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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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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懷老師在103期燕山大講堂現場
精彩目錄：
如果把整個中國經濟稱之為巨人，這個巨人引以為傲的一塊“胸大肌”是城市房地產，房地產靠什么？靠征收農民的土地。所謂給農民承包地補償，補償的計算是什么方式？是根據這三五年土地上的收入價值平均數乘以80年的補償，你的土地被征收了，給的補償一般三萬到五萬，有的地方是十萬，但經過鄉鎮一級的克扣，到農民手里所剩無幾…
1949到1979年從農民手里拿了多少錢？據悉，通過農業稅、工業產品剪刀差、銀行儲蓄從農民手里拿了30多萬億。1979年以后的30多年，通過將農民的土地征為地方政府所有，靠賣地，從農民手里剝奪了多少錢？39萬個億！也就是說在共和國60多年的歷史當中，從農民手里拿了將近70萬億來支撐國家的大廈建設…
從1956年6月到現在，中國集體所有制實行了多長時間？55年。所以造成了660個縣土地不到0.5畝，14個省土地不到1畝，這是我們面臨的尖銳現實…
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法西斯轟炸倫敦以后，各國已經開始采取了逆城市化的發展思路，他們認為城市發展太大不好。國際社會已經給我們這個經驗，難道我們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得更好一些嗎…
主題：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命運
主講嘉賓：彭真懷（北京大學中國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長）
主辦：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 承辦：騰訊評論
時間：2011年3月26日（周六）下午15點-17點
地點：中國政法大學（北三環薊門橋校區）圖書館學術報告廳
主持人：各位同學、各位網友大家下午好！歡迎光臨第103期燕山大講堂。
隨著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市轉移，中國城市化進程正式啟動，農民進城并不等于城市化，只有等他們真正變成城市居民，城市化才算真正完成。本期講堂邀請到北京大學中國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長彭真懷先生為大家解讀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命運這一話題，下面有請彭老師開始他的演講。
彭真懷：謝謝同學們，謝謝各位網友。剛才主編告訴我，今天來的人主要是政法大學、農業大學以及一些熱心網友。我們為什么要關心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命運這一話題，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會認為這個主題與我們本身的命運、父母的命運息息相關。
當前收入分配最大問題是對農民收入分配的不公
從1949年建國以來，國家已經有了60多年的治國理政經驗，但在處理農民問題上走得怎么樣？做得是否到位？對這樣的問題，如果農民的孩子不去關注，包括你我在內的人都不去關注，僅僅指望別人給面包，向我們伸出溫暖的手，給我們送來有體面、有尊嚴的生活和工作是不現實的。
今天非常高興來到這兒，我們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即中國的問題是什么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建設所有的問題是什么問題？根本就是農民問題。泛泛而論，說收入分配是社會中一個最大問題，往往容易掩蓋對農民剝奪的過程。據研究，當前收入分配最大問題是對農民收入分配的不公，70%的農民缺少財產性收入，大家要注意這個問題，這包括兩個概念，一個是農民沒有財產性的收入；二是沒有工資性的收入，這是最大的社會不公。農民占國家人口總數70%以上，其余30%的市民中，還有70%的中低收入人群和邊緣人群，純粹的市民只占10%----15%。從總量上來看，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現象，一個國家的政策如果不令本國絕大多數人滿意，有幸福感，這個政策就要打一個問號。這是第一個問題，即不能泛泛討論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現階段最集中的矛盾體現在農民沒有財產性、工資性收入。
