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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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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給家庭教育帶來挑戰
2020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小學生們也迎來了有生以來最長的“寒假”。在這樣一段特殊的時期，家長不僅需要照顧孩子的生活起居，還需要為孩子的日常教育殫精竭慮，如何幫助家長更好地勝任家庭教育職責一時間成為社會輿論關心的熱點問題。
早在2018年由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基礎教育質量監測協同創新中心等機構聯合發布的《全國家庭教育狀況調查報告（2018）》中就發現，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325個區縣當中家校溝通存在的最嚴重的兩個問題分別是“家長認為教育孩子主要是學校和老師的責任”和“家長參與溝通的積極性不高”。而接受調研的11萬余名四年級學生和7萬余名八年級學生中，分別有22.5%的四年級學生和21.2%的八年級學生認為“家長從不或幾乎不問我學校或班級發生的事情”。這一系列數據所體現出的是，一部分家庭的家庭教育嚴重缺位，這些家長習慣性將學生成長的“責任”全盤甩給學校，可能會對學生成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健康與教育研究所所長邊玉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此次疫情給了家長平時求之不得的大塊時間陪伴孩子，這種社會重大事件中很多東西是無法通過教科書直接教給孩子的，家長可以借此機會充分發揮家庭教育的職能，從生活習慣的形成、自我管理能力的養成、感恩與責任感的教育、信息篩選能力的培養、生命教育和職業生涯教育等各方面挖掘相關素材，從而收獲一個更懂事、更成熟、更有責任和擔當的孩子。與此同時，也為整個教育社群重新思考如何定位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日前，我國多個地區已經實現“新冠病毒”確診病例0增長，大中小學復課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然而，正如“非典”催生了空中課堂，特別是全國各地中小學網絡基礎建設如雨后春筍；本次新冠疫情，迫使監護人、家庭環境在這3個月或更久的時間，成為學生成長的決定性因素。未來已來，“家庭教育”不應該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潮頭”一起退去，而應該得到社會各界特別是政策制定者和全社會的高度重視，因為在學生成長過程中，父母至關重要。
家庭將成孩子全人教育最主要的場所
家庭教育在孩子整個成長過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996年，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為紀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50周年提交了一份里程碑式的報告《教育：財富蘊藏其中》，報告指出：“家庭是一切教育的第一場所，并在這方面負責情感和認識之間的聯系及價值觀和準則的傳授。”
國內外大量實證研究顯示，家庭教育對學生發展的影響至關重要，在某種程度上與學校教育的影響基本相當，甚至猶有過之。例如，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科爾曼1966年向美國國會提交的《教育機會均等的觀念》報告，通過調查4000所學校、60萬名兒童，得出這樣一條結論：“黑人學校和白人學校在辦學條件、教師等方面沒有太大差別，導致黑人學生文化教育水平低，而且年級越高與白人學生差距越大現象的原因，是學生的家庭，孩子所受的家庭教育，一直在幕后影響著孩子的學校生活，家庭教育是學校教育永遠的背景和底色。”2017年，麥肯錫公司基于PISA項目2015年測試數據結果，發布了一份名為《影響學生成績的動因之亞太篇》的報告。報告深度分析了影響亞洲學生在2015年經合組織PISA測試中科學成績的因素。分析結果表明，除學生個體心態對成績的影響程度，學校因素、家庭因素和教師因素所帶來的影響在15%-18%之間。
上述數據表明，家庭教育質量的好壞、家長的責任與能力將直接決定子女在未來發展的競爭力。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引用的所有研究與數據，是在正規學校教育體系不斷完善、幾乎占據學生成長“主戰場”的背景下獲得的。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傳統的集中制、規模化、大一統、整齊劃一的學習方式，在網絡平臺、慕課技術、翻轉學習等技術的強有力支持下，泛在學習成為趨勢，在家學習勢必成為學生接受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可供選擇的基本方式之一。人工智能時代，家長如何履行責任可能直接決定了學生成長的“空間”。
家庭教育作用日趨凸顯
在家庭教育作用日趨凸顯的今天，年輕的家長們似乎尚未做好承擔這份責任的準備，家長參與學生成長的模式存在“結構性缺陷”。孟母三遷、畫荻教子、陶母以身垂范，乃至蒙臺梭利教育理論中強調的環境創設等，都說明家長支持學生成長的重要性。
國際上已經有大量實證研究證明，無論是家長參與學生學習，還是家長參與學生生活，都能夠有效促進學生發展，例如杰恩斯運用元分析的方法，對近年來的52篇國際研究中六-十二年級的超過30萬名的學生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家長參與對中小學學生學業成績、學習動機、學習興趣等方面均具有顯著的影響。
但具體到我國家庭教育實踐中，家長無論是在整體參與程度，還是在參與方式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
