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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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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村調研”實踐活動山西省永和縣趙家溝村歸來有感
2011年6月12日-18日，筆者參加了中央國家機關青年“百村調研”實踐活動，在國家級貧困縣、山西臨汾市永和縣的坡頭鄉的趙家溝村駐村5天，和老鄉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分別入戶或到田間地頭與農戶交流，累積交流農戶20余戶，與30余位縣、鄉、村的基層干部，以及10余位鄉小學教師也進行了多次深入的交流。在駐村生活和交流過程中，一方面充分感受到了近年來國家支農惠農政策的給農民帶來的實惠，農村近年來收入增長對“幸福感”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強烈感受到在當前農業發展、農村發展和農民增收進程中出現的問題，需要予以高度重視。
一、山西永和縣和趙家溝村發展現狀
永和縣地處呂梁山脈南端，黃河中游晉陜大峽谷東岸，臨汾市西北邊緣。東鄰隰縣，南連大寧縣，北與石樓縣接壤，西與陜西延川縣一河之隔。全縣人口6.4萬，其中農業人口5.3萬，轄2鎮5鄉，79個行政村，306個自然村。永和屬十年九旱，屬雨養農業縣。全縣土地可利用面積169.5萬畝，人均占有26.25畝，現有耕地面積34.7萬畝，人均5.37畝；基本農田11.8萬畝，人均1.87畝，林地面積66.4萬畝，其中喬木林31.39萬畝，經濟林35萬畝。林木綠化率36.5%，森林覆蓋率17.3%。目前紅棗、核桃為主的經濟林產業已成為該縣的主導產業，2010年底，全縣經濟林面積達到35.5萬畝，產量達到1700萬公斤，經濟林產值達到6500萬元，占農業總產值的54%。具有豐富的煤炭、煤層氣等地下資源。
2010年，全縣地區生產總值完成4.6億元，資產投資完成3.1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完成2.4億元，財政收入完成2313萬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899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為 1616元，分別為全國平均數的63%和31%。
趙家溝村是坡頭鄉呼家莊行政村中的一個自然村。呼家莊共有農戶146戶，人口523人，耕地總面積7000多畝，其中包括退耕地1800畝。5200畝的種植土地上，溝壩地1600畝，其余是坡地。趙家溝村，現有村民65戶，234口人，除去外出務工人員和讀書人員外，在村常住約130人，其中低保戶9戶、五保戶1戶，耕地面積2500多畝，其中平地600畝，主導作物是玉米、核桃，核桃有1300多畝，3萬多株，已發展養豬戶8戶。2010年全村人均收入2000元左右。即使山西永和縣趙家溝這樣偏僻較窮的山村，國家取消農業稅、種糧直補、退耕還林、新農合醫保、養老、危房改造等政策也得到了很好的執行。老鄉們的生活雖然還比較困難，但是比前幾年都有了較大程度的改善，村民們的生活幸福指數不低。
二、“農民荒”和“農村空心化”問題的現狀
調研中，我們發現農村人口大量外流是當前“三農”問題的突出現象。趙家溝戶籍人口數234口人，在村常住約130人，基本上就是老年人和兒童。經我們與河北、湖南、內蒙等其他省的“百村調研”的同志們交流，其所在的農村也都基本是這種狀況。農村人口外流在給國民經濟增長與發展帶來收益的同時，也給農業農村的發展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一）“農民荒”和“撂荒”問題前景不容樂觀。
近幾年，在經濟結構的調整下，“民工荒”的問題時而引起普遍關注，所謂劉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問題的討論也此起彼伏。與此同時，就在公眾對“民工荒”問題寄予注意的同時，卻將藏匿于“民工荒”背后的另一種“勞工荒”現象——“農民荒”給有意無意地忽視和屏蔽掉了。何謂“農民荒”，相對應制造業的“民工荒”來說，就是從事種植糧食等農業的合格勞動者（農民）的大幅減少?！傲袒摹本褪怯懈貨]有種，成為荒地，這是農業中的“開工不足”。土地是農業生產的根本，事關社會穩定和糧食安全的大局。據報道，在全國農村尤其是欠發達地區、勞務輸出地區的農村，土地撂荒的面積并沒有隨著國家惠農政策的不斷加強而減少。相反，隨著農業高成本、貧富差距拉大的種種現實，部分農民認為“種地不如打工”，使土地撂荒的面積有增無減。[1]