產業結構最大的問題是農業基礎地位薄弱
另外一個是產業結構問題，需要調整結構轉變方式。我告訴大家一個具體的情況，你們可能會大吃一驚。我們國家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調整經濟結構的？從1981年開始提出要調整經濟結構，到現在已經有30年還沒調。不但沒有調，經濟結構問題反而越來越嚴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從什么開始的？從1949年開始中央就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現在轉成什么樣了？是過度的工業化、城市化。中國產業最大的問題是農業基礎地位薄弱，農業依然靠天吃飯，旱災一大片，鬧災一條線。去年春夏之間，水資源非常密集的西南地區出現了旱災，當年全國旱災面積達3.98億畝，絕收了4008萬畝。此外，產業結構調整是否就是指工業產業結構調整？事實上這是不對的。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要回答為什么要研究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命運，對這三個問題背景了解了，就會知道原來這個問題是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
從當前的社會矛盾來看，最大矛盾是城鄉結構失衡，城鄉貧富差距過大，農民無論在政府、學界都沒有話語權和代言人，所有的掙扎都成了胳膊擰不過大腿的悲劇，有的自焚、有的跳樓，血腥事件和暴力事件已經讓人們習以為常甚至麻木不仁，任何一個有良心的人感到越來越沉重的壓迫感，感到窒息，喘不過氣來。今天在這里討論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命運問題，實際上關系到整個國家的根本大計，因為從這一刻開始國家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在國家發展進程中不要把農民拋棄在進程之外。
出口、投資、消費，是任何國家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2008年11月份開始全球金融危機，2009年中國7次調整了出口退稅政策，但到目前為止出口不能使國家經濟增長，增長也沒恢復到2008年之前。美國、日本、歐盟主要的發達經濟體不要中國出口的產品，因為他們要應對本國的經濟問題，要給本國增加就業機會。此外，通過四萬億投資那種先救命后治病的極端措施留下了大量后遺癥，例如重復建設。我們這個國家有重復建設的傳統，為什么？因為國家發改委規定的產業投資目錄被31省、655個城市、2800多個縣一級單位復制，不按照這個產業目錄來做，就得不到政策項目和資金的支持。這么多年來政府一直告誡人民勒緊褲帶過日子，人民口袋里沒有錢，談何擴大內需？所以，消費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除了家電下鄉措施以外，沒有持續性進展，還是維持在整個經濟增長貢獻率4%，為什么？因為占人口70%以上的農民口袋里沒有錢。
從農民手里剝奪了近70萬億
由于長期的政策誤導，有兩件事是過度的：一是工業化，二是城市化。特別是過度的城市化，把農民排除在整個城市化的進程之外。1949到1979年從農民手里拿了多少錢？據悉，通過農業稅、工業產品剪刀差、銀行儲蓄從農民手里拿了30多萬億。1979年以后的30多年，通過將農民的土地征為地方政府所有，靠賣地，從農民手里剝奪了多少錢？39萬個億！也就是說在共和國60多年的歷史當中，從農民手里拿了將近70萬億來支撐國家的大廈建設。一個人要講良心，一個政權要講執政的道德和倫理。那政府該怎樣報答農民兄弟？中央提出工業反輔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但沒有人真正做這件事，大家對這個問題故意不聽，不理解。因此，中央從2004年到現在發了8個中央一號文件，什么意思？用8年的時間可以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但8年時間居然沒有把農民問題解決好。再加上1982年的5個一號文件，中央一共發了13個一號文件，改革開放總共時間才31年，但已經發了13個一號文件，對這個問題不可謂不重視，但城鄉差距還是1：3.33，如果加上教育、醫療各種各樣的公共服務在內，城鄉差距在1：6以上。
大家要注意，1982年中央發了一個51號文件，叫“實行市管縣”。1983年中央就開始撤地設市，山東的濱州市、江蘇的淮陰市原來都是地區，在該地區設置的派出機構叫行署，行署都在縣城里，有行署專員和副專員，不過，他們沒有自己的辦公機構和設施。撤地設市以后，情況就不同了，每個地級市都要在所轄土地上建立一套政權機構。
