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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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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您如何看待當前城市化進程的水平和質量？
蔡昉：中國的城市人口被定義為：在城市居住6個月或以上的居民，而不管其戶口登記地在哪里。以此計算，中國城市化水平目前為47.5%。很顯然，那些在城市打工超過半年的農民工及其家屬，也被統計到這個城市化數字中了。如此統計，不僅城市化水平已經大幅度提高，而且提高速度也很快。過去10年，中國實現了年均3.2%的城市化速度，即城市人口比例每年提高3.2%。這已經是全世界最快的城市化速度了。問題是，這樣的城市化，其作用是否充分發揮，是否能夠持續呢？
記者：您理解，城市化的意義究竟何在？
蔡昉：城市化不在于人口比例，首先在于產業集聚產生的規模經濟或外部經濟可以給經濟增長帶來生產率的提高。其次，人口聚居產生對服務業的更大需求。針對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所面臨的課題，城市化的最重要意義是創造能夠拉動經濟增長的消費需求。
然而，從眼下城市化對消費需求的推動來看，效果卻沒有充分顯現。沒有獲得正式市民身份的農民工及其家屬，仍舊把農村老家作為自己的歸宿。由于城鄉消費模式的差異，沒有歸屬感的農民工和家屬，依然按照農村的模式進行消費和儲蓄，不能發揮城市化促進服務業發展和擴大消費需求的功能。這種城市化的不徹底導致城市化進程的不穩定性。
記者：那么，該如何有效釋放他們的消費潛力呢？
蔡昉：城市化的主體是人，城市能夠供給每一個人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要給足、給實。從公共服務的均等性來講，那些被統計為城市常住人口的農民工及其家屬，沒有享受到與城市戶籍人口相同的社會保障和社會保護的覆蓋，在諸如義務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其他公共服務方面，他們也沒有獲得均等的權利。這種未完成的城市化，妨礙了城市功能的發揮，抑制了城市化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所以，雖然城市化率已經達到了47.5%，但是真正的城市人口的比重只有34%。這兩個百分比的差距，可以表示城市化未被發掘出來的消費潛力。
社會保障覆蓋率的提高，將在一定程度上解除農民工消費的后顧之憂。農民工群體已經實現了代際轉變，新生代農民工有著全新的人口特征，他們的消費觀更加積極。戶籍制度改革將大規模把農民工轉化為新市民，從而轉變他們的消費模式，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住房建設和消費品生產等領域創造出更大的需求。我認為，城市化作為經濟增長引擎的作用，要通過以戶籍制度改革和農民工市民化為主要內涵的深度城市化戰略才能充分發揮出來。
記者：您預期未來的趨勢會如何？
蔡昉：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一方面，居民大大提高了對更加充分、均等的社會保護的制度需求；另一方面，一直以來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的激勵，正在轉變為提供更多、更好、更均等的公共服務，進而推動制度改革的進程。從近來各地的情況看，各種形式的戶籍制度改革正在加快步伐。最近，廣東省、重慶市都出臺了更為實質性的戶籍制度改革。可以預期，以農民落戶為標志的戶籍制度改革將進一步加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