和軟件上的產銷區聯動、雙重推進。比如水利、育種、倉儲、農業科技等基礎設施上的硬件支持，應該像設計航天工程那樣去做農業硬件上的投入，“有錢出錢”、“有人出人”。
九、人與物的關系——在人、畜、車爭糧的三角大戰中，保人抑車是根本
近年來，我國糧食需求呈現出一些新特點。一是社會消費總量持續上升，主要是生產用糧大幅增加。二是口糧消費穩中有減。迄今為止，在我國糧食消費需求中，口糧消費超過50%，仍是第一大用途。隨著糧食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肉蛋奶攝入量逐步增加，使口糧的人均消費出現了減少的趨勢。1995-2005年10年間，全國口糧消費量減少了0.5%。三是飼料用糧持續增加。我國家畜飼料用糧從1980年的6800萬噸增至2009年的1.2億噸，增加了近一倍。四是工業用糧增長較快。食品制造工業，包括糖果、糕點、調味品、豆制品、淀粉、食品添加劑、酒等行業，約占食品加工用糧的60%。農村做酒熬糖耗費的糧食，平均每年遞增4.7%。
從吃飽到吃好，糧食消費結構發生變化。來自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的調查顯示，近年來，口糧消費量及其所占比重逐年下降，飼料用糧、工業用糧及其所占比重明顯增長，其主要原因是我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導致的居民飲食結構的變化。據統計，東方型國家人均糧食消費量應在400公斤以上，日本人均消費量為450公斤，其中口糧直接消費為125公斤，其他均為肉蛋奶等轉化品。從長遠看，我國人口達到16億峰值的2030年前，按人均400公斤消費量計算，到2030年我國糧食總需求量將達12800億斤，比目前增加3100億斤。
人吃肉，豬吃糧，動物消耗糧食在提速。家畜飼料用糧從1980年的6800萬噸增至2009年的1.2億噸，增加了近一倍。這個數字相當于2010年糧食總產量的近30%。中國的豬肉消費量居世界首位（世界平均消費水平的2.5倍）。目前，中國農村人平均每天吃1兩肉，城里人平均每天2兩肉，中國人的肉類消費處在快速增長階段。中國人肉類消費的階段性目標是每人每天多吃1兩肉。因此，肉類消費的增長，將與口糧消費比例的下降同時并存。到2020年，中國的口糧需求為2億噸，而飼料糧消費增加到近5億噸。在保證生產質優量足的人用口糧之外，還要再生產超過口糧兩倍以上的糧食給牲畜吃，傳統農業系統無能為力。
人開車，車吃糧，機器正張開血盆大口吞食糧食。歐美國家發展生物能源改變了世界對糧食需求的預期，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糧食供求的格局,就是在供給不變的情況下，在需求方面,機器和人爭糧食，導致了糧食市場供需預期的失衡。美國2010年用于燃料乙醇生產的玉米達1.4億噸，等于幾億人的口糧；同時，美國已研制出用玉米可生產2000多種生產生活用品。目前,我國也在搞玉米乙醇,國家提供1375元/噸的財政補貼，每年拿出13.5億元來支持四家燃料乙醇廠，生產100萬噸乙醇,耗費350萬噸玉米。汽車加滿一箱燃料乙醇約需200公斤玉米，幾乎等于一個人一年的口糧。從利益博弈的角度看，乙醇燃料企業是既得利益者,而地方政府也支持該行業,因為可以帶來GDP、就業和財政收入，并支撐糧價高位運行有利于玉米產業的發展。因此,生物燃料發展地方有沖動，支持力度大；而靠市場生存的飼料企業、養殖企業和糧食加工企業的發展卻會受到成本不斷上漲的限制。汽車“吃”糧不符合中國國情,我們沒有發展消耗糧食的生物燃料的本錢,更不能鼓勵機器與人爭奪糧食。近期國際上很多分析人士把全球糧價上漲歸咎于一些國家過度發展糧食乙醇。中國是世界第二大能源生產和消費國，但人均占有能源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近50%的原油需要進口。發展替代能源，是國家需要考慮的問題，燃料乙醇的確是一種有效而清潔的替代能源，但卻要以每年消耗大量玉米作為代價。2007年，國家發改委不再批準以糧食為原料的燃料乙醇項目，轉而鼓勵使用木薯、甘蔗、秸稈等非糧食類原料生產燃料乙醇?，F有的以玉米為原料的生物乙醇項目也計劃在未來五年內全部轉化為以甜高粱、紅薯和木薯等為原料。如果不嚴格管理，發展生物能源很可能會出現“與人爭糧，與糧爭地”的現象。
目前已經形成了人、畜、車爭食的三角大戰，使得飼料糧安全問題日益突出。對于一個有13億人口的大國來說，如果糧食和農業出了問題，誰也幫不了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