中國農民貧窮過程與城市化過程是同步進行的，這一點在研究過程中也要注意。從1982年開始中央發51號文件，強調市管縣，把大量的市改成市轄區，擴充土地，這個地方的所有資源全部為城市所用，導致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城市開始瘋狂擴張，擴張以后需要空間怎么辦？只能是向農民要地。農民的產權由于不清晰，又沒有農民協會，此外，國家領導人當中沒有專門代表農民利益的，沒人替他們講話，所以農民沒有話語權，那么他們的利益始終在被剝奪。
中國經濟巨人的三塊“胸大肌”
如果把整個中國經濟稱之為巨人，這個巨人引以為傲的一塊“胸大肌”就是出口加工業。出口加工犧牲誰的血汗錢？長三角地區打工妹、打工仔從哪里來的？就是從中西部地區來。通過支付給農民廉價的工資，剝奪農民創造的勞動價值，支撐著東南沿海地區發展。那些產品用中國的原料、勞動力，而且開始不給農民任何社會保障，一直到2008年11月份經濟危機爆發，這個進程才被打破。在各種壓力下，在人道主義組織的關注下，因打工引發各種疾病的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得到了社會關注，可國家又采取了拖延措施，時間換空間的措施。例如：四川打工妹在廣東打工有社會保障，但不能轉移到四川老家，只能用于廣東的建設，直到現在這項工作還在統籌著，還在協調，這合理嗎？
經濟巨人另外一個“胸大肌”就是城市房地產，房地產靠什么？就是靠征收農民的土地。所謂給農民承包地一個補償，補償的計算是什么方式？是根據這三五年土地上的收入價值平均數乘以80年的補償，你的土地被征收了，給的補償一般三萬到五萬，有的地方是十萬，但經過鄉鎮一級的克扣，到農民手里所剩無幾，更多的悲劇由此而來，包括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結論的悲劇。
在面對著一方面城市人口擁擠不堪，全國655個城市有400個嚴重缺水，有200個水資源到了緊急地步，北京還要建設一個世界城市，這是科學發展的思路嗎？一個世界城市連交通問題、水資源問題都解決不了，談何建立一個世界城市？一個世界城市基本的概念是：這個城市外國人居住要占40%以上，能做到這一點嗎？另外，一個世界城市最重要的核心品質是國際事務參與的程度，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我們有多大？所以，北京提出要建設世界城市，當時我就非常明確的反對，我認為這是北京市自己一廂情愿，不應該成為國家戰略，幸好“十二五”規劃當中并沒有把它作為國家戰略加以闡述。
另外一塊“胸大肌”是地方政府賣地。就像旭日陽剛唱的一樣，如果地賣完了，將真的“老無所依”了，這個國家何處去？在城市化進程中確確實實出現了對農民的剝奪問題。如果各地真的關心農民，各地探討的置換方式，用宅基地置換一套住房，用承包地置換所謂的社會保障的這種措施值得考慮和反思，因為這經不起歷史和實踐的檢驗。
瘋狂城市化進程中的房產泡沫
在整個瘋狂的城市化過程中，地方政府通過賣地，整個土地大買家先買進來，大買家就是大造房，地方政府是最大的獲益者，而且目前地王產生的現象不是偶然的，所謂價高者先得其實表現出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無所作為。任志強動不動發表一些“危言聳聽”的言論，其實是他把握了房地產開發的一套規律，房地產開發的規律是什么？地方政府把地賣給房地產開發商，房地產開發商并不用自己的錢來建設，他們向銀行貸款，至少貸50%以上，這是第一個50%，第二個是在開發動工建設時。建筑商動用的鋼材、水泥等建筑材料，房地產商跟他有一個很好的協議合同，房子蓋好后支付建筑資金，所以房地產開發商在這個過程不用花錢。據了解，土地一旦動工就開盤賣樓，這個賣樓的過程是從過去的10%首付提高到現在的60%，又是從銀行貸款，所以房地產的開發綁架了整個金融系統。房價能降下來嗎？大家都在問這個問題，其實這個問題根本不存在，因為中央從來沒有說降低房價，中央所有的語言都是“抑制房地產價格過快增長”，目前的房地產價格不要再漲了。一旦對現有房地產價格降低30%，整個金融系統就可能崩潰。現在房地產泡沫已經形成了，只有用溫水煮青蛙的辦法，慢慢地死，慢慢地軟著陸。所以搞廉租房建設，試圖用廉租房建設逐漸讓城市人實現居者有其屋的夢想，時間是否容許？據悉，每個工程的周期是18個月，加上土地審批，盡管是政策性住房，但建成至少需要兩年的時間，也就是說24個月是最快建成速度。有沒有可能給我們這個時間實現所謂的軟著陸？這個美妙的想法到底是否可以實現？如果按照目前這個態勢發展下去這個問題將會很難實現。
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把農民排除在城市之外
