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稱,南京從今年起將利用3年時間,對全市路牌逐步規范統一,目前已經更換320多塊,平均一塊路牌花費3000元左右,如果按照這一造價,全部更換將花費近1億元人民幣。這一新聞引起了市民和網友熱議。對此,南京市城管局的簡要說明指出,1億元的說法是誤讀,這一數字從未發布過,路牌規范設置是一個有步驟、分階段的系統工作,不可能一步到位。
在城市管理者眼中,更換路牌也許不算一件大事,但因為公眾不知情,這樣的“小事”同樣成了公眾與輿論關注的焦點。于是,有關部門不得不作出“事后說明”回應各方質疑,這恐怕是決策者始料未及的。
同樣是在南京,前不久“搬遷法國梧桐”也曾成為輿論熱點,相關部門多次作出“事后說明”才平息了風波。而新華網當時針對這一事件的“投票與調查”結果顯示,58.4%的被調查者認為“城市化宜多聽取民聲”。其實,如果地鐵建設部門在項目開工之前,多聽取專家學者的建議,多聽聽普通老百姓的聲音,合理規劃,科學布局,幾十棵大梧桐樹的“悲劇”就不會上演。現在,路牌更新決策的事先準備顯然并不充分,否則,公眾反響不會如此“強烈”,相關部門也不用忙于“事后說明”。
類似的“事后說明”在許多地方很常見。民眾作為城市的主人和管理服務的對象,對政策制定應該享有重要的發言權,但在現實生活中,有些部門往往不尊重甚至忽視、削弱這樣的發言權。因為事前征求民意、聽取民意不夠,所以公眾對一些城市管理決策不知情,更談不上什么理解與支持。也因為事前被忽略的聲音沒有被及時“打撈”,被壓制的意見表達不暢,一旦決策執行過程出現問題,公眾的質疑與批評便噴涌而出。在此背景下的“事后說明”,往往難以彌補前期疏漏造成的不利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事后說明”實際上是決策民主化、科學化不夠的后遺癥。
事實上,科學決策需要正確地把握正反兩方面的意見,需要各種觀點、意見充分的交流、碰撞和較長時間的磨合,讓不同意見尤其是普通民眾的反對意見,能夠在決策過程中得到充分考慮。
公共事務決策要想少些“事后說明”,就必須進一步強化決策的制度化、科學化、民主化,強化公眾的利益表達、偏好表達,使公共決策真正成為公眾參與決策的過程,成為最大程度凝聚社會共識的過程。這樣,公眾作為決策的參與者,不僅對決策過程了如指掌,而且還會一同承擔決策面臨的風險與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