在我們調研的趙家溝村目前的2500多畝耕地中，還很少有撂荒的現象，但是前景不容樂觀，一是目前種玉米、核桃等的主要勞動力都是60歲左右的農民，純樸的農民大叔大娘，出于對土地和耕種的自然感情依然堅守耕作，但是現在每人平均要經營20-30畝耕地，勞動力嚴重“超負荷運轉”。二是種田辛苦而收入少。該村農民基本上早上5點起來下地，晚上8點回來，帶著干糧和水，櫛風沐雨，鋤禾日當午，有的田地在5公里以外，有時候就要在地里過夜；據農戶介紹，一年收獲玉米約3萬斤，銷售收入3萬元，種子化肥等成本投入1.3萬元，如果計算上每天的勞動力成本70-80元，一年到頭凈收益率很低。三是目前農村已經出現種糧的農民不足，再過5-10年，這些老人無法勞作之時，種糧主產區的勞動力將后繼無人，據調查了解，青壯勞力由于種地純收入太低、種地條件太苦和不體面而不愿回村耕種，青年一代農民 “打工越來越成為農民收入增加和謀生的主要辦法”、“城鄉流動、遷移并定居城市日漸成為農民的最高理想”，即使他們在外務工遭遇困境返村，由于務農經驗嚴重缺乏，也成不了合格的農民。四是在這些地區土地流轉在制度上和實踐上都還不成熟，加上種地的低利潤率，社會資本進入正常閑置土地進行耕種的積極性并不高。這些問題如果沒有盡快解決，若干年之后，“農民荒”將不可收拾，農村已經存在的“撂荒”現象將會愈演愈烈，加上糧食生產的時令性，一次發生，影響一季，持續發生，惡性循環，將會嚴重威脅國家的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
（二）農村義務教育面臨“人去樓空”的嚴峻形勢。
我們調研所在的坡頭鄉在上世紀年代全鄉小學生最多時約有800位，2007年減少為200位左右，2009年開始減少為90位左右?，F在全鄉已經沒有初中學校，原有的初中改成了中心小學，有教職工24位，現在中心小學只有68名學生，其他行政村還有四所小學，共有21名學生，平均每個小學5名學生。中小小學的1-6年級分別只有13位、9位、10位、11位、14位、11位小學生，3700平米的校園面積，正在新建的校舍總投入130萬元，如果學生繼續減少，國家對學校的教學、住宿等基礎設施、教職工的經費財政投入將面臨巨大的浪費，財政資金的使用績效將受到極大影響。原來鄉里建設的行政村小學，有的已經只有幾個學生，有的校園已經撤銷而“人去樓空”，改作“養豬”、民房等其他用途。據調查了解，鄉村小學學生數量減少的原因主要三方面，一是農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導致的適齡兒童的減少，近年來該地農村大多一戶家庭只生1-2個孩子，而上世紀大多4個孩子左右；二是農村青壯年外出務工帶走了適齡兒童；三是鄉村學生到縣城、城市等教育條件更好的地方上學。
此外，在我們的調研中，農村學校民辦教師的“同工不同酬”問題比較突出，永和縣中小學共有30名民工教師，占，其中坡頭鄉小學有一名，據校長介紹，民辦教師在工作能力和工作態度上都很出色，但是工資待遇僅為“公辦”教師的1/4左右，“公辦”教師每月工資為2000-2600元，民辦教師每月僅為670元左右；民辦教師的處境讓人心酸，每次年底公辦教師發獎金的時候，校長都讓民辦教師不來上班，怕民辦教師因為沒有獎金而感覺不公平和難過。
（三）鄉村政權組織和干部隊伍建設面臨嚴重挑戰。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黨和國家的各項涉農政策在鄉村的貫徹落實，服務群眾生產生活，維護鄉村生產生活秩序，都需要鄉村基層干部具體實施。在永和縣這樣的農業縣，伴隨著農村青壯勞動力的普遍外出務工，農村基層政權組織、干部隊伍建設面臨嚴重挑戰，我們所在的趙家溝村平時看不到青壯年村民，基本上年輕的夫婦都外出務工，留村的主要就是老人和兒童，村里的主要青壯勞力和主要干部就是村支書一人，村委會每年包括工作補貼在內的工作經費只有3萬多元，他要服務包括趙家溝村在內的呼家莊行政村共146戶、523口人，事無巨細，疲于應付。鄉黨委書記、鄉長應同樣面臨這樣的工作狀況，在我們駐村的一周內，鄉黨委書記和鄉長除與我們交流外，每天從在到晚都是處于上下奔波在全鄉各處田間村頭。
近年來，在上級黨委的領導下，廣大鄉村干部團結和帶領農民群眾艱苦創業為推進農村的改革、發展和穩定，付出了辛勤勞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涌現出了一大批農村優秀干部的先進典型。但是，在鄉村政權組織和干部隊伍的政策水平、法制觀念、科學素質、工作方法、黨性修養還存在“短板”的情況下，更為嚴重和緊迫的問題是鄉村干部隊伍“人員短缺”、“后繼無人”。
（四）農村傳統文化和生活形態處于被消失的前夜。
