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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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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北方大旱，已經成為年度公眾關注的第一個全局性事件，干旱的嚴重性使人們再次感受到了人類在自然災變面前的乏力，從而引發人們對發展模式的思索。
我們很難想象，如果大旱影響到的不是鄉村，而是城市，將會是多么震撼的事情。但大旱只是影響到鄉村的耕種和生活，城市一切如常，甚至流水潺潺的景觀也不受影響地在運轉。用于保證農業用水的水庫，功能也變成保證城市用水。城市集中了人口，也集中了經濟力量、話語能力和社會關系，這為城市贏得了“確?！钡馁Y格和條件。在吃下城市生活將不會受影響的定心丸以后，大旱和抗旱因為有些像是“遠方”的事件而多少有了一些戲劇化效果。
這種效果，顯示了工業文明、城市文明對農業文明、鄉村文明的戰勝。誠然，社會的發展很難讓人們都去當田園牧歌的捍衛者，城市化、工業化作為經濟模式，必然會取代鄉村和農業成為人類經濟活動的基本場域；但所有這些都不意味著城市化可以通過吞噬鄉村的方式來實現。鑒于資源的有限性，城市以較少的資源使用，以集約、穩定而大量的產出，與鄉村實現公道基礎上的交換，這大概是理想城市化道路。盡管再理想的城市化都會讓人在情感上產生復雜的感受，既陶醉于城市的夜色，又嘆惋于牧歌的消失，但是以交換的方式，哪怕交換是不十分公平的交換，也比以吞噬的方式實現城市化人道得多。
我們已經看到，隨著工業和貿易的興盛，世界近代化過程產生了包括“羊吃人”和殖民擴張在內的痛苦，城市化的輸血管道上倒伏著大量的受難者。作為現代化的后發者，中國的城市化運動應當探索盡可能減少痛苦的方式，城鄉一體化發展、科學發展、統籌發展、新型工業化城市化等等表述中，隱含著“美好城市化”的期待。
但是，現實中我們往往看到另外的景象。有輿論認為，城市的惡性膨脹是農業受旱主因。這還未能道及城市惡性膨脹是何種性質的惡性膨脹，是源于何種力量的惡性膨脹。顯然，中國城市并不像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一樣，單純是人口大量集聚產生了貧民窟，那樣的惡性膨脹并不足以形成水資源調撥使用的巨大不公平。
中國的城市化過程，表現為權力主導下的造城運動，很容易變成城市對鄉村的調撥和征用，有時這種調撥和征用甚至發生在一個城市與另一個城市之間。一個地方首先成為權力的中心，或者權力意圖的所在，然后成為經濟中心、文化中心、交通中心等等不僅水到渠成，而且似乎順理成章。與之相應地，城市從土地、水、礦產到資金、勞動和包括戶籍區隔在內的社會關系，無孔不入地收復了鄉村。城市甚至生產了一種自我滿足的情感方式，使得注意力和同情心都盡量不溢出到鄉村地帶。
由此，城市成為了一種權力體制，成為一種政治構筑，哪一級權力的駐在地，就是哪一級的征收者，當權力從一個地方換成駐在另一個地方時，各種中心也會毫不費力地轉移，商埠已經失去了傳統意義，權力在哪里駐扎，哪里就成了繁華之地，近畿和邊鄙也依權力的等級而定義。可以說，中國的任何一座城市幾乎都成為了 “政治城市”，權力駐在及權力的興奮點決定了它們各方面的規模、形制和等級。這似乎是一種“人定勝天”，實質上卻斫喪了城市和鄉村的活力，但城市和鄉村的不同點在于，城市生長活力的斫傷得到了征用鄉村的補償，而鄉村則是徹底的喪失。
恢復城市作為市的屬性，變權力主導的城市化為市場主導的城市化，并且使權力成為城鄉交換公平的保證，而不是征用鄉村以供養城市、征用各方以供養某一城市的制度，才可能有“新型工業化、城市化”，否則中國的城市化不僅難言新型，可能還將蘊含特殊的社會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