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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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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全球政治和經濟倍受影響，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也遭遇挑戰。
5月30日，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20春夏論壇舉行線上會議，聚焦“紅利與挑戰”，探討“后疫情時代”中國城鎮化的新征程。
城叔將聚焦與會專家核心觀點，陸續推出系列文章。本期專家——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
“我理解，人類住區的活動（包括城市化問題），實質上主要就是兩點：一個是‘職’（工作），一個是‘住’（生活）。”
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在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20春夏論壇上，發表了題為《從職住視角看下一程城市化的未來》的演講。
對比國內外的職住情況，一般來講，國外沒有職住分異的現象，人們在農村就業，農村居住，轉移之后就到了城市工作生活。
但在中國，由于一些因素，比如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包括土地、人口等制度的變遷，加上外部需求的問題，使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中，職和住分開了。
二三十年前，職城住鄉的情況比較常見。“下一階段正從目前的職住離異轉向職住一體的城市化。”倪鵬飛表示，在這個過程中，仍有不少問題亟待解決。
職城不穩，職鄉不能
“如果沒有足夠的就業保證，城市化會出現很大的問題。”倪鵬飛提出。從職住視角來看，他認為“職城不穩、職鄉不能的就業風險加大”是一大問題。
“我們的農民工，上億農村轉移人口實際上是兼職的”。倪鵬飛解釋道，
他們有兩份工作，一份是在家鄉經營農村的土地，一份是外出打工的職業。就業保障就在他的家鄉，農村土地就是他的就業海綿。城市里有需求，他們就進城，城市需求放緩，他們就回到農村去。
“這是過去我們幾十年一直在做的，但現在和未來就不太可能了。”隨著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大部分土地租出去后，農村轉移人口或者新市民回到鄉村可能沒有相應工作，帶來職業不穩的風險。
盡管中國新增人口總體放緩，但城市里原本還有2.9億存量的新增農民工以及1.4億將要進入城市里的農民工，這些都是剛性就業，整體就業壓力不小。
然而，今年受疫情影響，國際產業鏈發生變化，就業問題凸顯。以義烏、中山等東南沿海地區為例，自三、四月份全球疫情蔓延以來，工廠訂單受到影響，不少外來務工人員無工可復，又輾轉回到家鄉。
更為常態化的問題在于，制造業的比例在迅速下降，這也將導致一些類別的就業崗位減少。為此，倪鵬飛的建議是，
對于新市民積極參與就業的中小微企業、在城市里做服務的產業，要給予政策性的支持。當下，已有西部城市開始恢復地攤經濟，助力就業。
同時，也要給新市民進行就業培訓，將此納入到中小企業服務體系里，還包括信貸擔保、信息服務等一攬子計劃。
公共服務存在分割
亞里士多德說，“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他的后半句，“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
隨著人們對城市生活的追求，城市化也在從職業收入牽引轉向生活居住牽引。
“現在這個階段，已經到了為獲得更好生活來帶動城市化的節點。到城市里來，就是要享受城市里更好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
倪鵬飛提到一種現象，大部分農村青年要結婚，都必須在城市買房，也就是（婚后家庭）要住在城市里；已經結過婚、有富余資金的農村家庭，也會為了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搬到城市居住；還有一些為了老人養老或者醫療方便而進城居住的案例。
“最強勁的就是婚姻和教育這兩個因素。”年輕的人口通過婚姻杠桿，幾乎把適齡青年都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在這個過程中，農村轉移人口權利（公共服務）分割的問題需要被重視。
在職住分離的情況下，個體的權利與所應享受的公共服務，比如就業、居住、社保、醫療、教育等方面的權利都附著在“住”上面，因為“住”和戶籍聯系更緊密。
也就是說，轉移人口在城里就業沒問題，但是就業保障沒有人解決，如果失業了沒有人解決救濟金的問題。盡管現在有失業保險，但針對農民工的失業保險繳納率仍舊不高。
此外，轉移人口在城市里掙錢可以生活，但是涉及到生活保障的教育、醫療、養老等等公共服務，還是在農村。
“這個問題目前有一定改善，但沒有根本性的改善，要進一步解決。”在倪鵬飛看來，“住”是一個抓手。
“住”和公共服務權利聯系最緊密。他建議，建立“新市民安居工程”，作為長期的政策來推動。“農民工的問題或新市民的問題核心問題就是‘住’，把房子解決了，公共服務目的就能夠通過一定的機制設計解決了。”
未來的一個趨勢是，隨著職住走向一體，轉移人口的基本權利、基本公共服務也將從分割走向一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