目前，由于人口大量外流，留守的村民除過偶爾看電視和電影下鄉外，趙家溝村的傳統文化生活基本處于空白，傳統的社戲、戲曲、民俗活動已經基本上“曲終人散”，趙家溝村的古戲臺已經破敗不堪、長滿雜草。按照目前的趨勢，再過10到20年，隨著老人陸續過世、兒童外出求學，趙家溝村這樣典型的黃土高原的生態村落，可能將面臨“空巢”的境地，在趙家溝這樣的村莊，農村的傳統和文化生活形態將只能成為記憶中的往事。這樣的情況在南方等經濟較發達地區同樣觸目驚心。據報道，在廣州清遠連州市文化廣場旁，乘45分鐘的公共汽車，再徒步40分鐘的山路，穿過連綿山坳，便到了河背村。這是一個普通的粵北小山村?，F在，一年中最熱鬧的春節，也未能給它帶來一絲生機——原本23戶人家的村莊，如今搬遷得只剩下兩戶村民。[2]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農耕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根基，中華文化的靈魂和精髓與農耕文化和生活形態密不可分。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我們不能以“消滅”農村、消滅農耕文化作為代價，如果最終的結果是我們的傳統文化和生活形態不復存在，“水泥森林”和“鴿籠生活”覆蓋神州大地，那么我們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代價就太大了。
三、“農民荒”和“農村空心化”的原因解析
經研究發現，“農民荒”和“農村空心化”現象正在我國內地部分農村上演并日顯嚴重，這不僅將對“三農問題”的終結產生深刻影響，亦將給中國農村社會結構及農村社會的穩定發展等帶來諸多變數，需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筆者認為，上述情況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關鍵的共同原因是當前城鄉一體化中的農村向城市的單向輸出，即在在城鄉二元結構之下的城市化過程中，由于農業和農村投入產出率相對較低、相對城市基本公共服務相對較差，農村的人才、勞動力、資本、消費者（孩子上學、就醫等）持續、單向的向城市流動，導致農村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呈現資本和勞動力凈流出的現象，這種情況在臨近城市以外的農村較為明顯，尤其是以種糧為主的農村。
進一步思考發現，農村勞動力和資本向城市的大量流動，并非是資源有效配置、要素重新分配的新形式，而是城市又一次對農村的“汲取”，只是“汲取”的不是“資源”，而主要是勞動力。在城鄉二元結構之下，城市憑借著對農村的相對優勢吸引著農村人口不斷地流向城市，這在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的同時，卻也給鄉村社會經濟發展、社會結構變遷與鄉民的生產生活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這種影響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表現就是“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過度外流”。我們到農村調查不難發現，全國各地鄉村所聚集和留守的全是婦女、老人、小孩，青壯年勞動力在內地眾多農村已近乎絕跡。
雖然農村農業向城市和工業的勞動力、資本流動是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的必然現象，但是，縱觀世界工業化國家，鄉村“空心化”卻不是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必然結果。目前這些現象有的地方剛剛出現苗頭，有的地方已經比較嚴重，需要盡快研究應對，以體現“統籌城鄉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這種單向度的城市化戰略如若不改變，不只是中國農業現代化不可能實現，而且中國農業發展的后勁將徹底喪失，最終只能是農村、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愈演愈烈。
四、有關政策建議
（一）要高度重視解決“農民荒”和“撂荒”問題。
