屹立于時代潮流頂端的拉圖爾
時間：2022-12-28 13:41:07
來源：生態文明校園 作者：陳彥
2022年10月9日，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教授因病離我們而去。他今年不過75歲，相對于當代常見的高齡學者，他的離世讓人尤為惋惜。2022年5月，德法文化電視臺（Arté）播出了題為《最后的訪談》的長達十一集的拉圖爾電視專訪 。當時，拉圖爾表示，他接受此次采訪，是因為年事已高，需要為他一生事業給予總結了。現在看來，這個《最后的訪談》就是他最后的遺囑了。
筆者在本欄有關生態理論的文章中介紹過拉圖爾，他是法國目前聲譽卓著的學者和最為活躍的知識分子之一，不少媒體稱他為當代法國最為知名的哲學家。拉圖爾在法國具有強大的號召力確實不假，不過，他的名字為輿論所知也不過是近十幾年的事。他長期在英文世界享有盛名，但在本國不僅不為大眾所知，甚至不為學界正統所接納。拉圖爾在學術界的奠基成果是與英國學者史蒂夫·伍爾加（Steve Woolgar）合著的《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建構過程》一書，原版以英文出版于1979年，1986年才有法文版問世。他的最重要的學術研究著述大都也是首先用英文出版的。
自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年，拉圖爾出版了多部學術專著，在英文世界聲譽日隆，在法國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自1982年他進入法國高等礦業學校《創新社會學中心》直到2006年，他既沒有能夠進入大學體制也未被人文薈萃的高等研究院等機構接納。2006年，拉圖爾終于被聘為巴黎政治學院教授，并被任命為主觀學術與教務的副院長。這一任命，對于已達耳順之年的拉圖爾而言不能說是如愿以償，但卻是實至名歸！拉圖爾逝世后，在一篇聲情并茂的悼詞中，巴黎政治學院董事長多爾雷阿（Dorléac）教授表示，“拉圖爾加盟政治學院是一個沒有大學的教授和一個長期沒有教授的大學的相遇！”這一評價不可謂不高，但也足顯拉圖爾當時的處境。不過，在這長達20年“沒有大學”的時間里，拉圖爾出版了大量專著，其眾多獨創性的研究引起重視，在國際學界產生重要影響。
從其學術生涯軌跡上看，拉圖爾在法國實屬于邊緣性的研究和思想者。這一方面同法國人文、哲學建制的官僚傳統及學術山頭林立的現狀不可分，但更重要的原因應該歸因于他學術研究的獨特取向。拉圖爾博士論文選擇了有關神學的主題，其最早的研究也是關于神學和非洲非殖民化的內容，之后他又轉向以人類學的方法在美國加州一個生物實驗室從事“田野”實證研究。他早期的學術軌跡不僅表明其學術興趣廣泛，更表明他的學術取向更受英美經驗主義的影響而沒有走上法國主流的理性主義哲學道路。拉圖爾是一位橫跨社會學、哲學、科學、法學、宗教、生態等諸多領域的學者，他甚至在戲劇、藝術、教學領域也有著眾多的創新嘗試。在法國學界傳統舞臺上，并不缺乏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但那經常表現為知識淵博，思想體系宏大，而拉圖爾不僅不企圖建構宏大理論體系，恰恰相反，他對其同時代的學者的理論體系建構往往頗有微詞。他批評法國曾經名聲鼎沸的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為“激進的建構主義者”就是明顯一例。拉圖爾起家于在美國的實證研究，走上英美式的實用主義治學道路，他并且明確表示以此為傲。這樣的一個拉圖爾在法國難以獲得注目的原因其實并不難理解。
不過，拉圖爾笑到了最后。2006年之后，拉圖爾繼續出版了數部影響不凡的著作，而2015年的《面對蓋婭》，2017年的《何處著陸？》和2021年的《身處何地？》等書的問世，更使得拉圖爾在法國社會聲譽鵲起。通過《面對蓋婭》，拉圖爾重提英國天才科學家拉夫拉克（James Lovelock）的“蓋婭假說”，引導人們對地球作為生命載體機制的思考。通過《何處著陸？》，拉圖爾呼吁切換思路，轉移思維范式，以“生命體政治”概念代替不知所云的“生態學”或生態政治。在《身處何處？》新著中，拉圖爾以地球的 “攫取者”和“修復者”的概念，連接地球、生物、人類、社會，倡導顛覆傳統的文化與自然二元論。仿佛是經過了長期積蓄之后的大迸發，拉圖爾走出學術殿堂，他的聲音獲得了法國社會廣泛的共鳴。
不過，拉圖爾的故事并不僅僅是一個成功的學人以其學術成就獲得了學界的認可及社會榮譽的故事。拉圖爾晚年在社會層面產生的巨大號召力也非僅僅由于他厚積而薄發。在筆者看來，拉圖爾的成功出于兩方面的原因。
首先，拉圖爾倡導以價值觀轉換來解救生態危機。他的最后幾部著作中均論述人類社會正面臨一個新時代，這個時代的新價值觀正在取代舊的價值觀。他建議用“新氣候體系”取代“人類世”這個地質學概念，而面對這個新氣候體系，人類必須徹底扭轉舊的思維范式，拋棄文化自然二元論，重新審視非人類生命的位置與作用。拉圖爾的這種激進的生態觀打中了當代西方在生態危機面前彷徨、疑懼、進退失據的要害，為保護地球氣候體系帶來了新鮮空氣，這是拉圖爾對回應環境危機作出的重要貢獻。
同時，他的生態思想置根于西方生態思潮強勁的創新動力。僅從法國來看，已故哲學家塞爾（Michel Serres）1990年出版《自然契約》，提出了自然應被看成是法律主體的問題，塞爾是拉圖爾思想形成的重要源頭之一。法國眾多生態科學家對動物、植物的實證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不同學者也從人與環境、生態系統與社會模式、科學與發展、文化與自然等基本命題進行系統反思，這一潮流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已漸露崢嶸，我們當今所見證的正是這股潮流從溪流匯成江河的歷史時刻。這一歷史大潮的成形也依賴于當今世界相反相成的兩大客觀因素：一是地球環境污染，氣候失衡、資源枯竭、生物多樣性崩潰的生態危機，一是為應對生態危機而興起的新的科學技術的突破與創新。從這個意義上，拉圖爾的研究和思想獲得了廣泛的影響力，不僅是因為他在學術上站在巨人的肩上，也因為他屹立于時代潮流的頂端。
（作者系中歐社會論壇主席，國際生態文明大學創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