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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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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農村人口流動規模不斷擴大以及他們在城鎮中居住的時間越來越長，中國農村家庭養老面臨著更多的不確定性因素。
第一，農村人口的年齡結構發生改變，農村人口老齡化變得更加突出。盡管我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到2000年已經下降到63.78%。但是，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卻由1982年的7.8%提高到2000年的10.27%。1982年以來，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持續高于城市。
第二，農村老年撫養比在不斷增加。隨著城鎮化的加快和人口流動的增多，農村老年撫養比也在不斷提高。2001年，農村老年撫養比為11.6%，比城市的11.25%和鎮的9.68%都高。
第三，農村家庭養老的觀念和實踐受到挑戰。眾所周知，由于二元型的社會結構，我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剛剛起步，國家還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對全國的農村老年人實行普遍的社會保障，并且，農村社區的建設也剛剛開始。因此，家庭養老仍是農村養老的主導性方式。“五普”的統計顯示，農村老年人單身戶和夫婦戶比例之和還不到20%，低于城市的27%和鎮的26%。2000年《中國城鄉老年人狀況一次性抽樣調查數據分析》顯示，在農村，有63.6%的老年人和子女居住在一起，男性為60.1%，女性為67.8%。農村老年人把依靠子女養老作為第一選擇的有79%，男性老年人為76%，女性老年人為82%。（注：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編.中國城鄉老年人狀況一次性抽樣調查數據分析.中國標準出版社，2003）
二、人口流動對留守老人居住方式的影響
由于子女的外流，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往往會發生很大的改變。傳統老年學理論認為，現代化進程導致了家庭結構的變化，為老年家庭成員帶來可悲的后果(Cowgill,1974)（注：Cowgill,P. 1974, Aging and Modernization: A Revision of Theory. In J. Gubrium (Ed.) ,later life: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pp.123-146).New York:Free Press），Goode(1970)指出，社會現代化進程伴隨著經濟發展，導致家庭規模減小，核心家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老年人可獲得的社會資源減少。經濟發展帶來的勞動力外流削弱了家庭贍養老年人的能力，主干家庭取代作為家庭養老基礎的聯合型大家庭(Yuan,1987)，成為最常見的家庭結構。（注：Cowgin,P. 1974, Aging and Modernization: A Revision of Theory. In J.Gubrium (Ed.),later life: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pp.123-146). New York: Free Press）
張文娟和李樹茁利用2001年在安徽巢湖進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狀況”的調查數據分析，發現隨著外出兒子的增加，老年人隔代居住的可能性顯著上升，與子女同住的機率明顯下降。外出子女中兒子對父母居住安排的影響超過女兒。在外出兒子有未成年子女的情況下，老年人在居住安排中選擇隔代居住的可能性最高。兒子外出為農村老年人帶來了不利影響，不僅減少了老年人共同居住的選擇范圍，而且是隔代家庭出現的主要原因。（注：張文娟，李樹茁.勞動力外流背景下的農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響因素研究.中國人口科學，2004;1）杜鵬的研究發現，子女外出擴大了他們與老年人的代溝，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經歷在不同程度上改變了移民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在返回村莊之后，他們在觀念、習慣及興趣愛好方面與父母的差異有可能導致兩代人分開居住，使農村家庭結構趨于小型化。（注：Du. P. and P. Tu 2000 Population Aging and Old Security. The Changing Population of China, Blackwell Publishers）
三、人口流動對留守老人經濟供養的影響
子女的經濟供養是老年人生活的主要經濟來源。杜鵬利用2000年普查資料分析表明，我國農村老年人以退休金為主要生活來源的比例很低，僅為4.76%，農村老年人依靠子女或其他親屬供給的比例雖比1994年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在一半左右，為46.1%。特別是農村女性老年人，她們自我經濟供養能力最弱，有2/3的農村女性老年人主要依靠家庭或其他親屬供養。并且，老年人自身經濟供養能力隨著年齡增大而下降的過程中，主要依靠家庭其他成員供養的老年人比例在迅速上升，2000年普查分析顯示，老年人在60歲時，這一比例僅為21.39%，68歲時達到40.62%，而70歲時接近一半，為48.49%，79歲為69.55%，近70%。（注：杜鵬.中國老年人主要生活來源的現狀與變化.人口研究，2003;6）
