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研究所網站發布了城市化委員會副主任、當代中國研究所原副所長武力的署名文章《關于新中國經濟史三個問題的思考》。文章貫穿新中國經濟75年的發展歷史，圍繞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與市場關系、從“鄉村支持城市”到“融合發展”的城鄉經濟關系等，對經濟發展影響重大并聯系緊密的三個問題進行闡釋。詳見全文：
關于新中國經濟史三個問題的思考
武力
2024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是實現“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的關鍵一年。新中國經濟75年的發展歷史，可謂波瀾壯闊、成就輝煌，完成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并邁上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回顧新中國75年的經濟發展歷程，總結歷史經驗，有利于我們更好地學習貫徹習近平經濟思想和中共二十大有關經濟發展的戰略部署。新中國75年的經濟發展成績顯著、內容豐富，這里筆者僅就貫穿75年始終、對經濟發展影響重大并聯系緊密的三個問題談一些粗淺的認識。
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
工業化是現代化的主要內容，是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是人類社會由古代農業文明轉變到現代工業文明、由傳統農業社會進入現代工業社會的根本力量。恩格斯曾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是在既定的、制約著他們的環境中，在現有的現實關系的基礎上進行創造的，在這些現實關系中，經濟關系不管受到其他關系——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多大影響，歸根到底還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它構成一條貫穿始終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紅線”。因此，要準確理解和把握新中國75年的歷史，尤其是中國式現代化，就必須了解中國的工業化。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黨和政府面臨的是被戰火嚴重破壞的原來就很薄弱的工業基礎。抗日戰爭前機器大工業產值僅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0%左右，又遭受戰爭的破壞，1949年與抗日戰爭前的最高年份相比，工業總產值降低了一半，其中重工業約降低70%，輕工業約降低30%。1949—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黨和政府出臺相關舉措，著重利用現有設備和生產能力，重點投資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促進地方工業的恢復和發展，鼓勵私人投資工業等，使工業生產迅速得到恢復。1952年工業總產值343.3億元，與1936年相比，增長了22.5%。1950—1952年年均增長34.8%。到1952年底，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大大超過1949年的水平，也超過了解放前的最高產量，其中鋼產量增長最快，1952年比1949年增加7.54倍，比歷史最高水平增加46.3%；生鐵產量比1949年增加6.72倍，比歷史最高水平增加7.2%。
中國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與資本主義列強正面接觸，到新中國成立時，其經歷是痛苦的。作為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受害者和中期帝國主義戰爭的犧牲者，新中國成立后，又先后經歷朝鮮戰爭、臺海危機、越南戰爭、中印邊界和中蘇邊界沖突，必然對國家安全問題十分憂慮和不安，存在著強烈的防范心理。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近代以來所形成的民族“危機感”，在1949年以后并沒有消失，而是表現為對國際上的危機仍有著過高的估計。因此，中國不僅要進行工業化，還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哪怕這種非均衡的發展代價很高，直接的經濟效益并不明顯。就像美國著名的經濟史學家羅斯托在《經濟增長的階段》中所說的：“反抗更先進的國家的入侵——素來是從傳統社會轉變為現代社會的最重要的和最強大的推動力，其重要性至少與利潤動因等量齊觀”。
正如經過毛澤東親自修訂的《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所說：“因為我國過去重工業的基礎極為薄弱，經濟上不能獨立，國防不能鞏固，帝國主義國家都來欺侮我們，這種痛苦我們中國人民已經受夠了。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建立重工業，帝國主義是一定還要來欺侮我們的。”但是要優先發展重工業，就需要集中有限剩余，即通過具有強大動員能力的政府，調動國內資源來突破“貧困性陷阱”。因此，我國選擇了蘇聯創造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以實現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和實現工業化。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具有以下五個特點：一是以高速度發展為首要目標；二是優先發展重工業；三是以外延型的經濟發展為主（外延型的發展是指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途徑是靠增加生產要素）；四是從備戰和效益出發，加快內地發展，改善生產力布局；五是以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為目標，實行進口替代。在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實施中，出于國家安全需要，建立現代國防工業又是重中之重。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同時也認識到不能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的合理發展。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明確提出：“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么穩固，幾十年后算總賬是劃不來的。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談農業重要性時說：“因此，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要說服工業部門面向農村，支援農業。要搞好工業化，就應當這樣做。”2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專門論述了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這里所講的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又提出：“講到農業與工業的關系，當然，以重工業為中心，優先發展重工業，這一條毫無問題，毫不動搖。但是在這個條件下，必須實行工業與農業同時并舉，逐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和現代化的農業。過去我們經常講把我國建成一個工業國，其實也包括了農業的現代化。”
經過前兩個大規模的五年計劃，特別是吸取“大躍進”的教訓，中國共產黨對如何發展工業的認識大大前進了一步。1963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要求對中央草擬的《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繼續研究。文件提出我國工業發展的方針包括：一是工業和農業密切結合，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并舉。二者的關系是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二是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生產密切結合，發展重工業和發展輕工業密切結合。二者的關系是重工業是建設的中心，但是，可用多發展一些輕工業的辦法來促進重工業的發展。三是民用工業和國防工業密切結合，發展基礎工業和發展尖端技術同時并舉。二者的關系是基礎工業為尖端技術創造廣泛發展的條件，反之，尖端技術又為基礎工業創造提高的條件。文件還指出，所謂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就是要有能力為農業、工業、國防、交通運輸業提供成套技術裝備的基礎工業體系。