對重大的問題我們一定要有清晰的判斷，即在賣地的問題上，地方政府是最大的收益者。同學們可能會問，為什么農民沒有利益？地方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不給農民利益？所以涉及到一個重大問題，在城市化進程當中，農民是沒有話語權的。國務院發展中心和國家發改委聯合編制的發展藍皮書，每年發布一冊，去年10月19日發布的一冊說城市化率是46.6%，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對這個問題是怎么看到的，其實這有很大的水分。所謂46.6%城市化率應該扣除兩個部分：一是被城市化的農民，農民所在的家鄉、省會城市、地級市，包括北京西北旺、溫泉一帶，海淀區、大興區、昌平區等等所有社區，這些地方那些農民盡管上樓了，但仍然是農民，生活并沒有改變，這樣的人群有1.49億；另外在人口普查過程中，還有一個億是在城里居住了6個月的農民工，按照人口普查的要求，在城鎮居住6個月以上的農民就視為城市居民。所以46.6%如果扣除掉2.49億，實際上不到一半，也就是不到23.3%。中國13億人口（這個數字已突破），9億農民，70%以上的農民跟20%多的城市化率是吻合的，這個基本判斷不會變。中國城市化率46.6%有很大水分，不切實際，是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把農民排除在城市之外的過程，所以導致城市化率的統計是有水分的。城市化率是城市居民占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人口比例。而中國的城市化過程非常緩慢，而且帶有嚴重的后遺癥，既是機遇的同時又存在巨大的缺陷，需要我們正視，如果不解決這個過程中的農民問題，這個城市化率只能造成巨大的社會動蕩，使農村更加危險。
農民為什么在城市化中被排除在外？一是農民沒有產權，市場經濟前提是產權清晰，那農村的產權是什么？農民有什么產權？所以我們的父老鄉親在關鍵時候，比如說孩子上大學或者在生病時，只能向親戚告急，甚至連像樣的抵押物都拿不出來。銀行之所以要從縣一級撤出來，是因為不想為農民承擔，農民沒有抵押物，沒有抵押物怎么能知道你借我的錢能夠還本付息？農民手里的土地沒有產權，很多事就這么攪合在一起。農民對土地到底應不應該有產權？中國的農民土地在歷史上到底是什么樣的？從中國歷史上看，除了政治概念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外，農民進入秦朝以后，一直實行的是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私有制。在每個王朝時，王族成員和貴族以及退休的官員們到了地方以后，皇帝賞給他們土地，給一些王分封一些土地，這些官僚到下面以后就開始以皇帝、皇族的名義侵占土地。當然有些土地指定是在皇帝名義下的，但絕大多數是農民耕種的。中國歷史上就形成一個反復，什么反復？一個可以不斷的補充自己的能量的體制，土地一旦兼并成功，農民發現沒有土地了就通過起義的方式來爆發，重新平衡，所以從唐朝末年黃巢起義開始到太平天國的農民，一直是土地問題，農民起義的根本問題是把土地奪過來。一個新政權建立以后，皇帝們就說要修養生息，把土地還給農民，但經過一兩百年的歷史之后就得意忘形，就兼并農民土地，到200年以后又被農民起義所打破，開始進入新的平衡，這是中國歷史的情況。正因如此中國共產黨初期從農村走出來的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他對中國農村非常了解，所以他的著作當中第一篇是《弄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接下來是《湖南運動調查報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他認為一定要解決農民問題。所以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這一代領導人制定的很多法律當中都是在強調土地私有制。所頒布的《井岡山土地法》、《新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大綱》、《中國土地法大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規定共同綱領》等憲法性的文件規定我們這個黨實行的是耕者有其田（孫中山提出，中國共產黨在開始時自認為自己是孫中山先生的學生）的私有制，而且這個制度確確實實在建國初期是實施的。
新中國農民喪失土地所有權已經55年
但到什么時候變了？到1956年6月一屆人大三次會議時，關于高級社的決議要求進入集體社的所有農民把土地交出來，歸集體所有。后來發生了三年自然災害，大家可以仔細查一下歷史，其實那段時期中國沒有發生自然災害，那為什么會出現餓死幾千萬人的情況？因為農民不滿了，土地剛剛給他們五六年、六七年就收回來了，說話不算話，農民種糧食沒有積極性了。后來我們歸結為三面紅旗，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吃大鍋飯這些問題，我們為自己找理由，最后說是三年自然災害。接著中央發現了這個情況，就開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發現要給一些宅基地、自留地。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18個農民按了血手印，自己耕種。