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發展是硬道理，穩定是硬任務；沒有穩定，什么事情也辦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去。這個道理，不僅全黨同志要牢記在心，還要引導全體人民牢記在心。記得溫家寶總理在關于“成果”會否失去時也講：如果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去。
筆者贊成胡錦濤的“沒有穩定，什么事情也辦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去”的結論。但既然“全黨同志要牢記在心，還要引導全體人民牢記在心”，那么，“全黨同志、全體人民”就應該清楚這樣一個問題：什么因素造成了不穩定，怎么做才能夠穩定。至于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不穩定，筆者以為至少有幾點：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導致權貴階層熱衷于掠奪和盜竊，將鄧小平的改革偏離了方向，這種“改革”使整個社會處在動蕩之中，腐敗盛行，民怨沸騰；極左勢力、文革遺毒和封建余孽把持了主流媒體，造成全民思想混亂；權貴集團借改革之名，“打左燈向右轉”，極力縱腐、制腐, 操縱經濟而摧殘人民，借法制之名剝奪民權、踐踏法律。人民對腐亂已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反腐浪潮風起云涌；……
怎么才能夠保持穩定? 靠擴大維穩隊伍, 用高壓政策行嗎? 靠給軍隊、給公務員漲工資行嗎？唱唱紅歌、頌歌行嗎？這些辦法肯定不能治本。要長治久安, 首先得真正回歸鄧小平理論，腳踏實地地解放思想，進行政治改革，使人民過上自由、平等、法治、均富的生活。
胡錦濤7.1講話，在1萬4千字的講話中，多達44處提到“改革”。而筆者注意到，廣東的改革，似乎是“社會建設”。2011年6月2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邀請16位來自全省各地、各行業的省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社會各界別代表人士座談，聽取關于加強社會建設的意見建議。被邀請者的發言，圍繞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增強基層自治活力、培育壯大社會組織、創新人口管理和服務機制、務實推進網絡問政、維護群眾合法權益、培育良好社會心態、深化社會體制改革等暢所欲言。汪洋認真聽取發言并就若干重要問題與大家深入討論，并強調，要繼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要創造寬松和諧、規范有序的政治協商環境，搭建讓各方面人士踴躍發表意見建議的平臺；鼓勵敢于和善于提出意見建議，包括提出不同看法、反對意見甚至是反對但錯了的意見。
汪洋強調，加強社會建設，要創造講真話講實話的民主氛圍。可以說，聽真話實話是執政黨科學決策、正確決策，為人民謀取更大福祉的前提條件。
于是，有人開始講真話了。比如中共廣東省委黨校教授蔡兵說，廣東近年來在全國的改革引領作用正在弱化。他說，廣東存在一些多年一直無法解決的“老大難”問題：一是經濟增長很快，民眾收入增長卻很慢；經濟增長較快與居民收入增長較慢，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平，在全國很突出。二是廣東發展的步伐令人矚目，但這種快速發展的背后，也讓廣東民眾越來越感受到工作緊張和生活的壓力。住房難、上學難、看病難這些民生領域的所謂“新三座大山”正重重地壓在人們身上。三是社會問題越積越多，解決起來越來越難。一般尊重事實的人不會否定廣東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先行引領作用，但在改革進入深水區后，特別是在改革需要在各種利益方面尋找新的平衡點，需要在改革難點領域進行大膽探索方面，廣東在全國的改革引領作用正在弱化。
其實，蔡兵所說還相當表面。廣東的問題遠不止此。
首先，是廣東的吏治。廣東有關政府部門表現之落伍于時代，堪稱一個全國率先開放地區的恥辱。比如深圳為迎接大運會，竟然下令嚴禁農民工通過群體性上訪等非正常手段討要工資，否則造成惡劣影響的，追究其刑事責任，討薪也要治罪，真是聞所未聞。深圳同時將8萬余名“治安高危人員”清出深圳，其做法甚至罕見的引發了《人民日報》的公開批評。令廣東官員形象不佳的事件還有轟動全國的廣東中石化“天價茅臺酒”事件。廣東的腐敗問題是全國著名的，且領導出面力挺和庇護一大批已經被查處、聲名狼藉、民眾口碑極差的貪官也世人矚目。任人唯親，裙帶政治，上行下效，買賣官職的浪潮泛濫。民眾盼望，一個道德淪喪、腐敗蔓延、與民爭利、竭澤而漁的廣東官場，盡快在社會建設中結束。