在傳統儒家孝悌思想的影響下，外流的子女往往通過對父母的經濟補償來彌補對老年人在生活照料方面的缺位。李強的研究表明，和國外相比，我國外出農民工給家庭匯款的比例最高，占農民工總體的75.3%。城市農民工匯款占農村居民家庭收入的比例也是比較高的，得到匯款占總收入50%以上的農民家庭，比例達46.3%，匯款占總收入80%以上的農民家庭比例高達22.3%。這種匯款是持續性的，成為農村居民穩定的生活來源。外出農民工給農村家人的匯款，對于提高農村家庭收入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他們在外打工時間越長，則對于提高農村家庭收入越是起到促進作用；在外打工的家庭成員越多，則農村家庭收入越高；農村家庭收到的匯款越多，則對于自己生活地位的評價越高。匯款支持和支撐著農民家庭和農村經濟，匯款也是農民工和家庭聯系的最重要的經濟活動之一。子女給父母高比例的匯款是中國農民家庭倫理關系的正常體現。（注：李強.中國外出農村工及其匯款之研究.社會學研究，2001;4）杜鷹通過對四川和安徽省的調查數據分析顯示，移民的收入對所遷出家庭經濟狀況有重要的影響。在相對貧窮的地區，匯款被用于基本生活開支，在相對富裕的地區，則被用于建房、結婚和投資于小型企業。有兒女外出打工的人家所居住的房屋明顯好于那些沒有人口外遷的。（注：杜鷹.走出鄉村——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實證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P130-132）
但是，也由于其他的一些原因存在，導致有些家庭并不能從其家庭成員的外流中受益。姚引妹通過對浙江的調查發現，在有外出子女并給日常生活帶來困難的151位老人中，有49位老人把家里沒錢排在生活最困難的第二位，占32.45%；其中生活在空巢家庭的老人有31位，占63.26%，比與子女同住老人高26個百分點；占所有空巢家庭老年人的1/3。
四、人口流動對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的影響
生活照料是養老的一個重要方面，而在老年人的生活照料方面，家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1999年《北京市老年人基本需求問題》的研究表明，在生活照料上，子女是除配偶之后的第二位主要照料者。但是，由于子女的外流，往往導致留守老年人潛在的供養照料的人數減少和家庭養老質量的降低，在某種程度上，子女的流動造成農村留守老年人的福利和健康狀況的惡化。由于外流人口主要是年輕人，導致了從事傳統農業的勞動力的短缺和老齡化。這一方面使勞動負擔從青壯年人口的身上轉移到老年人口的身上；另一方面還加重了那些留在村里向老年人提供照料者的勞動負擔。
傳統上，女性在老年人生活照料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男性的外流，使家庭的生產和生活負擔幾乎都落在她們的身上，這樣，她們很難再像男性沒有外流以前那樣去照料老年人了。Rozelle等1988年和1995年的調查發現，全國范圍內農村男性都比女性更經常地加入遷移勞工隊伍；內陸省份如四川、陜西和湖北移民的性別差異最大，男性人數比女性人數多兩倍還多。婦女傳統上是農村老人的主要照料者。在那些男性勞動力大量外出的襯里，養老重擔進一步落在了婦女，尤其是中年婦女的肩上。她們不僅要參加社會生產活動，而且要承擔撫養下一代和照顧老人的雙重重擔。在工作和家庭之間奔忙，她們很難給予老人細致入微的照料。并且，該調查還發現，外出民工的性別差異正在縮小。近年來，婦女的就業機會迅速增加了，外流成為農村婦女脫離農業生產部門的一個主渠道。在東部發達省份浙江，男性和女性的遷移機會只相差一個百分點。由于婦女在傳統上是老年人的照料者，在那些青年和中年婦女大量外流的村里，必然導致家庭養老中傳統照料者結構的再安排。（注：Scott Rozelle, L,G.,Minggao Shen, et al 1999. Leaving China's Farms: Survey Results of New Paths and Remaining Hurdles to Rural Migration.The China Quarterly）
五、人口流動對留守老人精神需求的影響
在中國，“養兒防老”的傳統思想對人們影響至深，因此，子女在老年人的精神安慰方面同樣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1999年《北京市老年人基本需求問題》的研究表明，在問及老年人遇到不順心的時候，農村老年人大部分向子女傾訴，遠郊區為35%，遠郊縣為40.4%。（注：北京市老年人基本需求問題研究報告.勺海調查公司，1999.10）但是，由于子女的外流，往往造成留守在家的老年人精神上的孤獨。老人在經濟上得到外流兒女的匯款的同時，他們能得到的生活、生產幫助和情感支持卻減少了。
杜夏等人在山東莒南縣三個村里的老年人的訪談中，了解到老年人對外遷孫子女的想念和牽掛。盡管作為隔代人，孫子女不是他們的直接供養者，但是他們依然能感受到精神上的孤獨和缺乏慰籍。（注：杜娟，杜夏.鄉城遷移對遷出地家庭養老影響的探討.人口研究，2002;3）
從系統的眼光來看，家庭養老就是在其內部物的要素（財力、物力和時間）、思想要素（養老觀念和家庭文化）和人的要素（子女的數量）的相互作用下，與外部環境不斷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的過程。而由于城鄉在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差異，加之城市化的不斷推進，農村人口持續大量的向外流動，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系統原來的整體平衡，改變系統各要素之間以及他們和外界之間的相互作用。使人口流動對留守老年人的影響在社區、家庭和個人等層次上表現出來。在社區層次上，導致了社區的人口結構、養老政策、養老的文化和經濟條件發生改變；在家庭層次，使留守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家庭供養者的可獲得性、養老意愿及供養經濟能力發生變化；在個人層次上，影響著老年人的個人收入和獨立觀念。而面對這些變化，留守老人不得不根據反饋的信息做出相應的調整。以便實現家庭養老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