血書的內容是如果18個人當中誰因為這件事被殺頭了，被抓去坐牢了，活著的人在外面一定要把他的孩子養到18歲。這是農民本能的反抗，1979年中央接受農民這個挑戰和探索，在全國普遍推開家庭承包制。所謂家庭承包制就是把使用權給了農民，但沒有給農民所有權。正因為這一步邁得不徹底，所以導致了改革開放以后的30年巨大反差，1982年開始51號文件提出城市化，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民被拋棄在利益之外，因為你不是土地的所有者。現在我想請大家考慮一下，從1956年6月到現在我們說話時，中國集體所有制實行了多長時間？55年。我在微博上說，這是太監的醬缸，為什么動不得？羞羞答答的，這個地方就是不好意思改，所以造成了660個縣土地不到0.5畝，14個省土地不到1畝，這是我們面臨的尖銳現實。
賣了1700萬畝土地地方政府獲得利2.7萬億
守住18億畝耕地就是一個夢而已，根本守不住。現在全國可以統計的土地面積，國土資源部長說還有十八億兩千六百萬畝。這是他可以公開的數字，同時他告訴我們，即使在2010年這樣一個嚴控年，通過賣了1700萬畝土地地方政府獲得了2.7萬個億收入，發現土地違法自建者5300萬起。因為地方政府都在想，現在這個時候不去這么做，不去賣地，就沒有政績，就沒有GDP的增長，所以認為賣地是最好的生財之道。反過頭來講，我們國家現在所面臨的問題錯綜復雜交織在一起，不是某一個單向改革所能解決的，地方政府為什么要賣地，是因為1993年實行分配制以后，中央和地方的稅制實行嚴格的區分，國稅歸國家所有，地稅70%歸國家所有。剩下的30%，地方政府想有所作為，一般情況下會加大一些基數，在40%左右，地方政府要完成造福一方的任務手里沒有錢就無法做事了。怎么辦？中央開一個口子，只要你不動我的國稅和我應得的那部分，你們可以通過賣地來增加地方的財產收入，所以這是地方賣地的真正原因。把板子打到地方政府身上是不公的，看上去出現的問題在下面，但根子在上面。
退無可退時候才能去思考改革嗎？
關于農村土地所有制的問題，大家認為這個問題改不得，這牽涉到國體、政體問題，事情有那么嚴重嗎？沒有那么嚴重，不就55年嘛。所以大家一定要深刻意識到，中國農民貧窮的根子是農民沒有自己合法財產。所謂市場經濟體制主要是城市和工業企業進行者，，這么一個大國，93%的國土面積在壟斷，74%的人口在農村，但整個市場經濟這道題到現在沒有破，所以你能怪主要發達國家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體制國家嗎？他們到現在也沒有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這不是偶然的，你說得再好不如做得好，因為產權制度不到位。在這個問題上，土地不是農民的，國家用法律說“非經政府批準，任何農地不得合法轉化為其他用途。”所以農民在這個問題無所適從，法律死了，土地不是你的，產權不是你的。很多學者有一些天真的發言，認為現在的土地所有制是天經地義的，就是美好的，我認為這值得商榷、討論，我不認為這個問題是天經地義的，不就是55年嘛。
清朝的太監們在南書房弄醬，味道很大，皇帝們、太監們經常聞在其中不知其味，外國的公使聞到就說，你們這些東西不必要放在南書房這個地方。我們每次要經過這個地方，我們要搬一搬。但由于太監們的勢力太大，就是不搬，直到清朝滅亡，宣統被趕出皇宮，這個才被打破，難道我們的土地制度也要這樣做嗎？被逼到墻角，退無可退時候才能去思考改革嗎？最近中央在研究一個問題，總是羞羞答答的改革是不行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當中制定了一個文件《關于農村改革的決定》，這個文件有一字之改，過去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長期不變”，這個文件當中規定的是“長久不變”，中央試圖改變什么東西，但不好意思說出口。認為是對制度的基本否定，害怕發生重大的動蕩，已經意識到問題，但羞羞答答只邁出一小步。今年中央要出臺一個文件是《關于農村承包的政策含義》。去年12月17日的晚上我向中央政治局常委講了真話，也是今天講的部分內容，就是農民為什么貧窮的問題，原因是沒有直接產權，沒有財產性收入。剛才我們說了13個一號文件，為什么農民不種地？農業還是這么困難？農民還是這么貧窮？因為農民切身感悟到你讓我種地我沒有產權。中央說你種地吧，種糧食一定有收入，農民說沒有收入。中央說給你補貼，農業稅免了。農民說也不行，因為這免了，會通過其它方式征上來。
13個一號文件解決不了農民貧窮的問題
中央一號文件為什么得不到預期的效果，表明了一件事，即誰聽中央一號文件的話，誰就會吃虧，中央要糧食安全，地方要財政、財力，農民要增加收入，這三面的矛盾一號文件沒有解決，沒有解決怎么辦？農民當然就不理會了，不執行了。
