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男朋友分手了,因為他要求我畢業一年之內就要跟他結婚,但我不想結婚”。北京某高校學生劉夢今年23歲,明年就要研究生畢業,跟男朋友在一起5年,她很愛她的男朋友。但對于畢業一年之內就結婚,她表示無法接受。
和劉夢有相似想法的年輕人不在少數。據國家統計局和民政部數據顯示,從全國范圍來看,2018年結婚率僅為7.2‰,這個數字創下了近10年來新低。從不同省份的差異來看,經濟越發達地區的結婚率越低,2018年全國結婚率最低的上海只有4.4‰,浙江5.9‰為倒數第二,廣東、北京、天津等地的結婚率也偏低。
從2015年人口小普查數據可以看出,20-24歲的“90后”(1990-1994年)女性的未婚比例為75%;25-29歲的“85后”(1985-1989年)女性的未婚比例仍高達27%,而她們的母親輩們“60后”在她們25-29歲時的未婚比例還不到5%。
在對不同年齡、性別,不同工作、不同受教育背景的未婚年輕人采訪后發現,對于“結婚”這件事情,每個人都有著不同的想法。“我喜歡他/她,但我現在不想結婚”“我沒有信心去維持一段穩定的婚姻關系”“我還年輕,有比婚姻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去做”“結婚要買房、買車,我現在還沒有錢,先脫貧、再脫單”……無論何種原因,都顯示出,結婚生子不再著急,甚至都不是人生的必然選項。“早婚早育、多子多福、傳宗接代的傳統婚育觀念已經成為歷史。個人主義的婚育觀正在取代舊有的家族主義婚育觀。”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建新說。
不結婚是因為“窮”嗎?
在采訪中,許多年輕人表示,不結婚是因為“窮”。一個“窮”字帶著一種戲謔,但其背后卻蘊含著更為復雜的社會因素。
一方面,有時過高的物質標準讓年輕人對婚姻望而卻步。相關調查顯示,結婚需要的越來越高物質條件,是導致晚婚或者不敢結婚的重要原因。
張帥是一名公務員,已經工作3年的他表示,還沒有考慮結婚的問題。“我室友的爸爸前幾天專門來北京陪他看房子,說要給他買房子,讓他談戀愛結婚。我知道現在結婚對方都要看你的物質條件,比如有沒有房、有沒有車,但我不明白,為什么一定要有房才能談戀愛結婚呢?”張帥的困惑其實也是大多數人的困惑,雖然不明白婚姻為何一定要與房子、車子捆綁在一起。“大家都這么認為,就覺得這是理所應當的了。”張帥說。
“當今社會對婚姻的幸福綁架進了太多的物質條件,比如車、房、彩禮,加之一些情感自媒體不斷提高擇偶標準,致使當代年輕人沒有能力去實現自己對婚姻的內在期待。”著名心理觀察員、某高校心理學教師周若愚表示。
因此,“窮”不只是它表面所蘊含的意義,實際上更像是一種外顯的態度,包含了年輕人對當代社會的結婚花費巨大的吐槽。在許多人尤其是男性看來,只有事業有成、在社會上有地位,才有時間有成本去談婚論嫁。“事實上,如果要有房有車有學歷有穩定工作再結婚,恐怕大部分人需要到40歲才能達到某些人的婚姻標準。”周若愚感嘆。
另一方面,對于許多“單身貴族”來說,害怕“婚后復貧”、“失去自由”,是其選擇不進入婚姻關系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采訪中,不少女性表示不結婚的原因是女性獨立了,沒有必要依附于婚姻和男性而生存。李佳是一位媒體工作者,剛過完30歲生日的她在朋友圈寫到“正式加入30歲相互扶持俱樂部,感恩一切愛和美好”。
單身的李佳有著穩定的收入,平時上班、健身、讀書,年假獨自出去旅游,她似乎已經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與她一樣,許多女性過著品質較高的單身生活,身邊朋友的經歷讓她們擔心婚后自己的生活水平會下降:“我自己一個人過得挺好的,為什么要找一個人一起吃苦呢”“我特別害怕婚姻會讓我變成一個精打細算的家庭主婦”,這種觀點在受訪者中不絕于耳。
對于這一現象,周若愚解釋道,人類本性是趨利避害的,結婚的好處在于可以得到一個家庭,得到伴侶的支持和照顧,得到對方的經濟支持,以及生兒育女的權利。“這些得到的東西在社會化進程中其實是逐漸減少的,結婚所付出的卻開始大于其所帶來的:喪失個人邊界、極高的養育后代成本等。”
婚姻與事業如何兼得?
