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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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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剛落幕的柏林電影節上，賈樟柯最新電影《一直游到海水變藍》進行了三場放映，場場爆滿。有觀眾贊嘆說，這是一首獻給“中國文學的散文詩”。片中“主角”之一、中國作家、城市化委員會委員梁鴻原本該是出現在柏林電影節放映現場的，但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她取消了這次原本充滿期待的行程。但關于首次觸電、關于她的故鄉書寫、關于疫情對作家寫作的影響，在這個春天都強烈地沖擊著她。
沒有一句臺詞，
走到哪兒聊到哪兒
紀錄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追憶了已故的當代作家馬烽，并通過賈平凹、余華、梁鴻等作家對個人生活及記憶的講述，反映中國人的真實生活。 梁鴻去年4月初參加賈樟柯發起創立的呂梁文學季，在攝像機前，她接受了賈樟柯3個小時的采訪，她很驚訝對方對她的了解，甚至包括她的童年往事都被提及。當時，賈樟柯并沒有告訴梁鴻他的拍片計劃。
梁鴻看過這部電影的初剪，她所占的“篇幅”大約有27分鐘，在所有作家中時長最長，而這是她首次登上大銀幕。
去年5月底，賈樟柯帶著八九十人的團隊首先抵達梁鴻的家鄉梁莊。梁鴻比拍攝團隊晚三天到，她再次發現，這位大導演準備得太充分了。“他到我上過的師范學校，找到我當時上課的教室，還找到我當時的班主任、老師，和我兒時的伙伴。”
梁鴻15歲到南陽師范學校上學，她坐在昔日坐過的座位前，回想起自己的少女時代，她的女同學戀愛了，臉上泛起了紅暈，梁鴻第一次感到戀愛的美好。她還會隨著攝像機到村里的河邊走一走，她說自己是本色“出演”，不是作為演員來拍，“我們沒有臺詞，我們就是聊天，走到哪兒聊到哪兒。”
在梁鴻看來，賈樟柯的采訪，更多在乎作家的私人史，他帶著自己回到了童年、少年、家庭內部。“我們家庭成員也不需要任何偽飾，都是特別真摯和自然。”梁鴻說，之前不太愛談家庭內部的事情，當時太自然了，不少細節、故事就不由說了出來，其中就包括她姐姐的戀愛故事。
“我意識到一些場景、一些細節，其實蘊含了很多東西，有心酸有溫暖。有些記憶被重新打開后，更是非常難得地重新審視自己過去的一個機會。”梁鴻說，電影談到每當開學時，因為交不起學雜費，父親帶著她去整個村莊借錢，一毛、兩毛，一塊、兩塊……。“現在想想，這對一個農村家庭，多么艱難又多么重要，我父親一直讓我們讀書，我們家里沒有一個人失學。”
談起姐姐，梁鴻的心里會難過，當年因為母親病重，梁鴻姐姐放棄了到大城市工作的機會，回到鎮上醫院當了一名護士。“中國的姐姐太難了，犧牲太多了。”梁鴻感嘆說，參與到這部電影中，當她擺脫自己的痛苦和心酸的時候，她深深意識到，她所經歷的，也正是我們共同的集體回憶，也是我們走出來走過來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
每一朵浪花都能寫出太多東西
“我的精神原點，對于我而言，就是我的村莊、我的家庭。”梁鴻說，這個原點，就像幾何增長的東西一樣，會不斷地生長，它的過去、現在、未來是一體化的存在，是互動的關系。這個原點，也像魔方一樣，會幻化出不同的圖案。