在和平時期市場經濟運行中，產業經濟的轉移軌跡一般是農業—輕工業—重工業，而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當比較優勢不能產生作用時，我國選擇了當時并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優先發展，這使得我國需要進行超越常規的制度安排才能完成跨越式發展。圍繞著重工業優先發展的目標，我國逐步形成脫離市場的產品和要素價格體系，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體制和缺乏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
改革開放前的29年，在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下，中國工業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同時也留下了諸多的問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盡管中國工業發展出現過多次波動，但是40多年間工業的快速發展，不僅成為經濟高速增長的首要因素，而且整個工業的規模、技術和主要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都有著質的飛躍。
1978年以后至2012年進入新時代之前的30多年里，中國的工業化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一是在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上，呈現出以市場機制引導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格局，尤其是混合經濟和民營經濟最有活力。二是形成以市場與政府“雙輪驅動”的均衡與非均衡發展并存的局面。在產業結構上，前期為市場導向的輕重工業均衡發展，后期為在政府導向下向重工業傾斜的“重化工業化”；在區域工業布局和發展方面，則表現為1999年之前為非均衡發展傾向，1999年以后則表現為區域之間的均衡發展。三是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和市場。這個時期的工業化是對世界全面開放的工業化，中國緊緊抓住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發揮自己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和長期社會穩定環境，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和市場，引進來、走出去，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快速工業化和經濟高速增長，到2012年中國雖成為工業大國，但還不是工業強國。中國在500多種工業產品中有220余種產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核心產業的技術水平還比較低，總體上處于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中低端環節：大型民航客機百分之百從國外進口，石化裝備的80%、數控機床和先進紡織設備的70%依賴進口。如果中國不在核心技術上實現突破，很容易被鎖定在產業結構和價值鏈的低端，極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發展總是波浪式前進的。“十二五”期間，我國在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國際影響力上了一個大臺階的同時，經濟發展也開始進入增長速度相對放緩、結構調整緊迫、發展動力轉換的新階段，又被稱為“經濟新常態”。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緊緊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和新質生產力的發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又上了一個大臺階，中國的工業化由高速度發展轉入高質量發展，農業現代化也蹄疾步穩、扎實推進。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與市場關系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經濟發展最突出的問題是實現趕超型工業化，以跨越“貧困性陷阱”。為此，中國實施了政府主導型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建立了保障高積累以及“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將非常有限的農業剩余資源集中到國家手中，以確保重工業建設的高積累和高投資。在政府主導型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背景下，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我國國防科技事業等取得多方面重大突破，為以后改革開放新時期科學技術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實現現代化目標，奠定了堅實基礎，積累了寶貴經驗。正如鄧小平1988年10月在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時所指出的：“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就經濟建設來說，1949—1978年，我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封鎖和禁運、中蘇交惡的國際環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對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除了在國防工業、尖端科學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外，還在改善基礎設施、縮小沿海與內地差距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197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3679億元，占世界經濟的比重為1.8%，居全球第11位。
1949—1978年，中國的資金、人才嚴重短缺，為加快工業化步伐，通過實行單一公有制，排除市場調節對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戰略的妨礙，將資源配置集中在政府手中。這種經濟發展戰略和制度安排雖然保證了重工業的迅速發展，但是同時也帶來了較嚴重的消極后果。一方面，這種發展造成全面“短缺”和經濟運行緊張，使工業化缺乏后勁并引發周期性經濟波動；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從長期來看，不利于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不利于國民經濟的全面健康發展。從現代國家發展生命周期來看，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經濟處于初步成長期和工業化初期，此時政府試圖通過排除市場機制、高度集中配置資源來快速實現工業化，以及趕超發達國家的夢想是不可能實現的。