“農民荒”、“撂荒”，正困惑著打工者眾多的農村地區。解決“農民荒”、“撂荒”問題刻不容緩。糧食始終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基礎，任何時候都不能出現閃失。中央要求，18億畝耕地的紅線要堅守到2020年。必須節約每一寸土地，利用好每一寸土地。保住18億畝耕地，最重要和實際的是要“保住耕種18億畝地”，“有地必種”比“有地可種”更為重要。如果有地無人種，或者耕種程度不足，將是農業生產領域的“開工不足”，必然導致全國范圍的糧食減產、糧價上漲和引發通貨膨脹，并可能威脅國家糧食安全。國際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作為13億人口大國，我國確保糧食安全不能寄托于國際市場，必須依靠國內基本自給，自給率應達到95%左右。[3]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土地撂荒的問題，必須調動農民發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關鍵在于調節糧食生產的“利潤率”這個支點，從降低投入與提高收益的角度調節“撂荒”行為。
建議一，完善和調整城市化戰略和模式，真正體現工業反哺農業，真正的統籌城鄉發展，“建立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落實和體現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的協調發展”的要求。
建議二，價格和補貼，重點是價格。目前我國糧食等農產品價格依然偏低，這直接導致種糧相比其他行業的利潤率低，需要逐步提高糧食等農產品價格，這是促進農業生產的一個根本性措施。糧食價格提高了，農民才能根本上有種糧的積極性。調研中也發現，種糧農民近年來最大的收入增長是得益于糧食價格的上漲。建議逐步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將穩步提高糧食市場價格作為糧食價格調控的指導思路。種糧的財政補貼，由于政策執行成本、存在的“騙補”現象、對市場價格的扭曲效應等問題，只能作為輔助手段。
建議三，完善農產品補貼政策。一是繼續完善鼓勵農業生產的種糧補貼政策。自2004年我國實行糧食直補政策以來,以計稅耕地面積發放補貼資金的方式一直面臨質疑，時有村民在網絡論壇反映補貼沒有和實際耕種掛鉤，媒體報道也是有報道“騙補現象”，這是補貼政策執行難留下的政策漏洞空間。二是建議財政補貼的側重點從“補耕地”改為“補餐桌”。在將針對種糧補貼政策作為鼓勵農業生產輔助手段的同時，側重研究對于糧食等農產品價格上漲對城鄉中低收入群眾的影響，予以財政補貼。把補貼給農產品的終端消費者，由于城市中的政策管理技術手段相對較好，政策的漏洞小，同時這種補貼對糧食價格市場信息的扭曲效應小，有利于農業企業、農戶等各方面的種植行為決策，有利于整體經濟效率的提高。
建議四，研究完善農村土地承包權的流轉制度。農村撂荒土地流轉的方式有轉包、轉租、互換、入股等多種。推廣一些地方建立的土地入股、“反租倒包”等土地流轉做法，發揮市場配置土地的作用，使土地合理流轉，規模經營?？梢猿闪⑼恋亟洜I權流轉服務中心等中介組織，或由村委會收集農民土地流轉意向信息、將規劃范圍內的農民承包地“反租”過來，平整后將連片土地公開招租給經營戶或社會企業，從事集約化經營。在確保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不變的情況下，農民既可以獲得土地經驗權流轉收益，又可以外出務工或者就地務工。
建議五，研究國有資本進入規?；r業生產領域。在當前糧食價格還不能較大幅度提高的情況下，對于已經出現和可能出現的撂荒土地的區域，農戶和社會資本進入的積極性不高，需要國有資本彌補“市場失靈”，建議成立省級國有糧食種植企業，按照縣域組織糧食生產，確保在“有地可種”前提下的“有地必種”。同時，在企業大規模進入農業生產領域的情況下，要確保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這事關全局。“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李昌平均認為，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土地流轉要穩定聯產承包制，要學習日韓的成功經驗，要避免重蹈農民失地導致社會動蕩、經濟衰退的“菲律賓模式”[4]。
建議六，發展現代農業，應對“農民荒”。農業人口日漸減少、傳統農業文明日漸衰落是社會發展趨勢?，F代農業不僅是我國農業的最終出路，也是農業人口日漸減少、傳統農業文明日漸衰落的需要。由于傳統農業在資源配置上已經達到了極限，改造傳統農業最好的辦法是引進現代技術。20世紀50年代，周恩來同志在談“四個現代化”思想時就提到了農業現代化問題?，F在，雖然農業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離農業現代化的最終目標尚還有很遠的路要走。當前，需要繼續加大力度推廣現代農業技術，鼓勵規?；r業生產、完善農村金融信貸政策、完善農機具補貼政策、加強與農業生產有關的交通和氣象等設施、完善農村物流條件，穩定化肥、種子等農資價格，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有助于應對農業人口后繼無人的困境。