錢鐘書先生在《圍城》中有過一段對婚姻的描述:婚姻像被圍困的城堡,“在城里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進出去”。這一段話經常出現在已婚人士的口中。
過去,人們常感嘆,婚姻是愛情的墳墓。在婚姻中,婆媳關系、孩子教育、生活開銷等家庭瑣事會沖淡浪漫的愛情,讓雙方陷入柴米油鹽的瑣碎當中。而在當今社會,與婚姻中的瑣事相比,年輕人更擔心的是婚姻與自身價值實現之間的矛盾。
李建新表示,當今社會,婚育的機會成本大增,年輕人若選擇婚育,意味著要放棄可能的求學深造或職業升遷機會。
劉夢就是這樣想的,“我覺得我現在年齡還小,還有許多東西需要去實現,我沒有辦法在年紀這么小的時候就付出太多的精力和時間在家庭里面。”她理想的結婚年齡是30歲到35歲之間,在這之前,她認為應該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當中,在35歲之前實現自己的理想,她的理想是環游世界,擁有一家自己的花店或是咖啡廳。
“雖然這些理想在別人看來都很幼稚、不切實際,但我覺得我還年輕,我應該為自己的夢想努力一把,如果到了35歲的時候我并沒有實現它們,那我也不會后悔,我會更加心甘情愿回歸到家庭當中。”劉夢很是堅定。
很多人都認為,婚姻與事業是難以并行的,為了婚姻需要放棄一些事業。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事業上必然就會忽視婚姻和家庭,這二者之間似乎是不可調和的。
但并不是所有人這么認為,劉夢的朋友小張就認為,婚姻與事業并不沖突。小張雖然還是一名學生,但對于未來她有著自己看法,“婚姻和事業對我來說是兩條平行線,兩個獨立的空間,結不結婚我只會考慮我是否愛我的伴侶,而職業的選擇我也會遵從我自己的意愿。”對于她來說,從戀愛到婚姻,是順其自然的,并不會使得雙方的生活狀態發生很大的改變。
對事業是不是會產生大的影響,成為了不少人考慮婚姻問題的重要方面。“許多女性在結婚后,會被問到如何平衡家庭和事業,說得好像必須為了家庭從而犧牲自己的事業。”周若愚說。
婚姻不僅是個人的事
李建新表示,對于父母輩來講,結婚生孩子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事,但對于當今新生代來說,結不結婚、生不生孩子,卻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一個要權衡選擇的問題。
有的人不愿意很早踏入婚姻的殿堂,希望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當中,先立業,再成家。
“人們的觀念越來越多元化,每個人都有自己所追求的生活,婚姻只是其中的一種。”對于正在英國讀碩士的王凡來說,婚姻涉及到家庭、倫理,也意味著更多的責任,而他更愿意將時間投入到自己所熱愛的工作上。
但有的人卻是希望先成家、再立業。選擇與愛人長相廝守,共同經營起家庭,讓彼此變得更好。
小劉是一名大學教師,今年28歲,但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組建家庭、養育子女、努力工作,都是我們對于社會的責任,雖然我和丈夫都會為彼此做一些讓步和犧牲,但本質上還是希望雙方都能夠更好,共同進步的。”小劉說。
“正確的婚姻觀念在當代教育中是缺位的,而偏激的‘性別優先’思想又在各種地方泛濫,導致年輕人恐婚,再加上一個人可以過得很好,才導致大家沒有建立家庭的欲望。”在周若愚看來,這是不正常的現象。
把這種不正常的現象以及它可能產生的后果放眼到整個社會,就會發現: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晚結婚、不結婚,對社會來說是一件不容樂觀的事情。
結婚率和生育率息息相關,雖然影響年輕人生育的因素有很多,但是結不結婚對生育率的影響是較為直接的,在中國可以說是生育的先決條件。
李建新列舉了一組數據:2018年與2017年相比,一方面,出生人數減少了200萬,0-15歲少年兒童人口比重也將持續下降;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減少470萬人,比重下降0.6個百分點;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比重持續上升,其中,60歲及以上人口增加859萬人,比重上升0.6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增加827萬人,比重上升0.5個百分點。
“人口是社會的基礎,會‘牽一發而動全身’。人口變化會影響到經濟可持續發展、社會和諧穩定、文明繼承傳承以及國家綜合實力競爭。”李建新表示,伴隨著人們婚育觀念的轉變,婚齡推遲,在成婚生育的社會中,與之相伴隨的就是出生人口數的不斷減少,這使得我國已經進入一個少子老齡化的動態過程,“這是一個人口危機的過程”。
所以,從整個社會的視角來看,結婚不僅僅是個人的事,還和社會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所以在對待年輕人的結婚問題上,一方面,社會應當尊重多元化、個性化的個人選擇,予以年輕人更多選擇的空間,對推遲結婚、事實婚姻、不結婚等給予更多寬容。但另一方面,家庭、社會和國家也應當加以引導,幫助年輕人樹立正確的婚姻觀,建立健康的親密關系。同時也應該在教育、年輕人發展等各個方面多加考慮,為年輕人創造一個更好的婚育條件。(應被采訪者要求,文中劉夢、張帥、李佳、王凡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