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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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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會在上海召開得如火如荼。而后世博時代的上海，下一步該怎么走，也正在當地熱議。
畢竟，此時的上海，同時面臨著另外一個困境：由于土地和資源的限制，使得上海的城市化發展已近瓶頸。
最近，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聯會長王新奎指出，上海應率先突破舊的增長模式瓶頸，加快由制造業向服務業再向高級服務業的產業轉型。
王新奎認為，本屆世博會正是上海進行產業轉型的一次重要契機，尤其是位于黃浦江兩岸的世博園區土地的合理規劃利用對于未來上海的發展非常關鍵。“這么寶貴一塊土地，將是上海經濟轉型的重要砝碼，把它放上去以后，上海產業轉型就有了很大的空間。”
他透露，目前世博會后世博園區的土地利用計劃已經在研究當中。
再次城市化的挑戰
《21世紀》：世博會為上海發展帶來了哪些機遇？
王新奎：世博會加速了上海基礎設施建設的進程，為上海未來的城市發展作準備。現在已經有400多公里，到2012年即將建成的500多公里的軌道交通，要做到讓每一戶人家出門500米都有一個地鐵站。
另外一個就是浦東機場和虹橋機場的擴建，新建航站樓，為世博后的物流、客流流向和規模變化創造了巨大的貢獻。
第三，虹橋交通樞紐一旦建成后，將來京滬高速鐵路、滬杭高速鐵路開通以后，整個長江三角洲同城化效應就形成了，這將極大地促進整個長三角的發展。
《21世紀》：你認為，作為一個國際性大都市，目前上海發展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王新奎：上海到目前為止仍是國內經濟規模最大、最發達、最國際化的城市，也是城市化歷史較早的城市之一，但是在城市化發展的過程當中，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當年我們開發浦東的時候沒有預料到，這20多年遇到了一個比早年更大規模的移民潮，城市文化變得更加多元化，內部各種族群的界限變得非常明顯；另一方面，經過了20年的發展，各界的貧富差異也大大拉開，引起了社會矛盾激化；第三，由于人口大量集聚，怎么按照21世紀的標準，為一個剛到城市的人提供一個可以生存的環境，比如住房問題、醫療問題、教育問題，任務也是非常艱巨的。
實際上，上海在十幾年的城市化之后遇到了一個需要再次城市化的過程。2010年世博會正式舉辦，使得“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個主題更加緊迫的放在我們面前。
《21世紀》：為什么叫再次城市化？
王新奎：上海66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聚了將近2200萬人，從工業、制造業到各種重工業、輕工業、服務業門類已經非常齊全，導致上海發展空間 已經很小很小，原先城市化的發展模式已經無法繼續下去了。
中國傳統的增長模式，也就是高速城市化、工業化、要素集聚化的發展道路在上海已經走不下去了，如果再按照原來的模式發展下去，這個城市就會變得越來越不美好。
這個問題上海先碰到，但是全國其它城市也會碰到，有的城市盡管沒有上海這么嚴重，但也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比如說，北京一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遇到了發展瓶頸。
國家覺得上海基礎這么好，發展需求又很迫切，胡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來了幾次都希望上海能夠“先行先試”，率先走出一條路，拿出些新的經驗來，就像當年浦東開發開放一樣。
“先行先試”的瓶頸
《21世紀》：再次城市化的過程中，上海應該如何“先行先試”？尤其在產業轉移這一塊，會不會對上海帶來挑戰？
王新奎：現在上海面臨著三個大的轉型。一個是城市功能的轉型，大概是從過去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格局轉變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格局；第二個，城市定位的轉型，從過去的低端服務業、低端制造業轉向高端制造業、高端服務業；第三個，城市發展理念要轉變，發展政策要關注人，關注城市本身，才能有可持續的發展，所以我想“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有很多內涵在里面。
今后的上海要重點發展的八大行業如核電行業、造船、汽車，是上海原來就具有工業基礎的，放棄不合理，還有就是裝備技術、高新技術產業包括飛機、IT。
轉移的主要是大量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的制造業，實際上過去十多年中已經有很大規模的轉移了，大部分企業把總部、設計留在上海，生產環節轉移出去，有的轉移到沿海其他地方，有的轉移到中西部，這也是今后的一個必然趨勢。
從服務業上來講，中央要求上海率先發展現代服務業，出臺了“19號文件”，上海市政府針對“19號文件”又制定了相關的文件，里面有80多條計劃，一項一項在落實，比如說近期的股指期貨、外資企業的A股市場上市，人民幣的貿易結算等等。 但上海向發展現代服務業轉型牽扯的問題太多，轉型還需要時間。
《21世紀》：主要問題在哪里呢？
王新奎：現在，從長三角到中西部還在進行大規模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第二階段是制造業的發展，下一個階段才帶動服務業發展，這需要一個過程。
目前包括整個法律、法規制度，特別是稅制和會計制度都是按照發展制造業的需要，適應貨物貿易的需要建立起來的，現代服務業要發展必須要突破這些舊的制度空間，但突破起來也很困難。
中央現在要求上海“先行先試”，也給了很多支持，但是現在這個階段還有很多政策在進行“先行先試”很困難，制度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例如稅制都不可能太特殊，這是一個大的瓶頸問題，這些都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上海的轉型。
例如，營業稅在服務業是重復征收的，都去搞小而全，大而全，而不去搞分工，因為分工是要征兩次稅，是不是要引進服務業的增值稅？還有所得稅的政策，例如一個高新技術企業沒有什么固定資產投資，沒有什么折舊，絕大多數都表現為利潤，而工資很高，因為人力資本很高，還要征收個人所得稅，這么一征兩征，高新技術就發展不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