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不應充當社會隔離區 2009年07月09日 來源:時代周報 時代周報7月9日訊 “農民工概念消失論”經深圳市代市長王榮提出,迅速成為一個議論焦點。評論者們幾乎都表示,單純概念的消失不意味相應群體境遇的改變。 我同意這樣的看法,農民工不只是一個概念,更是一個有具體社會境遇的身份標記。這個標記,顯示農民有工人的職業,但并非市民,他們是進入了工業化體系,但未被城市化的人,中國的工業化與城市化是分離的。 與農民工相當的社會概念,是“外來人員”。農民工與外來人員,前者表明一群人的職業狀態,后者表明這群人“外在于”城市社會的特征。他們內在于企業,納入企業管理,但外在于城市,被城市管理所排斥。也就是說,雖然他們生活在城市,但城市對他們的規定乃是作為機器的一個活動組件,而非城市社會的一個成員。 農民工概念的消失,如果未能進一步推進到“外來人員”概念的消失,那么這群人不過是仍然作為機器的活動組件而已,這一點事實上已經達到。農民工屬于企業制度的一部分,外來人員屬于社會制度中城市制度的一部分。城市制度比企業制度要強固得多。 外來人員需要一個市民化運動,成為城市社會的成員。在中國,廣泛存在著似是而非的觀念,即從來沒有過真正的市民概念,人們習慣于把市民視為公民的一個部分,公民通過制度手段分為農村公民與城市公民。城市所說的市民,乃是制度化的城市公民這樣一種身份,它不會為生活在城市、而制度上屬于“農村公民”的人提供市民待遇,從而城市成了一種無形的身份隔離區。 我想,市民概念并非如此,它與公民屬于不同的概念。市民構成社會,公民屬于國家。例如,外國公民可以成為一個城市的市民,參與所在城市的社會生活,但并不擁有本國公民所擁有的政治生活,他國公民不能參與選舉,在議會提出議案,即使在議會作證也會有諸多限制條件。城市必須服務于它的市民,無分“外來人員”還是“內生人員”。 由此,不難看到中國城市制度的巨大弊病。城市原無所謂“外來人員”,而只有常住人員和旅行人員。農民工概念消失,確實并非根本,根本在于城市要有一場拆除“外來人員”壁壘的社會運動,使市民概念具有廣泛的包容性。同時,公民屬于國家,意味著一個本國公民,天然擁有在他所生活的任何地方參與政治的權利。 這樣一場市民化運動,不僅“會給城市就業和勞動管理帶來新的影響”,更深刻的變化將是城市社會發生重大變化,社會生活的人際壁壘將要拆除。制度性地將一部分人圈定在機器旁和宿舍內,從而使他們隔離在城市社會生活之外的做法必須廢止。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士、知名時評家(本文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劉洪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