比如黑龍江省有70個產糧大縣，其中43個財政收入不到億元，有21個還沒有有摘掉貧困縣的帽子，70個當中有60個是要靠中央財政和省級城市轉移支付才能維持政府開工資，才能將政府運轉起來。產糧大縣的情況如此糟糕，跟中央一號文件的要求是背道而馳的，根在哪里？根本在于產權制度不清晰，農民種土地沒有興趣，因為城市化過程中沒有尊重過土地產權。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把土地交給農民個人，會不會產生貧富分化的問題？在農民貧困問題上，樹根不動，樹梢白搖。樹經過56年長成了大樹，根系沒有這么發達，但56年來在我們的思想中、在官僚的思想當中已經根深蒂固，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再出13個一號文件也解決不了農民貧窮的問題，當然農民貧窮背后還掩蓋著重要問題，即農業困難的問題。
如何面對2.5億80后、90農民工？
收入分配當中農民缺少財產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在產業結構當中，農業靠天吃飯，所以需要技術底層的制度設計。根本制度問題不解決，整個國家解決三農問題遙遙無期，而遙遙無期就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歷史上的周期律就會發生，我們面臨最大的挑戰可能是農民問題，跟歷朝歷代一樣。農民貧窮，缺少財產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那么農業為什么困難？農業的困難在于我們國家的農業幾千年來從主體上還是看靠天吃飯，當然可以找出事例來說我們搞了現代農業，但只是個別案例，從絕大多數農村來講還是靠天吃飯，一種孤立的、分散的耕作方式，從原始社會就有的耕作方式一直延續到現在。我們缺少由現代的物質條件裝備農業，大家看到這些情景你們有什么樣的感覺？農業缺少產業資本的進入，缺少科技創新，缺少產業的提升。若按18億畝耕地來算的話，全國有2.5億的農戶，18億畝耕地除以2.5億，每家農戶是7畝地，這是全國的平均數。但做學問思考時一定要注意所謂的平均數不代表大多數。因為全國有14個省人均耕地已經不到一畝，戶均不到3.5畝了，還有660個縣不到5分地，也就是說戶均不到1.5畝了（3—5口人）。最后為了給中央政治常委講真話的報告，特地到農業戶進行調研，結論是：農民每年種植水稻、玉米和大豆，水稻、玉米和小麥這三大糧的收入為多少？扣除各種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因素以外，是185塊2毛錢一畝地，一畝地185塊2毛錢乘以7畝地乘以夏秋兩季，不到2600塊錢，這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相鄉親們一年的收獲，這樣的農業怎么能讓農民安心，怎么可能不選擇撂荒？年輕人怎么可能不到外面打工？當然年輕人到外面打工還有另外一個很復雜的背景，什么背景？就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原則規定，叫大穩定小調整，一定是30年不變，這意味著土地承包以后，如果我們上了大學，參軍了，還有老人去世了，這些土地是不調整的。很多地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又出現另外一個問題，如果年輕人娶了妻子，生了孩子，有沒有土地都要到姥姥家吃飯，開始可以，但日積月累可能嗎？所以中國有個普遍的外嫁問題，這就為什么有2.5億的農村80后、90后進城打工。80后、90后的農民工指的就是這一撥人，因為農村沒有土地，到城市里尋找夢想，可城市里也不是夢可以寄托的地方，這2.5億人是社會不安的巨大因素，他們像潮水一樣在城市之間流蕩著，一旦觸及到不安的社會情緒，一旦把他們激化，就會產生巨大的社會動蕩，因為這一部分人就是傳統社會說的流民。如果每年7千萬的大學生不能很好的就業，這些有一定的知識，受過教育的年輕知識分子與這支動蕩的大軍結合在一起，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況？所以必須處理好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問題，這個問題必須面對2.5億80后、90農民工。
小城鎮建設是未來中國政府的最重大戰略
農民用刀耕火種的原始耕作方式，維持著莊稼就可以了，而不再去爭取農業生產產量的提高，因為他們知道你說的都是假話，每年到收獲的季節會發現農民對著鏡頭說有多少多少收入，但這只是個案，這個個案不能代表全民情況。從總體上看是總體弱化，個別改善，個別的有收入，因為農民把土地撂荒了，他們把這些土地收起來，進行集體耕作，然后給租給他們土地的農民一點現金，所以取得了種糧食的一些收入。這種事例從另外一個層面證明中國農業發展一定要規模化經營、標準化生產才能有效解決糧食安全問題、食品安全問題。
