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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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捅破膿瘡：實行休克療法，還是服用“緩釋膠囊”
地方債務因短期資金周轉不靈，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的擔憂正在消退，但不透明的地方融資體系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長期隱患，還是不能讓人放心。
8月初，由財政部代理發行的446億地方政府債券即將招標。然而，7月上旬，此類債券發行時，出現少量數額流標的陰影，似乎還未散去。當時，由于機構反應平淡，總計504億元的發債數額，最終只招標了493.4億元。
市場的擔憂，源于過去一段時間，中國地方債務數額公布后引發的一系列“恐慌”。6月以來，審計署、人民銀行和銀監會都對地方政府債務總規模發布統計數據，由于統計口徑差異，數據不盡相同，由此引發諸多猜測。
一些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如穆迪認為，中國官方統計數據有低估甚至漏報的可能，差額約有驚人的3.5萬億。
央行和審計署發言人隨后公開表示，統計數據真實可靠，外界的某些猜測沒有依據。國內投行中金公司還專門發布了《穆迪錯在哪里》的報告，指出其對中國地方債務的判斷過于悲觀。
爭論使債市動蕩。監管機構傳出地方債務不能“借新還舊”的嚴格信貸政策，使得城投債、企業債遭遇恐慌性下挫，市場成交萎縮。同時，新發地方債的流標現象也隨之而來。
違約的可能性有多大
“地方債引發中國經濟崩潰的言論，絕對是危言聳聽！”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在公開場合表示。他認為，根據審計數據，截至中國2010年年底，三類地方政府債務（負有償還責任的直接債務、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或有債務、償債困難時可能需政府給予一定救助的債務）合計10.7萬億元，而其中后兩類債務（占37.4%）并不會百分之百變為實際債務。即使全部假設為“實打實”債務，10.7萬億元債務余額，約相當于中國去年GDP的26.9%。加上中國公共部門債務和金融債券等，中國總體的公共部門債務率應在50%~55%，并沒有達到國家設定的60%的警戒線，總體可控。
而西方國家通常將地方債的債務率上限設定在100%。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地方債與希臘主權債務等歐債危機有本質區別。
不過，審計署在強調地方債不構成系統性或全局性風險的同時，也認為，一些地區和行業存在債務規模較大、債務負擔較重的問題，長期風險隱患不容忽視。
6月末，云南投資控股有限公司集團宣布重組，由于償債主體變更，引發了市場對相關債券違約的猜測；在更早的4月，有傳聞說，云南省公路開發投資有限公司向債權銀行發函稱“只付息不還本”，雖然地方政府很快出面協調和澄清，但仍然引發了市場對地方債務違約的擔憂。
分析人士稱，中央政府在2008年開始實施4萬億刺激計劃，除了中央的大量財政投入，各地方政府也以各種融資途徑來配套中央資金。去年開始，宏觀貨幣政策轉向，由適度寬松向穩健轉變，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多次上調，對房地產的調控也逐漸加強，這恰恰趕上不少地方融資明年將進入還款高峰期，某些不良項目的確有可能導致地方債違約。由此引起的債券拋售行為，可以看作是市場“正常的波動”。
不過，地方債的直接責任人通常是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融資主要是以地方的電力、煤氣、公路、自來水、房產、地產、煤炭、隧道、電信等資產為基礎或擔保，并非“空手套白狼”，最終違約的可能性并不大。
以山東省為例，2008年省政府性債務為1358.56億元，2009年為抵御國際金融危機、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一如全國各地的情況，該省地方債也大幅增加，至2010年年底增至4752.19億元。
山東經濟學院財稅金融研究所所長陳華稱，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地方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急劇下降，而相應的政府職能卻并未同比例減少。為了提供公共服務和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地方政府不得不大舉借債。“建設周期長、金額大、回收慢、收益率低、老百姓還離不開的項目，市場上沒人愿干，只能政府建。政府沒錢，自然就要舉債。”
據統計，山東地方債主要來自銀行貸款，截至2010年末達到2120.43億元，舉借主體主要是融資平臺公司和地方政府。根據財政部的規定，地方債使用范圍主要包括，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民生工程、社會事業基礎設施、地震災后恢復重建項目等。
山東省審計廳表示，從2008年開始，老百姓的感受是城市里路越來越好，廣場、綠地越來越多，這些都是各級政府用地方債籌集的資金，為老百姓辦的實事。據稱，當地剛落成的省博物館、省殘疾人康復中心，也都是用去年山東由中央代為發行的地方債券建設的。
不過，山東審計部門也發現，其15個市和118個縣政府設立了213家融資平臺公司中，有8家存在借新還舊問題，13家存在逾期債務，54家存在虛假出資、注冊資本不到位等問題，涉及金額55.38億元。此外，高校和醫院的負債問題較為嚴重。
針對這些“風險點”，當地的對策是，由財政收入中提取一定數額的資金作為準備金。目前山東省的償債準備金已達到71.27億元。
中國的區域差別巨大，當然不能一概而論。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就表示，從今明年短期看，中國經濟不會因為地方融資平臺問題出現系統性的連鎖反應，因為中國經濟盤子非常大。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有10萬億的債務余額，比例并不超標。同時，雖然中國地方融資平臺數量很大，但由于各地的差異非常大，只要處理妥當，發生“共振”的可能性比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