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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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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功利打官司
與污染工廠抗爭、溝通、用媒體護身、以外來智慧增援，張功利，這個普通的中國農民在短短數年之內發現了一個全新的自己，并最終走進奧斯卡提名的紀錄片里
2004年，張功利帶領安徽省仇崗村的村民開始了一場保衛村子不受附近一家化工廠污染的斗爭。2007年，華裔女導演楊紫燁開始用攝像機記錄張 功利和村民們的抗爭。四年之后，這部以《仇崗衛士》為名的30多分鐘的短片獲得了奧斯卡提名，仇崗也開始面對來自全世界的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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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中記錄了污染給村民們帶來的艱辛生活和他們的抗爭，最終工廠撤出村莊，搬到了數公里之外的一個工業園區。但是在這場似乎是一場環保的行為藝術中，張功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和村民都變了，“變得越來越理性”。
因為，在村民與工廠長達五年的對峙中，他們以傳統的智慧和現代的理性，引入了媒體、民間環保組織乃至政府的力量，學會了用法律、用請愿以及施壓的方式來保護自己的權益，而并不廢農事。
“生在這里是種悲哀”
仇崗村，安徽省蚌埠市地圖上很小的一個點，不認真找尋，很容易錯過。若非建在村旁的化工廠污染了土地，張功利和仇崗村村民會一直年復一年地耕作，同中國最普通的農民一樣。
2004年，占地107畝的九采羅化工廠(以下簡稱化工廠)在仇崗村落戶，其前身是紅火了30多年的國營蚌埠市農藥廠。
在蚌埠這樣的老工業城市，當初的工業布局在今天看來顯然有欠妥當，當年農藥廠就選址在村子附近，隨著村子發展越來越大，工廠的圍墻慢慢成了村民的“院墻”。
農藥廠倒閉幾經輾轉賣給化工廠以后，村民很快見識了這個當時據稱是國內乃至亞洲最大的專業生產多種化學產品的現代化工企業，給村子帶來的前所未有的災難。
每到生產時間，工廠釋放的濃煙隨風飄蕩，刺鼻難聞，村民只能關緊門窗，憋在屋里。“在屋外面說話根本受不了。”直到2011年記者去采訪時，張 功利家的門縫釘的橡膠皮還沒有拆除，當年很多村民在門窗上釘上橡膠皮，以防刺鼻的廢氣進入室內。很多年來，像別的農村人一樣坐在院子里乘涼吃飯，在仇崗村 是不可能的事。
最為嚴重的是，未經任何處理，化工廠的廢水被直接排了出來，沿著溝渠漫入田地、魚塘，然后順著村里窄窄的鮑家溝流向淮河，一道黑色逶迤數公里。并且污水長年下滲，即便打井數百米，舀出來的依然是“半碗是水，半碗是藥”。
2005年7月，化工廠的廢水流進了仇崗小學，小學生戴著口罩上課，污水退去后，樹木相繼死亡。村民們說，家里被污水淹沒是常見的事情，“連狗都要踮著腳走路，防止污水進入鼻子。”
離仇崗村小學不遠的余老太家，離化工企業很近，她家的窗戶一年四季是不敢開的。有一次下大雨，化工廠的水漫到她家里，不僅把她養的300多只雞 毒死了，連門前的樹也給毒死了。在她家門前幾棵碗口粗的樹光禿禿豎在那里，好幾年不接果實。余老太拍下了一些照片，找企業討要說法，用她的話說，“找了 100趟，賠了1000元。”
其實，幾年來村民因為污染，到化工廠不只一次尋求賠償，遭到毆打的不在少數。
“我們也是被逼得沒有辦法，生在這里是種悲哀。”張功利也是直接受害者，他家離化工廠很近，如今在他家門口不遠，化工廠不再冒煙的高高的煙囪仍然杵在那兒，歲數比村里很多人都大。
張功利的四分自留地也經常有污水流入，青苗全部都被燒死。去找化工廠交涉未果后，張功利把化工廠告上了法庭，當時張功利想：“法院可能是講理的地方。”
在去法院之前，張功利找過村里原來的生產隊長，想和他領頭告化工廠，為村里討個說法，人家勸他“不要干了，他們有錢，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那個時候，張功利說他把很多東西壓抑在心里，因為他也親眼見過有很多村民被打。
思考了一段時間，張功利交代好家里人，決定“拿命去參與，不冒風險是不可能的”。
到了法院，張功利很快發現自己“談不過律師”，他們要求有證據、手續、化驗單等，“我總是有問題。”在法庭上，化工廠先是亮出合法的生產許可證，還有各種先進企業的名牌，接著又拿出無污染企業的各種證書，“人家還是市里的納稅大戶，這官司沒法打，我是不合法的。”
第一次打官司回來，張功利一夜沒睡著覺，“打不好我再打。”沒有證據，張功利就自己買了個照相機，拍了很多后來起到關鍵作用的照片。初中畢業的 他，開始經常到新華書店買各種法律、政策書籍，每晚讀上幾頁。接下來的日子，張功利邊打官司，邊學法律，“學習怎么和律師打交道。”
張功利的環保之戰從此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