第二，是廣東的治安。全國十大治安最差排名，廣東就占了三個：深圳第一、東莞第二、廣州第五。廣東治安之差，曾出現過幾個極端的個案：動用軍隊負責廣州火車站治安、國民黨元老后代在廣州火車站現金、身份證被偷盜一空，竟然在廣州流浪十一年；抗非典英雄鐘南山在工作單位廣州醫學院的門口，被劫匪飛車搶奪手提電腦；華人社會著名作家龍應臺剛到廣州即被洗劫一空，于是寫下名作《我就這樣認識了廣州》，她這樣描述當地警方的表現：一個警員卻花了90分鐘的時間做筆錄。筆錄，其實只有那3百來個字。“以為他會立即‘辦案’，譬如說，管區警員可能熟悉那一區 的竊盜集團，會試圖聯系；譬如說，路口和酒店都裝了監視電視，馬上把出事時段的錄像帶調出來檢視；譬如說，詢問酒店的工作人員，追查線索……90分鐘過去了，我才發覺，警察唯一做的，是寫好筆錄，發給我一張報案失竊證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處申請臨時臺胞證。其它的，都別想了。”龍應臺廣州被竊，曾成轟動港澳臺兩岸四地的重大新聞。不過要說明的是，長期來廣東相對開放、開明，輿論監督的力度和人權狀況也相對良好，所以被揭開的蓋子當然也就相對更令人矚目。30年來，中國大陸的人喜歡廣東的熱情始終不改，原因自然是輿論監督的力度和人權狀況，廣東要相對良好。
第三，廣東的貧富差距。2010年官方的一份調查顯示，經濟發展領先的中國廣東省貧富兩極分化嚴重，全省仍有225.6萬戶住在泥磚茅草屋，山區農村人均GDP只有珠三角地區的四分之一。省政協專題調研組報告反映，2009年廣東縣域GDP僅占全省的16.9%；全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2.67：1擴大到2009年的3.12：1。落后程度令實地考察的官員難以置信。在住房方面，深圳今年上半年房屋平均成交價為每平方米1.8萬元，但與此同時，全省還有225.6萬戶人居在泥磚或茅草房中，其中茅草房達到7萬至8萬戶。
粵西雷州有個東塘村共有908戶3957人，處于貧困綫以下的有468戶2021人，貧困率超過51%。按世界銀行統計，30年前中國的整體貧困率約為52%。也就是說，這里的生活水平還停留在1980年代！“要地沒地、要糧沒糧”，這里的村干部說，這里是雷州的撒哈拉。有關人員說，全國最富的地方在廣東，但最窮的地方還在廣東。
第四，廣東的輿論。在這里筆者只說深圳，記得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溫家寶總理赴深圳考察，曾高調疾呼政治體制改革，但深圳卻裝耳聾聽不見，《深圳特區報》則明言政治體制改革“有風險”，帶頭做實際上的反彈。當時就有外界輿論評判說，深圳官員的改革力量不如廣州，深圳的知識階層也明顯沒有廣州的那么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現在很多深圳人特別是官員與知識精英，關注的都是自己的既得利益，“拔一毛而利天下不愿為”。溫總理在考察深圳時疾呼政治體制改革，引發中國新一輪關于改革姓“社”姓“資”的大爭論，深圳輿論卻裝聾作啞，全無所謂“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的起碼姿態。……更有甚者，溫家寶在深圳發表的政治改革言論，在深圳電視臺及其它一些媒體上“失蹤”，顯示“北方封建落后人士在廣東珠三角圈出來的‘租界’”對政治改革的抵制。被既得利益者統治了的深圳，并不希望普世價值的實現，也不愿意推行真正的還政于民、還權于民的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筆者記得當時汪洋就職廣東不久，就呼喚深圳要“殺開一條血路”；但至今血路不僅沒有殺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迷途則時不時跳躍而出；深圳本來是“春天里的故事”誕生地，現在卻對“東方紅”似情有獨鐘。……
做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和率先富起來的省，在戶籍改革、農村義務教育免費、取消暫住證都走在了中國前列。但相對于其經濟發展上的出色貢獻，其他方面的表現卻遠遠落后于世人的期待。
客觀來講,自進入21世紀以后,曾一直引領改革時代潮流的廣東蛻變了。因為廣東存在上述種種問題，曾有人把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之爭上升到中國的未來道路之爭。但筆者說過，如果僅僅唱紅是唱不來幸福的，同樣靠暴力革命也革不出幸福來；要遵循民主、法治、人權的路徑才能找到幸福。筆者還說，目前中國似乎還處于“訓政時期”，要達到憲政，人民還有一段艱辛的路程。從“訓政”達到憲政，則要靠廣大民眾和體制內的良心、良知官員的有效互動；在筆者的心目中，中國大陸是不乏良心、良知官員的；比如，筆者近三年來曾常常宣揚、也為眾多網民肯定的溫家寶、汪洋、張春賢……等等官員。
