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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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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調研中，周其仁他們注意到一個不起眼的數據：作為千萬人口以上特大城市的成都，從2003到2008年出現了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縮小的跡象——從2.64：1收縮為2.61：1。并且，成都是全國成功地實現這種差距縮小的僅有的兩個城市之一，這與京、津、滬繼續擴大的城鄉收入差距形成對照。 電腦屏幕上排列著一個個由彩色線條和模塊組成的圖形，上面，村民們在屬于自己的地塊上蓋下的一個個確權手印清晰可見。成都都江堰市柳街鎮黨委書記茍紹波指著它告訴周其仁，這叫“魚鱗圖”。 他得知，這種將土地資料挨次排列、連綴繪制的圖形，是1381年明朝皇帝朱元璋為清查全國土地而發明。600多年后，柳街鎮的領導人將它運用于當地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這比起傳統的皮尺丈量，節省了至少10倍人工。 現代“魚鱗圖”軟件直觀描述戶口、地塊面積、土地耕種情況、土地附著物業等信息，精確確定農民的土地權屬，為農民土地入市交易創造條件。 這些新創造讓周其仁感嘆不已。他把這些見聞寫進他的課題報告。 成都的這些新鮮事成了最近半年周其仁生活中的興奮點。這誘使他在今年1月臨近除夕時還從北京飛去千里之外的成都；3月份利用去杭州考察阿里巴巴[13.50 -0.88%]和回京參加重要活動之間的空隙又飛去一趟，5月23日利用周末再去一趟……半年下來，他就往成都飛了10多趟。 早年下鄉，在黑龍江完達山當了7年多獵戶的周其仁，多年從事土地產權和承包合約領域的研究。如何變革滯后的土地制度，為中國農村發展排除障礙，是這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長期思考的課題。 這讓他盯上了西南盆地之中的成都。由他領軍的北大國發院綜合課題組，從2008年12月起對成都土地制度改革實踐展開調研。 在周看來，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關于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設想，在作為國家綜改試驗區的成都幾乎都有先行試點——從破題的確權問題，到直接入市、對外租賃的探索，周在成都都找到了成功的試點經驗。 柳街“元老院”：地權到戶先行 周其仁與成渝綜改區的淵源始于2007年。其時，重慶市向全球征集試辦綜改區的建議，周其仁寫去一封建議信，提出試辦農村土地交易所的設想。這一建議引起時任重慶市委書記的汪洋的重視，他很快得到重慶方面的回復。 正當國內第一個農村土地交易所于2008年12月在重慶掛牌時，周其仁率領有16名成員參與的課題組開赴成都，進行持續30多天的調研。他們分別組成7個分隊走訪成都市下轄各區市縣，與官員、農村基層干部、農民、商人等進行了100多次座談。 “整個過程，成都方面從市委、政府到農村基層，所有信息都對我們開放。”課題組成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盧鋒教授說。 對于任何一場艱巨的土地制度來說，土地“確權”都是改革的先導程序。無法證明主人是誰的土地權益無法買賣。 然而，要對大量的集體土地所有權、農戶承包地和宅基地使用權、以及農民房屋所有權一一進行“確權”，困難之大超乎想象。周其仁他們在調研中發現，在人口龐大的成都鄉村，在村組層面，幾十年的土地房產變動根本沒有完整可靠的文字記載。耗費巨大的土地測量結果與土地臺帳記錄相去甚遠，有的村組連臺帳記錄也遺失甚至被付之一炬，實測得到的土地房屋邊界無法得到確認，勢必引發大量糾紛。 正是在此背景下，最早開始進行確權試驗的成都都江堰市柳街鎮，引起了課題組的關注。今年4月，周其仁還邀請柳街鎮黨委書記茍紹波到北大給師生們講課。 柳街是川西的一個4萬人口的平原大鎮，去年3月開始對全鎮集體土地所有權、農戶承包地和宅基地使用權、以及農民房屋所有權的“確權”。周其仁的課題組最感興趣的，就是柳街發明的用以解決土地確權糾紛的“元老院”。 在柳街，每5-15戶人家投票推選出一位村內長輩或前任村干部，組成“評議會”，由長老們根據對土地、房產變動的回憶，對入戶產權調查和實測結果進行評議，對存有異議和紛爭的疑難案例進行梳理，并把評議結果作為確權預案公示，直到相關利害各方都接受，才向政府上報確權方案。 這個德高望重的“評議會”服務于將土地確認到戶的環節。村民們把它稱為“元老院”或“長老會”。 “這樣就把‘為民做主’變為了‘由民做主’”。茍紹波告訴周其仁，這樣一來，糾紛大大減少，確權效率提高，由此確定的產權邊界也更具權威性。 通過一個又一個類似“元老院”這樣的發明，農村產改的確權形成了一套可操作程序。 在柳街鎮考察時，課題組親眼目睹了農戶們對“土地確權”的參與熱情。“這是多年來沒有見過的。”周其仁說，“這也啟發了我們，老講保護農民利益，為什么不能讓農民有權自己保護自己呢？” 解決了確權問題，就為下一步農地的權益交易和農民獲得土地收益創造了條件。 課題組在離成都空港不遠處的蛟龍工業港，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案例。 這個總面積達到5平方公里蛟龍工業園，創辦者不是政府，是民營商人黃玉蛟。黃保留園區土地的農村集體所有制性質，向當地農民集體租賃土地，自籌資金建廠房，而后將標準廠房出租給中小企業。 而蛟龍工業港由于是租用農村集體用地，繞開了對農民土地進行國家征用后招拍掛的環節，土地占用成本因而十分低廉。 比如，工業港內一處2000平米的標準廠房，算上配套土地，若是按政府征地后招拍掛的模式，要100萬元的購地費，外加每平米1600元的廠房建安費，總價應在400萬元以上。而在蛟龍工業港，你只需先預付2萬元定金，以后每月再付1.4萬元租金，2000平米的廠房就可使用。低廉的租金吸引了眾多中小企業到來。 黃玉蛟則以土地收益向當地農民交付租金，并進行補償安置。 如此一來，企業家和農民直接進行土地交易，政府不再是唯一的買家，黃玉蛟的主意讓課題組深受啟發。 在周其仁看來，國家征地制度迄今仍是國內農地轉用的唯一合法形式。沒有哪個地方能立即廢除它，因為這將意味著地方財政的災難。比較可行的辦法是在現有的征地制度框架下啟動改革，尋找讓農村和農民分享城市化土地收益的現實途徑。 “在這里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周其仁總結說，“蛟龍通過向農民集體租賃土地實現從農地到工業用地的轉變，就找到了這個平衡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