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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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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文發布。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這一決定，深刻闡釋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意義和總體要求，并對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等13個方面的制度作出戰略部署。透過這13方面的制度安排，“中國之治”的美好前景清晰可見。循著決定明確的奮進之路，一個更加美好的中國正向我們走來。
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領導地位更加鞏固
決定描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圖譜由13個部分組成，其中“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排在第一位，充分彰顯出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的重要地位。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中央政策研究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江金權認為，黨的領導制度是國家的根本領導制度，統領和貫穿其他12個方面制度。
針對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決定提出6個方面的要求，包括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制度，完善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各項制度，健全黨的全面領導制度，健全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各項制度，健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制度，完善全面從嚴治黨制度。
“這6個方面要求可以視為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的具體實現形式，也是6個重要支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劉春認為，把這6個方面要求落到實處，將進一步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
以中國式民主讓人民更好當家作主
堅持人民當家作主，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之一，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價值追求。
決定從“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健全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5方面，描繪出民主中國的發展和完善路徑。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重大戰略部署。”復旦大學教授桑玉成說。
“健全人大組織制度、選舉制度和議事規則，完善論證、評估、評議、聽證制度”“完善支持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履行職能方法”“健全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制度”“全面深入持久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拓寬人民群眾反映意見和建議的渠道”……決定中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令人眼前一亮。
“小到一個社區、單位，大到一個國家，人們都希望積極參與公共生活。決定通過一系列良好的制度設計，不斷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確保人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業和社會事務。這正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題中應有之義。”桑玉成說。
推動法治中國建設行穩致遠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提高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能力。”決定提出“健全保證憲法全面實施的體制機制”“完善立法體制機制”“健全社會公平正義法治保障制度”“加強對法律實施的監督”4方面舉措，推進法治中國建設。
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說，決定強調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提出落實憲法解釋程序機制、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加強備案審查制度和能力建設等，有利于更好處理權力行使和權利保障的關系，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
立法方面，決定提出加強重要領域立法，加快我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建設。付子堂認為，這有利于加快構建保障我國海外利益的法律體系，更好保護海外中國公民和企業合法權益。
公平正義，民之所向。決定強調，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規范執法自由裁量權，加大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重點領域執法力度。決定還提出堅決排除對執法司法活動的干預，拓展公益訴訟案件范圍，實行懲罰性賠償制度等。
“通過嚴格執法、規范執法，提高違法成本，維護司法公正，有效推動全民守法的實現。”付子堂說，“決定提出的一系列部署安排，必將推動法治中國建設行穩致遠。”
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離不開國家行政管理現代化。決定指出，必須堅持一切行政機關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創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
“政府治理處在國家治理的前排。”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通過不斷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將更好把制度優勢轉換為效能優勢。”
決定從完善國家行政體制、優化政府職責體系、優化政府組織結構、健全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體制機制等四個維度，對構建與新時代相適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指明了方向。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這與我國行政體制不斷改革、政府治理效能不斷提高息息相關。
汪玉凱認為，一套好的政府治理體系，既要能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也要能持續激發廣大人民的創造偉力，歸根結底，就是要“人民滿意”。“決定立足當下、著眼長遠，對政府治理體系提出了針對性、歷史性、戰略性的設計，將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帶來可行、可靠、可持續的動力。”汪玉凱說。
以更加成熟穩固的經濟制度支撐高質量發展
“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堅持和完善是一大突破。”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說，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位一體”共同支撐的基本經濟制度框架，標志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更加成熟、更加穩固。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才能營造各種所有制主體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市場環境，才能健全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劉世錦強調，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框架對穩定經濟發展預期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在劉世錦看來，這明確了改革開放的方向。“國內改革以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為目標，破除行政壁壘，進一步開放市場，推動公平競爭；對外開放以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為目標，推動我國在全球市場體系競爭中發揮引領作用。”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健全鼓勵支持基礎研究、原始創新的體制機制……這些富有創新性的制度安排將補齊制度短板，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制度支撐。
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文化方面的制度建設給予高度重視。決定強調，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廣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厚支撐。
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邴正說，決定第一次全面系統地從制度層面強調堅持和完善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制度體系建設問題，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進一步完善和闡發。
決定提出，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
邴正表示，把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指導地位制度化，為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構建主流輿論格局、保障人民文化權益、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證，對于保證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意義重大。
“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不斷深化與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創新，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影響力與競爭力大大提高。”邴正說，決定進一步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努力方向、基本原則和主要任務。我們要堅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更加鞏固全體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
織就更加公平更高質量的民生保障之“網”
帶領近14億人民奔向全面小康，過上美好生活，不是一件易事。
從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質量就業的促進機制，到構建服務全民終身學習的教育體系；從完善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到強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決定提出，堅持和完善統籌城鄉的民生保障制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多位專家指出，決定從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對構建更加公平、更高質量的民生保障之“網”作出部署安排，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不變的為民初心。