但若只用一個詞來定義廣東模式的話，那就是民主。汪洋在依法治省工作會議上的一個講話，淋漓盡致的表達了這一理念：要以民主為核心，加快推進政治建設法治化；沒有民主就沒有人民群眾的幸福生活，規范有序的民主政治是人民之福。要創造條件讓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不斷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渠道，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讓廣東人民群眾在法治的陽光下平等、自由生活。追求公平、尊嚴和高質量的生活已成為全社會的強烈呼聲和價值取向，人們的幸福感不僅僅依賴物質條件，還要靠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來提升。汪洋就是談到民生，也是從法治的角度闡述：以民生為重點，加快推進社會建設法治化。要寓民生于行政執法之中，特別是把農民工、失業人員等作為關注對象，對弱勢群體的合法權利予以重點保護。……
近日，汪洋在線與網友交流。他說：網絡問政首先應該是平等地問、虛心地接受，不計態度、不問來歷，“為什么領導可以發脾氣，群眾不能發脾氣呢？為什么領導可以罵娘，群眾不能罵娘？”好一句“為什么領導可以發脾氣，群眾不能發脾氣呢？為什么領導可以罵娘，群眾不能罵娘？”！汪洋允許群眾“罵娘”，就是要告訴那些喜歡“罵娘”的官員，你能“罵”群眾的“娘”，群眾也能“罵”你的“娘”；這體現出了一種官民平等的關系。汪洋允許群眾“罵娘”，更體現出了民主的進步。
就在中國“網絡問政”被弄得風生水起的近幾年，“跨省追捕”、“跨地追捕”這些字眼不斷出現在網絡上，甚至還有網友因“文字獄”至今仍無人身自由。就在汪洋同網友在線交流的前一天，媒體還披露了南陽市公安局回復網友在“書記市長網上留言板”上的內容時稱：“你的想法也好，呼吁也好，完全是逆潮流而動，是螳臂當車”、“公安機關將密切關注你的煽動性言論是否造成不良社會影響再視情處置”。如此充滿威脅口吻的回復，令人不寒而栗。
鳳凰網名博周蓬安說，美國之所以如此強大，如此令中國貪官親屬心向往之，關鍵其實也就兩點：一是美國人可以將國旗縫在褲衩上、胸衣上，國民隨時都能看到“國家象征”的國旗，感受到國家的力量，因此，你想不熱愛這個國家都難；二是美國人可以“罵總統”，而且可以公開地罵，體現出的是官民之間真正的平等。……
此次胡錦濤的七一講話，明確指出，改革開放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要改革是毫無疑問的，但問題是改革什么，如何改革。而改革的最大難點就是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這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政治勇氣和魄力。目前中國處于改革和轉型關鍵期，處在“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歷史節點上。過去，中國需要改革，如今中國仍然需要改革……。
廣東目前的改革，是圍繞“社會建設”來進行。筆者想向汪洋進言：請關注社會建設的最大公約數。社會建設目前的最大公約數有哪些？筆者以為主要有：
一，清除文革遺毒與封建殘余。正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較早前與香港著名人士吳康民會面時，把文革遺毒與封建殘馀歸類一樣，的的確確，現在文革幽靈尚在。而他們，則是阻礙人民通向民主、憲政和幸福之路的障礙。筆者現在有一種感覺：文革遺毒與封建殘馀，正在有將國際糾紛和國內矛盾歸咎于中國大陸自鄧小平以來的改革開放者的勢頭。
二，大張旗鼓地重述鄧小平理論體系。筆者要強調的是，雖然鄧小平不可避免地具有那個時代的自身缺陷，然而正是鄧小平，最早撕開冷戰的鐵幕；是鄧小平，在1980年代就提出“共同富裕”的思路；也是鄧小平，反復重申中共13大政治報告一個字都不能改；……。在鄧小平理論體系中，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都有涉及，核心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三，鐵腕反腐，依法行政，伸張公平。在中國，政府最大的弊病就是腐敗，人民最大的痛恨就是腐敗，文革遺毒與封建殘余用以挑動民心的也就是腐敗和社會的不公平。中國并不缺法律，缺的是對權力的約束；權力一旦沖破牢籠，一切法律條款反而成了欺騙和壓榨人民群眾、貪腐勾結的工具。所以，廣東的社會建設能否成功，套用《讓子彈飛》中一句臺詞：“第一是公平，第二是公平，第三還是他媽的公平”！
與其建設“幸福廣東”，不如打造“公平廣東”。……
最后要說的是：我們時代的挑戰是對價值體系的徹底改革，打造新的認知。我們不能在舊思維上建立新國家。一個國家，最好的投資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對于人類尊嚴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