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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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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改革力度還應該加大。2008年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已經確定了改革的方向，要解決要素市場扭曲問題，但此后的改革沒有實質性推進。這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重申了十七屆三中全會的一些關鍵性改革意見，表明中央政府的改革決心不動搖，給人以鼓舞。
2010年12月21日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旨在總結以往經驗，分析當前形勢，部署未來工作。一年一度召開這樣的會議，自然對農業領域的實際工作者有現實意義，同時對農業農村事務研究者也有一定意義。筆者一邊在閱讀官方披露的會議信息，一邊在思考。
過去七八年總講農業基礎薄弱、農村工作不可掉以輕心，特別常講農村青壯勞動力流失加劇，農業領域剩下了“386199”部隊，但農產品產量特別是糧食產量一直在增長，這是為什么？主要農產品生產既然持續增長，且增速超過人口增速，但農產品供應總顯緊張，市場價格上升壓力很大，這又是為什么？這幾年蔬菜水果價格上升厲害，糧菜比價發生了顯著變化，中央多年不太強調的“市長菜籃子”又提出來了，以后這個問題會不會加劇？
以上是發展迷局，還有改革迷局：村民自治工作搞了很多年，別說它有何種政治意義，實際情況是農民往往連強拆房屋、強占耕地也對付不了，而這就是在“革命”時期也很罕見。村民自治究竟對農民權利保護有多大的意義，難道它僅僅具有形式意義？
正如此次農村工作會議提到的，中央政府在農民權利構建上下了很多功夫，農村低保、新合療、新農保等重大惠農政策陸續出臺，可是這些政策全部來源于中央政府的推動，只有少數地方政府將保障標準提到了中央政府的標準之上。地方政府為什么大多低于中央政府的預期？是如地方官員常講的財政利益分配不合理么？
中央在“十一五”規劃期著力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農民收入增長明顯，農村基礎設施也有改善，但一種“有新房無新村”的現象普遍起來了，“違章建筑”多起來了，究其直接原因，是農民對規劃的認同存在問題，更對“一事一議”的公共經費籌集缺乏熱情，以致政府建設了基礎設施以后，還可能要背上維護成本。難道給了農民某種自由，就不能有“少數服從多數”的法制原則么？中國農民就只能仰賴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么？
也許，在消除許多舊的思維框框以后，解釋這些問題并不難。
30余年農村改革的基本變局，是將命令型社會經濟體制轉變為市場化為基礎的混合型社會經濟體制。農村改革和發展所有問題的發生均與此有關，具體是兩個方面：一是這個轉變過程切實發生了，二是這個轉變過程不到位、不協調。因轉變的發生，中國農業有了成績；又因轉變的不到位、不協調，我們有了麻煩。
農村經濟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其最值得稱道的是農產品的市場化。在市場的刺激下，農業生產的專業化有了驚人的進步，所謂“386199部隊”越來越多的是農業生產的地頭守望者與核算者，而進入生產過程的則是由青壯勞動力為主的專業服務人員。一個農村老人可以通過打電話約請各類中央人員為自己種地。所以，從事農業生產的并不只是“386199部隊”。這是我國農業持續增長的關鍵原因。
農業生產專業化以后，農民也成了農產品的購買者。農產品的購買力并不簡單地來自所謂城市戶籍居民。近些年，國內工業對農產品原料的需求、進城務工農民的需求以及投機需求都推動農產品交易額的增加。在農產品商品率提高的過程中，如果不是過分的供大于求，農產品的交易額、運輸量的增長速度會超過生產量的增長速度，相應地，農產品的交易費用和交易損耗的增長速度也會超過農產品生產量增長速度。所以，農產品連續增產的情況下，價格水平上升是可以講通的。但也要注意，我國糧食生產如果連續保持人均400公斤以上，且沒有出口增長，過剩也有可能發生。
中國城市擴張造成了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農業領域雇傭工的日工資單價已經超過了城市服務業的平均水平，引起蔬菜、水果等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成本上升。從趨勢上看，菜糧比價還有可能上升。城市居民對優質精細蔬菜的需求增加，致使蔬菜平均價格仍有可能提高。
涉農社會經濟體制轉型不到位、不協調的突出表現，一是農村社會體制變化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二是農業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程度低，要素價格被嚴重扭曲。
這里講的“要素”主要是指土地和勞動。這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再次強調了農村土地管理體制改革和戶籍制度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市場化。
土地制度改革的要點是：打通城鄉建設用地市場的分割，實現同地同價；保護農民土地權益，用市場化的辦法補償農民損失；政府的土地財政收益要合理分配，做到取之于農，用之于農。注意，這里的表達不完全是官方用語，但意思基本一致。這個做法是要解決土地市場的扭曲問題。
戶籍制度改革的目的是要克服當前城市化的弊端，實現“人的城市化”，盡可能創造條件讓脫離農業的農民變為城市圈里的常住居民，讓他們與原住民享有同樣的社會權利。
這兩件事情做到了，將使我國極大地擺脫發展與改革的困境，實現國民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如果我說要素市場扭曲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核心難題，但愿不會有人說這是小題大做。要素市場扭曲實際上就是分配關系的扭曲。經濟學的分配問題就是要素定價問題，這是常識。土地是農民的，勞動大軍的主體是農民自己。土地一級市場被壟斷，各級政府可以低價征地，把農民利益割了一大塊。農民工的勞動權益保護淪為空談，勞資關系中勞動一方嚴重處于弱勢，以致農民工越加班工資單價越低，陷入馬克思講過的“惡性循環”，把農民利益又割走一大塊。這種扭曲的分配關系使國家資本獲益，民間資本跟著獲益。于是，G DP迅猛增長，而國內需求不足，國家外貿依存度居高不下，外匯儲備急劇膨脹，使得國外貨幣貶值行為再進一步剝削中國農民。這種世紀性的財富大轉移在榨取中國人血汗。
改革力度還應該加大。2008年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已經確定了改革的方向，要解決要素市場扭曲問題，但此后的改革沒有實質性推進，只有少數一些試點地區(如成都、重慶和廣東省試點區順德)的改革有了一些進展。這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重申了十七屆三中全會的一些關鍵性改革意見，表明中央政府的改革決心不動搖，給人以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