決定還提出，創新公共服務提供方式，鼓勵支持社會力量興辦公益事業，滿足人民多層次多樣化需求，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胡穎廉說，這是決定的亮點之一，表明多樣化的民生需求要在“共建共享”的社會建設中破題。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注意到，決定首次提出“民生保障制度”概念。他認為，這會推動就業、教育、社會保障、健康等制度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在未來發揮更大作用，形成一套有效增進人民福祉的長效機制。
打造平安中國“升級版”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決定提出，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宋貴倫指出，與黨的十九大報告相比，決定從“社會治理體制”到“社會治理體系”，一字之差說明，社會治理不僅要以制度為基礎，還要強調運行體系，體現了把社會治理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社會治理效能的要求。同時，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基礎上，增加了“民主協商”和“科技支撐”，這是我國人民當家作主制度優勢的具體體現，也是社會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要求，使社會治理體系的表述更加全面系統、進一步完善。
在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方面，決定提出要“提高社會治安立體化、法治化、專業化、智能化水平”。“決定的這個表述釋放了一個重要信號，強調了社會治安要把人防、技防、物防等結合起來，更全面系統、更有實效。”宋貴倫說。
在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上，決定從“完善群眾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注重發揮家庭家教家風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3方面提出要求。宋貴倫表示，這回應了當前基層社會治理探索的實踐成果和城市化進程中的發展要求，具有較強現實針對性和長遠意義。
鋪就通向美麗中國的制度大道
“生態文明建設已經到了加快制度成熟、完善的階段。”同濟大學財經研究所所長石建勛認為，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堅持和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作出部署，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將更加具有系統性、全面性、可操作性。
決定提出，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全面建立資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態保護和修復制度，嚴明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
“制度是管根本、管長遠的。”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吳舜澤表示，把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經驗做法進行歸納、總結、固化為制度，加以堅持和完善，同時嚴格強化制度執行，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建設美麗中國的必然之路。
“這4個方面制度有著非常豐富的內涵，每一項制度建設都非常具體，同時包含在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中，在邏輯上相互貫通，在實踐中相互關聯。”吳舜澤說。
專家表示，未來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就是要堅持和完善并堅決執行這些制度，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對生態環境改善的需求，讓人們享受到更藍的天、更綠的山、更清的水、更優美的環境。
闊步邁向世界一流軍隊
軍事科學院特聘首席專家、研究員何雷認為，決定將堅持和完善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制度，作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內容予以明確，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軍事領導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為進一步鑄牢人民軍隊的建軍之本、強軍之魂提供了根本遵循。
經過長期發展，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制度日臻完善，形成了包括堅持軍隊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于黨中央、中央軍委，中央軍委實行主席負責制，實行黨委制、政治委員制、政治機關制等在內的一整套制度體系，為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提供了堅如磐石的制度保證。
何雷說，前進道路上，人民軍隊必須牢牢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把這一條當作人民軍隊永遠不能變的軍魂、永遠不能丟的命根子，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以黨的旗幟為旗幟、以黨的方向為方向、以黨的意志為意志。
何雷說，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就是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牢固確立習近平強軍思想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的指導地位，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為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不懈奮斗。
擘畫祖國統一光明前景
“一國兩制”是黨領導人民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一項重要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偉大創舉。決定專條闡述“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為維護“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定向領航，為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擘畫出光明前景。
武漢大學教授秦前紅說，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宏大格局中，將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作為重要內容，對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將有力增強推進“一國兩制”偉大實踐的信心和動力。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所執行所長王萬里說，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是依法治國方略在“一國兩制”方面的體現。決定中涉及港澳內容全面深刻，既著眼長遠，且有很強現實針對性，將推動“一國兩制”煥發更強大生命力。
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愿望，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上海社科院臺灣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認為，決定站在制度和治理的高度，彰顯了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為中華民族創未來的格局，體現了大陸方面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政策主張，將有力促進兩岸交流合作、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保障臺灣同胞福祉，進一步團結凝聚兩岸同胞反對“臺獨”、共促統一、攜手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
構建命運與共的美好世界
“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日益成熟和定型，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體現。決定提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表明中國倡導各國攜手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外交學院副院長高飛說。
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需要和平國際環境和良好外部條件。決定提出，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堅定不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定不移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在健全黨對外事工作領導體制機制方面，決定提出“堅持外交大權在黨中央”。高飛表示，黨的領導是中國外交的靈魂，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根本政治保障，正是因為有了黨的堅強領導，中國外交才能不畏浮云、堅定前行。
在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方面，決定提出“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積極發展全球伙伴關系”。高飛說，中國正以實際行動打破西方國家所謂“國強必霸”“文明沖突”的論調，伙伴關系則為當今世界處理國與國關系提供了新模式。
圍繞推進合作共贏的開放體系建設和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決定提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健全對外開放安全保障體系”“倡導多邊主義和國際關系民主化”等具體舉措。
高飛表示，這些舉措表明中國正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尋求與各國共同發展，為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治理體系貢獻積極力量，以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形象，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
為公權力運行扎緊“制度之籠”
決定從健全黨和國家監督制度，完善權力配置和運行制約機制，構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3個方面，作出明確安排和部署，為公權力運行扎緊“制度之籠”。
“這3個方面分別從對權力的監督、對權力的配置制約和反腐敗體制機制角度，為保證公權力不被濫用，鞏固和發展反腐敗壓倒性勝利作出科學系統安排。”中國人民大學反腐敗與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暉表示。
毛昭暉指出，在對權力的監督方面，決定明確了健全黨和國家監督制度的改革路徑，即推進紀律監督、監察監督、派駐監督、巡視監督統籌銜接，同時以黨內監督為主導，推動人大監督、民主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審計監督等各類監督有機貫通、相互協調；在對權力的配置制約方面，決定提出了“權責法定、權責透明、權責統一”3大原則，通過明晰權力邊界、推動用權公開、完善精準問責機制等措施，壓減權力設租尋租空間，深化治本之策。
為鞏固發展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決定著眼強化“不敢腐”，強調堅定不移推進反腐敗斗爭；著眼保障“不能腐”，提出推動重點領域監督機制改革和制度建設，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著眼筑牢“不想腐”，強調加強思想道德和黨紀國法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