《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梁光正的光》……梁鴻關于梁莊的書寫一直在延續，從未完結。她的新作《四象》如果不是疫情，本該是近期推出。
談及長篇小說新作《四象》，梁鴻說，其實有些忐忑。這是寫作以來最有沖動卻最壓抑的一次書寫，不僅是結構和語言的尋找，還有想找到“親人相逢”般的過去與現在、愛與痛的交織。
這部作品最初的寫作沖動是梁鴻站在父親墓地面前，大地非常安靜，非常寂靜，她突然間感覺到能夠聽到某種聲音，來自于墓地深處的聲音，“我希望這些聲音和地上的聲音能夠會合起來，一剎那之間，我覺得它們是一體的、是同在的。”那一瞬間，梁鴻聽見父親在墳墓里的嘆息。“他太寂寞了，他看著四面八荒，找不到說話的人。他渴望聲音，喜歡熱鬧，他愿意所有的人生都充滿激情和跌宕，就像他的人生一樣。”
梁鴻花兩年寫完這部14萬字的小長篇，她試圖寫出幾種聲音，為此設計了四個人物，一個是地上的，三個是地下的。“如何讓它們相互看見，聽見彼此的聲音，語言上又要有相互區別，設計很艱難，但也讓我很興奮，很過癮。”
“我沒有特意告訴自己是非虛構作家，或者虛構作家，我是隨心而行。”這個春節，梁鴻原本是要回到梁莊，為她的一部非虛構作品完成一次重要采訪。她的這部作品寫的是“我們那邊的一個姑娘”，一個打工妹掙了很多錢，有對信仰的追求，在生活中受到非議，后來又和自己的丈夫打官司，經歷曲折而奇特。在梁鴻看來，這個女孩子是梁莊的女孩，但具有典型意義，目前正在寫的這部非虛構作品已有4萬字。
對于梁鴻而言，那個村莊、那條河流、那個河坡，有無窮無盡的力量和極為豐富的內容。她看著河坡里的那些草，那些樹，那些斷了的河道，都覺得有太多的東西要寫，每一朵浪花都能寫太多的東西。她說，那種感性的涌動實在太豐富。“那條河非常丑，非常破敗，但對于我而言，那就是最豐富的所在，因為它和我的少年、童年，和我生活的記憶緊密關聯，并且成人后的思考也和它息息相關。”梁鴻說。
“大地不是突然變白的”
正在經歷的這場疫情，對于梁鴻和許多作家而言，都具有非同尋常意義，梁鴻說，不管是否寫與疫情相關的文字，都是如此。
“一天天過去，看著死亡數字增加，感覺有些麻木，可怕的遺忘正在襲來。那些逝去的人，正在變為簡單、枯燥和冰冷的數字。”梁鴻說，她突然有一個想法，有沒有可能，把這次因新冠肺炎去世的人，疑似的和確診的，都一個個寫出來，他們的名字，多大年齡，住在哪里，什么工作，喜歡什么，家人有誰，從發病到去世經歷了什么……
事實上，疫情到來之后，有那么一段時間，梁鴻突然間覺得自己寫的東西太無足輕重了。“在這樣一個巨大的災難面前，我寫的那個女孩子的故事好像也沒有那么具有啟發性，所有的人生都好像變得無足輕重。”面對生命的不斷逝去，她有段時間特別沮喪，每天看新聞哭得一塌糊涂，完全沒辦法拿起筆。
直到2月2日，梁鴻在微博上寫下這樣一段話，“今天寫不下去了。和災難中撕心裂肺的疼痛相比，所有的文字都顯得過于輕浮。傍晚的時候，看著窗外的薄雪漸漸消融，突然想清楚一件事情。大地不是突然變白的，而是一片片雪花落下，最后改變了大地的色彩和形狀。災難也不只是意外，它是由一件件微小的事情積累最后變成大的事件。一個寫作者的任務也許不是寫大的災難，而是災難形成前那一片片雪花、一個個微小事件的形狀。這或者也是寫作的意義。”
梁鴻說，無論怎樣，一個作家還是應該堅守寫作陣地，還是要老老實實思考筆下的人物，思考人物背后整個時代的東西，還是應該在日常化中去發現那些問題，那些觀念，那些人性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