早在2007年，中日學者聯合開展的《世界五大城市五年級學生學習調查》報告中顯示，北京學生課外家庭補課時間為131.6分鐘，而東京、倫敦、赫爾辛基和華盛頓DC同齡人補課時間分別僅有101.1、74.1、68.2和62.6分鐘；并且，76.6%的北京學生主要學習內容為英語、奧數、作文等“學術項目”，而赫爾辛基、倫敦和華盛頓DC三城市學生補課內容的前3項無一例外是體育、音樂、舞蹈等“非學術”項目。
無獨有偶，北京師范大學“區域教育質量健康體檢”項目團隊于2017年對我國58837個四年級家庭、48147個初二年級家庭和14652個高二年級家庭家長參與模式進行調研。數據結果顯示，分別有24.2%，43.2%和62.7%的小四、初二、高二年級學生表示家長很少關心他們的學習和生活。
以小學四年級階段為例，更多家長會參與到與學生學校學習、學業發展相關的活動中來，如63.5%的學生表示家長會詢問作業，55.7%的家長表示會檢查作業。與之相比，只有27.7%的學生表示家長會陪他們去動物園、博物館、科技館等場所參觀。在孩子成長的初期階段，相當一部分家長將大部分精力放到檢查作業、監督學業方面，將家庭教育作為延伸學校知識教育的一種形式，而忽視學生生活經驗、社會學習的積累，以及好奇心、求知欲、國際視野、人文情懷等方面的發展。
家長是“更多地關注子女的學習好”還是“更多地關心子女的生活好”？項目團隊的數據分析顯示，不同學段結果不同。在小學階段，數據表明家長既關注子女的學業也關注子女的生活，對孩子的學業發展最為有利；而到了高中階段，結果發生了戲劇性變化，日常生活中父母更多地陪伴子女參與社會活動，聊聊交友看看電影，這個學生群體的學業成就表現最好；初中階段，家長是否關注學生的學習或生活，無論是內容還是頻度，對學生的學業成就的促進作用都不明顯。
而一組由加拿大學者迪斯蘭茲和克勞蒂亞對15歲左右兒童的研究數據則顯示，學生普遍認為家長參與是一項十分“私人”的活動，不應該過多地與學校日常教學活動相聯系：有60%的學生希望家長能夠陪伴他們的閱讀，86%的學生希望家長能夠為他們正在從事的愛好出主意，71%的學生希望家長能夠與他們討論電視節目；與之相對的是，僅有33%的學生希望家長參與到他的與學習相關的事務中。
當然，家長參與只是家庭教育的一個側面，在教育資源供給、內容規劃、教養方式選擇、親子關系構建和樹立正確榜樣等諸多方面，絕大部分家長當前能夠為孩子提供的支持與真正實現“家庭教育為主體的全人教育系統”之間，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
近日，浙江省教育廳廳長陳根芳的一席發言提到了家長在教育的與時俱進方面表現出的不足，他認為：“現在教育對象基本屬于95后、00后甚至10后，他們學習的方法和途徑、擁有知識和信息的質和量超越了上輩；他們的痛點、癢點、興趣點、吐槽點分布在哪里，跟上一代有巨大差異。我們應該承認，代際對立與沖突已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幾代人之間。”
“變革”剛剛起步
2016年，中國青少年兒童發展中心在人民網上發布《我國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構建與推進策略研究》，分析了我國家庭教育體系中存在的七大問題，其中一項重要問題就是對家庭教育組織的相關指導和服務水平專業化程度不足，無法為家長提供與當前時代同步的教育指導。而一項由香港中文大學Esther Ho Sui-Chu教授等人實施的研究也發現，學校教育系統能夠為家庭教育提供的支持十分有限，好學校并不一定能夠為家庭教育帶來更好地幫助。
針對家長家庭教育支持方面的系統性缺失，全國婦聯、教育部等9部門聯合印發《關于指導推進家庭教育的五年規劃（2016—2020年）》，將“基本建成適應城鄉發展、滿足家長和兒童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作為其中一項重要目標。
在全球范圍內，已經有多個國家正在嘗試建立這樣一種家庭教育支持系統，為提升家長教育能力提供多樣化的指導。例如美國全國家長教師協會制訂的《家長/家庭參與教育計劃國家標準》中包含了六方面的評價項目。此外，還有英國的“學習支持助手”項目，通過招募家長成為教學協助人員以幫助家長積累家庭教育經驗。1999年日本文部省頒布的“家庭教育手冊”，從“家庭是什么”“家教”“同情心”“個性與理想”“游戲”5個方面，幫助家長更好地在了解孩子的同時，也了解自己在家庭教育中應該扮演的角色。這些舉措均從不同方面設法為家長開展家庭教育提供支持。
家長還可以從“典型家庭學校模式”“興趣主導的家庭學校模式”“夏洛特·梅森家庭學校模式”“蒙特梭利模式”“放松/折衷式家庭教育模式”“華德福模式”，以及起源于哈佛大學“零點計劃”的“多元智能模式”等不同模式中選擇合適的家庭教育模型，組織子女開展相關學習活動。例如英國著名教育家夏洛特·梅森被譽為“家庭學校”創始人、“家庭教育之母”，她在其著作《夏洛特·梅森家庭教育經典》中就“父母在孩子教育中的角色”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強調“實施教育前，喚醒父母內在的教育本能”“加強外部聯系，給孩子創造開放的家庭環境”“父母要正確行使手中的家長權力”等，這些優秀的經驗為我國建立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體系提供了良好的借鑒。
動員更廣泛的社會力量，推動“提升家庭教育能力”納入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爭取專門經費支持，通過家委會、家長學校、家長課堂、購買服務等形式，形成政府、家庭、學校、社會聯動的家庭教育專業支持體系，刻不容緩！
抗疫即將結束，“變革”剛剛起步。在一段時間內疫情打破了家庭教育的舒適區，迫使學校從教育中淡出，而家庭教育從幕后走到臺前，讓學生成長更多地變成監護人和學生自己的事情。雖然疫情期間家庭教育為主導的責任體系是無奈之下的應對舉措，但已經留下了未來教育的基因。 (劉堅 劉啟蒙 劉堅為中國基礎教育質量監測協同創新中心首席專家、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創新研究院院長，劉啟蒙為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創新研究院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