1978—1991年實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發生了顯著變化：一是恢復了市場機制并且市場調節的范圍和作用不斷擴大；二是政府職能由過去的全能型逐步向效能型轉變。計劃經濟體制改革先是以農村為重點，后來轉向以城市為重點、城鄉聯動和全面改革。在這一階段，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全能型政府經濟職能主要從兩個方面化解：一是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同時允許非公有制經濟、“三資”企業存在和發展。隨著市場需求不斷擴大，民營經濟成為工業化快速發展的重要生力軍；“三資”企業隨著外商投資領域的拓寬，也成為工業化的重要推動力量。二是宏觀經濟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市場機制的調節范圍日漸擴大。這個時期政府的指導思想發生顯著變化：由“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的主從結構，到“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板塊結構，再到“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上下結構，最后又回到“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動態過程。這反映出政府直接管理經濟的職能逐漸弱化，市場調節經濟的職能逐漸強化。政府采取效益優先的收入分配公平政策和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釋放了受到壓抑的需求，同時“短缺”的普遍存在，使經濟在繁榮中多次出現過熱，消費需求旺盛，不存在總需求不足問題，國民經濟的曲折和波動主要是總供給內部結構失衡造成的，或稱之為“供給約束型”的經濟波動。政府整頓經濟、穩定增長的重點是恢復供給側內部平衡。
從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國基本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在全面深入推進的基礎上，城市改革重點由“增量改革”為主轉變為“存量改革”為主，由“產品市場改革”為主轉變為“要素市場改革”（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為主。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和中共十四大召開以后，經濟改革的三大主要任務包括：一是完成國企改革的攻堅任務；二是培育以金融、勞動力、房地產為重點的要素市場；三是轉變政府經濟職能（建立間接的宏觀調控體系，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促進市場化改革的主要動力則包括：一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二是財政轉型（分稅制改革、取消農業稅）；三是科技進步、產業結構升級；四是所有制結構的多樣化，民營經濟比重不斷擴大。這個時期，勞動力轉移紅利、國內外需求旺盛、資源供給充足、環境保護要求不高四個因素是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外需擴大和國內消費升級（由“衣、食”為主升級到“住、行”為主）導致了市場需求旺盛；“土地財政”、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高速公路和鐵路建設以及實行“反哺”政策，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有了充足的擴張空間。因此，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手段與前兩次有重大區別，政府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在積極擴大內需的同時促進經濟總量平衡。
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面對經濟發展的“三期疊加”問題和必須由高速度轉向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審時度勢，及時把握住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這個重大歷史轉折，以改革為動力，抓住和解決政府與市場關系這個經濟運行中的最關鍵問題，來化解“三期疊加”問題，實現高質量發展。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并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必須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為此，《決定》要求：“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開放型經濟體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方面，《決定》提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并做出以下三個方面的改革部署：一是健全宏觀調控體系；二是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三是優化政府組織結構。
《決定》表明中國共產黨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和把握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從而為新時代改革和完善政府與市場關系提供了正確理念、發展目標和改革任務。中共十八大以來，在不斷改革完善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過程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提出并加強了黨的全面領導。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最高政治原則，系統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全黨增強‘四個意識’，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確保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確保黨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總之，新中國75年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的歷史說明，在處理政府（計劃）與市場關系方面，沒有固定不變的制度、領域和辦法。政府和市場各自發揮作用的領域、相互之間的邊界以及辦法和力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發展階段、內外環境、經濟形勢、所有制結構和具體問題，以及市場成熟程度和中國共產黨治理國家能力的變化，因時、因地、因事、因所有制制宜而變動不居的。
從“鄉村支持城市”到“融合發展”的城鄉經濟關系
從農業文明社會轉為工業文明社會的過程，既是生產方式的變化，也是人口流動、居住環境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即城市化的過程。反過來，城市化又進一步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人們物質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交往的便利。城市化既是人類社會必然經歷的進程，也是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新中國在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是如何處理工業化、市場化與城市化的關系，有哪些經驗教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直接關系到“以人民為中心”、經濟可持續發展、社會長期穩定以及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等戰略目標。