我在調研時基層干部告訴了我關于農村土地撂荒情況。農民選擇了對土地撂荒，來到了城里。到城里以后，用自己的汗水、淚水甚至生命建設的城市，但城市卻不接納他們，留給我們的只是一個背影。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必須想到2.5億的青壯年、農民工，他們的未來究竟應該放在什么地方，哪里可以承載他們的夢想、他們的希望，特別是他們的身后還有8700萬的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和留守婦女。
國家如果總是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發展是不均衡的。巨人注定要倒下，小康之路注定是不能實現的，正因為如此，這些年來我一直反復呼吁寄托中國農民未來夢想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我得出一個結論，包括在奧運會之前我給中央寫了十萬字的報告，我認為中國的小城鎮是未來可以寄托中國繁榮發展的最重要的寄托地，是整個億萬農民的生活家園，是城市之尾，農村之首，我提出小城鎮建設是未來中國政府的最重大的戰略訓練，應該上升為國家戰略。而且以縣城和中心鎮為首的城鄉統籌發展，是繼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的市場經濟改革之后的又一次偉大的制度創新。這些年來我一直苦苦呼吁，但也很高興這些想法已經得到了中央層面的積極響應。我在不同的場合里有反映，實地考察了100個小城鎮建設地點。長三角、珠三角為什么那么發達，其實有兩個重要的情況：一是小鎮建設發展得好，人人在本鎮就可以就業，有一份好工作，好心情，好收入；同時民營經濟在發展。所以是樹根跟草根的關系，小城鎮建設像樹根一樣發展在長三角、珠三角土地上，而且可以看看，中國現有經濟發展好的地方就是小城鎮發展得好的地方，民營經濟發展快的地方。所以小城鎮是樹根，民營經濟是草根，在現有經濟的范圍內，剛才我們說了，30%的國土面積都是現有經濟范圍，74%人口都在現有經濟，現有經濟沒有那么多的可以控制國計民生的重大的產業和行業，所以完全可以放開發展民營經濟。現有經濟本身就是富民經濟，所以把小城鎮建設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這些年來我實地考察了100多個小城鎮點，國務院研究室的617號的決策參考，光明日報58期的紀要，新華社189期的國內動態紀要，中央黨校443期的思想理論內參等都在向主要的中央領導報告我對這個問題的建議，特別是在奧運會召開之前的10萬字建議，我認為奧運會國家戰略，就是小城鎮，小城鎮是中國可持續增長的發動機。
需要讓工商資本大規模的進入農村
事實上，在60多年治國理政歷史中，中央政府太習慣把政策和資金資源放在直轄市。北京搞了奧運會，上海搞世博會，各級地方政府把政治資源放在省會城市和地級市，之所以會出現655個城市400個缺水、200個嚴重缺水的局面，就是由此造成的。因為從中央到省一級、地方政府的領導人更多把這種關愛放在了地級以上城市，而忽視了縣城和小城鎮建設，但歷史整個發展軌跡恰恰是相反的，所有小城鎮是所有城市的母體，就像生育我們的母親一樣，每個城市的發展都是從小城鎮起步的，包括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但當我們離開了母體以后，長成大人時，忘記了母親給我們的恩德。承載中國未來夢想和希望的一定是小城鎮建設，而不是大城市。大城市已經到了垂死的地步，北京這樣的城市每到上下班高峰期就出現癱瘓，在未來兩到三年之內所有地級城市特別是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都會出現癱瘓狀況。因為整個城市的發展思路就是攤大餅，整個城市所有的公路無非就是一個巨大的停車場。相反星羅棋布的小城鎮可以承載未來中國農民的希望，為什么？按照各國現代化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看，發達國家的標準之一是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10%以下，而我們是70%以上，各國的農業就業占整個社會就業的5%以下，而我國農業就業占了50%以上。這就是中國的國情，無視中國國情，照辦西方城市化理論在中國是行不通的，這種城市化的理論其實在現實里已經碰壁了。因為只要地不要人的城市化，將來是造成巨大社會動蕩的根源，必將使農民更加貧窮，農業更加困難，農村更加有危險。直到現在，一些有話語權的人還在說不要讓工商資本大規模的進入農村、農業，因為這樣會剝奪農民，但如果農民兄弟們始終在刀耕火種的原始狀態下耕種，中國農業什么時候能走出困境？而所有進入農村的工商資本大多數是民營企業，因為國有壟斷企業有大量的壟斷資源，不希望到農村去開疆拓土。這些被擠壓喪失空間的民營企業到了農村以后，希望與農民建成利益共同體，建成以后，又收到了諸多的指責。因為農民這些年來兩手空空，通過銀行儲蓄的方式、通過土地收入的方式，手里沒有錢，農民手里沒有錢，國家就沒有希望，農民的口袋膨不起來，擴大內需就是一句空話。
沒有一種GDP值得用3億多人的命運去交換