（二）統籌城鄉義務教育是解決農村義務教育的必由之路。
由于農村適齡兒童的大幅減少，并且趨勢更為明顯，農村義務教育的出路需要隨著“服務對象”的轉移而轉移，根本的解決之道是統籌城鄉義務教育，進一步擴大縣城、大中城市的基礎教育學校規模，平等的對城市戶籍和流動適齡兒童提供義務教育。加強農村義務教育投入和校舍建設的前瞻性，摸清情況，提早應對，對于一些尚未投入農村校舍建設的縣域要集中力量辦好縣鄉中心校，暫緩建設新的村小學，加大中小學生的住宿補貼和伙食補貼政策力度。
（三）鄉村基層政權組織建設需要新思路。
上層建筑是被經濟基礎決定的，政權組織建設是受干部隊伍影響的。鄉村農村基層政權組織建設，一是要繼續提高干部隊伍的政策水平、科技文化素質、轉變思維方式、改善管理方法和工作方法、加強黨性修養；二是要繼續加大對農村基層組織的財政轉移支付，保障基層政權的正常運轉，對于條件艱苦地區的鄉村組織要加大補貼，以吸引合格人才從事鄉村干部工作；三是要把鄉村基層政權組織建設，放在解決農村“空心化”、城市反哺農村的大框架下考慮進行。
（四）適當集中：拯救農村傳統文化和生活形態。
對于山西永和縣這樣的農業大縣，外出務工人員比例大，農村的凋敝是短期內難以避免的，建議在集中建設縣城的基礎上，加大對地理位置分散的農村整合力度、推進坡地梯田退耕還林、完善農田流轉和轉租服務，將人口大幅減少的農村適當集中，規模化的提高基礎公共服務水平、保留和恢復農村傳統文化和生活形態。建筑群落格局的改變必然改變生活形態，生活形態的改變必然改變文化習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不是“消滅農村”。在這個進程中，要避免“消滅農村”、單純以城鎮化替代農村、以單元樓替代村莊。
五、結語
中國是農業大國，更是人口大國，農村發展、農業穩定、農民幸福，則國運盛、民心穩、社會和諧。當前，新時期“三農”問題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對其存在的問題依然要保持密切關注，未雨綢繆，防患未然。農民向產業勞動者轉移，在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素質、改善生活水平和促進自我發展的同時，卻因單向度的城市化政策和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過度外流，加上資本等外流，而使農村“空心化”，農村生產日漸萎靡、農村社會逐漸凋敝，“農民荒”應然而生。一個人口大國、一個農業大國出現了“農民荒”和“農村空心化”,這是一個重大的國情變化。
從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以及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要求，重視城市化進程中“三農”問題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按照城鄉統籌發展的思路，改變城市化化中的單向流動、從根本上遏制農村“空心化”、“農民荒”和“撂荒”等現象的進一步蔓延與惡化，為經濟社會的平穩健康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1] 參見：《妥善解決農村土地撂荒問題》,http://news.cntv.cn/20110314/105417.shtml，訪問時間2011年6月29日。
[2]參見傅尹：《從“農民荒”到“土地荒”有多遠》，載于《南方都市報》，2010年2月19日。
[3]萬寶瑞：《當前農業發展需要關注的五個問題》，載于《新華文摘》，2011年第12期。
[4]1898年美國從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賓后，西方農業跨國公司和本國資本家一直控制著農業和農村的金融保險、土地交易，農產品加工、流通、倉儲，生產資料生產和銷售，技術服務和基礎設施等領域。農民只能租佃土地從事種植業和養殖業，或做農業工人。隨著農業技術進步，大量失業農民涌進城市。在城市就業崗位增長下降，進城農民工找不到工作，失業問題轉化成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軍人走上政治舞臺，政局不穩，社會動蕩，經濟衰退，反過來失業更加嚴重，以致惡性循環。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菲律賓經濟衰退、社會動蕩、政局不穩，人民生活日趨艱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