工業化一般是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動，人口逐步由傳統空間分散的農業向新興空間集中的第二、第三產業轉移，也就是城市化的過程。在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時期，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被嚴格限制，并為此建立起嚴厲的戶籍制度。這雖然可以保證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戰略，但卻無助于“趕超”戰略的實現：一是由于人力資源絕大部分長期被強制滯留在人均資源短缺、效益低的農業，農業必然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造成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周期性的“資源約束型”的波動；二是由于國家通過高積累政策將有限的剩余主要投到重工業，使得本來就稀缺的資本利用率降低，投資的機會成本大大增加，也不利于擴大工業就業者，從而降低了社會總資本的積累速度。當然，這里沒有包括保障國家安全和維護社會穩定等非經濟的效益。1950—198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發展中國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國僅由11.2%上升到19.4%。中國城市化的緩慢并不是建立在工業發展停滯或緩慢的基礎上，正相反，改革開放前的29年，中國大陸的工業和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并不算慢。據國外經濟學學者麥迪森計算，從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總量年均增長4.9%，人均GDP增長2.9%，其中中國大陸GDP年均增長5.1%，人均增長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從1953年到1978年，我國城鎮化率從13.3%提高到17.9%，但工業化率由19.8%提高到了44.3%。
由于人口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農村人口進入大中城市的可能性很小，因此發展小城鎮的數量和規模應該成為1978年以前城市化的一個重要途徑，即通過建立和發展小城鎮來實現城市化。由于大城市土地資源昂貴等問題，許多發達國家的城市化也呈現出小城市化的特點。但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農業剩余非常有限、農村商品生產和集市貿易的萎縮，我國鎮的人口增長很慢。據統計，1953年全國鎮人口為3372萬人，1976年為5040萬人，1976年僅比1953年增加了約49.47%。同時，鎮的數量不但沒有增長，反而有所下降。1954年全國共有建制鎮5400多個，到1978年則降至2850個。由此可見，在1978年以前，“鎮”并沒有成為我國城市化的基地。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城市化呈現出以下五個顯著特點：一是政府是城市化動力機制的主體；二是城市化對非農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很低；三是城市化的區域布局發展受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的制約；四是勞動力的職業轉換優先于地域轉換；五是城市運行機制具有非商品經濟的特征。這種城市化導致城鄉之間形成了相互隔離的二元社會，既阻止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動，也阻礙了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不過，我們也應看到這種二元體制在歷史上所產生的積極作用：一方面，就當時來看，這種城市化滯后，既維持了高積累下的工業體系早日建成，又避免了發展中國家普遍出現的“過度城市化”（高失業率、第三產業過度膨脹和城市貧民窟）。另一方面，作為1978年以后改革發展的起點條件，對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都起到了“蓄之既久，其發必速”的作用，大大降低了經濟發展的人力成本，這也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主要制度因素。近30年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為改革開放以來輕工業和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創造了來自供需兩個方面的有利條件。而城鄉壁壘又迫使農村優秀人才不得不就地發展非農產業，并為此后走上以小城鎮為主要依托的城市化道路打下了基礎。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有計劃地發展小城鎮建設和加強城市對農村的支援”，以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根據這一部署，1980年10月，全國城市規劃工作會議明確我國城市發展方針為：“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此后，黨和政府出臺了放寬建鎮標準、就業限制和落戶限制等一系列推動城鎮化發展的政策措施，我國的城鎮化進入快車道。到2002年，第一產業在我國GDP中的比重已經大為降低，因此，中共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從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提出統籌城鄉發展戰略。此后，中央又明確提出“兩個趨向”的重大論斷：“綜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歷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我國初步建立起“反哺”的制度和政策框架，加大了“反哺”力度。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我國的城鄉關系突破了城鄉二元結構，逐步由農業支持工業、鄉村支持城市轉變為工業支持農業、城市支持鄉村的“反哺”和“城鄉融合發展”。
中共十八大以后，我國城鄉關系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增強農村發展活力，逐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共同繁榮。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著力在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推進一體化，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要“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并特別強調要“健全城鄉融合發展機制，推動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活力”。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同時強調：“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依托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格局，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
在黨和政府的領導擘畫、大力推動下，我國城鎮化率穩步提升，成就顯著，從1978年的17.9%提升到2012年的53.1%，再到2023年的66.16%。與此同時，城鄉關系日益密切，城鄉融合發展也取得了豐碩成績，尤其是2021年如期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國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以生產力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為標志的工業化，是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和現代化的核心。伴隨著工業化的經濟運行和社會發展，又形成了市場化和城市化。可以說，三者是經濟現代化的方向和必然趨勢。新中國75年的經濟發展正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的，并且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完成了傳統意義的工業化，正開展后工業時代的新型工業化；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消除了整體性貧困。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這一切都值得中華民族自豪，既是我們能夠做到四個“自信”的根本原因，也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重要貢獻。
［作者簡介］武力，當代中國研究所原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