我希望今天這樣的交流能夠積極地告訴大家中國農民貧窮根源就在于農民沒有自己穩定的財產性收入。因為這個前提存在，靠補貼、免稅這些措施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樹根不動，樹梢白搖。中國的農業之所以這么困難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們根本不重視農業。我們認為工業發城市的財，劣勢始終是農業，認為農業僅僅是提供所需要的糧食。其實現代農業本身有6種功能，除了食物廣大功能以外，還可以作為工業的原料、促進勞動就業、生態保障、文化傳承和旅游觀光的，但我們僅僅強調的是涉及保障的一項功能，更多看重的是糧，正因為看重糧食，所以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政府把轉基因的食品種子作為國家戰略加以推動。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事，對于轉基因食品到底有沒有危害，對我們這一代人包括下一代人有沒有危害，全世界各國非常謹慎，只有我們國家政府為了推動糧食產量不遺余力的推動轉基因食品，現在有60%的豬肉都有瘦肉精成分在里面。在處理所有重大問題時是屁股決定腦袋，因為我們住在城市，農產品一漲價城里就叫，一叫，那城市里聚集的黨政官員為了安寧趕緊要打壓農產品價格的增長，這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則的。農產品本身也是一種投資商品，因此農業的困難在于農業政策上在長期是處于劣勢的。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造成一連串的農業基礎設施的薄弱。去年干旱，今年要搞水利建設，關于水利建設提出了10%的賣地收入可以用來治水，不懂行的人會認為這句話很好，其實這句話本身是錯誤的。請問那800個產糧大縣，由于耕地都是保護用地不能賣地，這些要搞水利建設怎么辦？沒有賣地收入哪來的10%的水利建設？對這些文件的分析要認真思考，所以農業的困難不是偶然的。
孤立的、分散的，一家一戶的從原始社會就有的耕作方式怎么適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的大風大浪呢？人家整個國家是戰略的同盟關系，農民是同盟關系，各種各樣的行業協會來面對，可我們是一家一戶的農民去面對，這怎么不會打敗仗？在大豆、花生問題上失敗了，在食用油的問題上，一個國家的食用油的75%是被外國人所掌控的，所以中央主要領導說我們能不能控制到50%的食用油保障自給率，但原料已經被人控制了，轉基因大豆完全是國外進口的，現在的玉米也是進口等等。一方面本國為了增加產量靠轉基因的種子，另一方面從國外大量進口轉基因的糧食，農業的位置在哪里？所以2007年我就呼吁要成立國家現代農業的司法局，把現代農業的6個功能放進去，沒有人理會，4年以后才接受。從政策的建言者最終到政策的實施，就有這么一個巨大的過程，這4年耽誤了多少事？憂心如焚。如果農民貧窮惡化，農業困難進一步惡化，農村的危險就會進一步加大。我們必須面對剛才所提到的80后、90后的農民工問題，也就是流民問題，也必須面對他們身后8700萬的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留守兒童問題。沒有一種增長，沒有一種政績，沒有一種GDP值得用3億多人的命運去交換和支付，這是每一個執政者所必須考慮到的問題。
小城鎮：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落腳點
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落腳點、空間在哪里？我認為就是小城鎮建設，中國不需要那么多的大城市，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法西斯轟炸倫敦以后，各國已經開始采取了逆城市化的發展思路，他們認為城市發展太大不好，國際社會已經給我們這個經驗，難道我們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得更好一些嗎？這是我們面臨的問題，國內外的經驗、中國的建設過程告訴我們，我們要把70%的農民從農村轉移出來，轉移30%的話我們就有5億的農民，我們要轉移50%的勞動力，轉移20%的話就有2億多的農村勞動力，這些人往何處去？往大城市去嗎？不現實。城市到目前為止，655個城市沒有一個真正的不是為了農民的土地而為農民放寬城市戶籍的。如果像重慶、成都這樣放寬，也僅僅是為了要農民腳上的土地，而采取很多極端措施，即必須是他的父母轉到城市戶口以后才能辦理入學手續。就是為了農民的土地，將農民被城市化，面對這樣一種基本的情況，必須有一種責任感。所以今天騰訊評論請我來做這樣一個闡述，跟大家共同分享我很高興，所以有了今天這么一個機會，由于時間關系，就講到這里，大家有什么問題可以共同交流，謝謝大家！（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