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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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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里有2200萬人，和澳大利亞國家人口接近。他們每天需要消耗1000噸土豆、60公斤香菜、200噸洋蔥、3000萬公斤豬肉和1.8萬噸水果。每天凌晨，超市老板、食堂經理、生鮮網站采購商、蔬菜商人會開始為北京人一天的飲食而忙碌。
在北京七環外的“高碑店新發地蔬菜批發市場”（簡稱“高碑店市場”），上萬人的命運同樣與北京緊密相連，但他們正在被放棄、被忘記。
你比五環多兩環
一車山東大蔥運到七環外的高碑店市場，需要一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賣光。在北京，這個時間是三天，甚至更短。
2015年，當山東商人田寧來到河北高碑店新發地蔬菜批發市場的時候，是一場豪賭。在政策文件里，他和他的生意屬于被疏解的對象。離開了北京南四環的新發地，他知道自己不會再有機會回到那里。而他賭的是北京將進一步限制貨車出入北京，而被稱作“亞洲最大菜市場”的北京新發地將被整體搬遷到高碑店的傳聞一時甚囂塵上。
田寧的命運和北京的“非首都職能”疏解緊密相連。四年過去，北京城里的動物園批發市場、花鄉批發市場等多個市場或關停或搬遷，八里莊等多個菜市場也被拆除，但新發地除外。外地的卡車進入北京并沒有如想象中受到限制，高碑店市場里人煙稀少，鮮有來自北京的客戶。
和高碑店市場的冷清截然相反，2018年，北京新發地取得了千億元的歷史最好營收記錄。在蕭條中，田寧將自己過去在北京十三年里打工和做生意存的70萬虧完。
田寧窩在一輛開了五六年的車上，守著攤位上近萬斤的大蔥和胡蘿卜，反復念叨自己的生活還不如一個保安，“保安起碼一個月還能賺3000塊。我們賣菜的就是一個乞丐。”
他在2018年夏天回到了北京，這個他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為了謀生，他成為了一名美團外賣騎手，站點位于阜成門金融街附近。
他深陷一種巨大的沖突之中。因為這名失意的商人來到的是中國金融資源最集中的地方，是一片代表財富的風水寶地。放下自尊，他每天到公司開早會，聽經理訓話，強調“對客戶好”、“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基本原則，然后中午開始送餐。他逐漸適應了這種生活，常去的中國銀行、民生銀行等大機構總部，那些客人接到他的快遞，都彬彬有禮地對他道謝。直到有一天，他在一個小區里送餐，卻遇到了一個熟人。
“大老板，怎么干起了外賣？”熟人這么跟他打招呼。
他一時愣住了，不知該怎么回答。“減肥。”他感到很不好意思。回家一細想，他發現減肥這個理由不太成立，于是之后對外解釋統一用的理由是“體驗生活”。
他感到北京的錢很好賺。第一個月收入八千五，比做蔬菜批發的收入高多了。但他只感到很少的尊重，走入高級寫字樓，他會被保安們呼來喝去，有的樓不準外賣員搭乘電梯，就算是二十樓他也只能爬樓梯。
讓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因為飯店出餐速度慢導致了延遲。他飛奔著把外賣送到后，客戶生氣地對他說：“我看你年齡也不小了，也挺不容易的，這回我就饒了你。”他點點哈腰，連連道謝，出了門又發短信給消費者說謝謝，“如果您投訴的話，我這一天活就白干了。”
他做了兩個月送餐員，又回到了七環外的高碑店。他發現自己有著無用的虛榮心，無論如何，在這里他勉強算是個老板，不用受氣。
只有講到他的胡蘿卜和大蔥時，他會變得眉飛色舞。今年40歲的田寧，從山東一家酒企下崗之后，在廣東和湖南做過大蒜和胡蘿卜生意，在北京做過順豐和京東快遞員。他將自己的歷程形容為賺了點錢就回蔬菜行業。
他把做這個行業比喻為“比賭博還上癮”。因為利潤微薄，批發商們通常依靠價格的暴漲和地區間的價差賺錢。在批發業，“砸行”被稱作降價，“起行”意為漲價，由于批發商進貨量大，每斤價格的微漲也能讓他們獲利頗豐。他津津樂道于2016年，胡蘿卜曾經每斤上漲了5毛錢到一塊錢，這讓他從山東、安徽等地發一車貨就賺了三四萬。
2016年之后，超市里菜價的上漲呈持續上漲趨勢。國家統計局公布的CPI數據里，2018年蔬菜價格也同比增長7.1%。然而，供應鏈上的農戶和一級批發商們并沒有嘗到甜頭。“胡蘿卜十年前四毛錢一斤，現在批發價還是四毛錢一斤。”他將價格上漲歸因于北京房租的上漲、包裝箱因為滿足環保需求漲價等原因，“現在能不虧錢的都是做得好的。”田寧這么說。
在高碑店，田寧的周圍全是失意的生意人。田寧2015年來到這里，看到商戶們走了，又有新的“韭菜”頂上。“都是一些不懂行的人，”他的語氣里充滿鄙夷，“以為蔬菜生意很好做。”他隨口就能說出好幾個這里虧得傾家蕩產、家破人亡、夫妻離婚的例子。
這名七環外的臨時居民，被驅逐、被流言左右，惶惶然如喪家之犬。他前兩年還聘用了工人，4000塊錢一個月，現在決定活兒全自己干。他租了三個攤位：“一個攤位月租800，還有自己的房租、吃飯，錢從哪里來。想保本都不容易。”他愁眉不展。
來到這里的人都和田寧一樣，對北京和河北的一體化發展充滿了夢幻般的幻想。在他們的想象里，這條“比五環多兩環”的大七環貫通了北京和河北，它將把無數原本屬于北京的機會帶來河北。這條穿過北京郊區和河北、長達940公里的環線，被譽為“京津冀一體化”的排頭兵，但卻把世界分割成了北京和河北兩個部分。田寧發現，離開了北京，一些能輕易獲得的東西再也無法輕易獲得。他跟無數人一樣，如同潮漲潮落，離開北京、又回到北京。他回到北京，是一種逃避；而再次離開，是為了有一天再回到北京。
唯一讓他還留在高碑店的理由是覺得就這么走了怪丟臉的，周邊全是山東同鄉，做的也是大蔥生意。“命運如同潮漲潮落，反復無常。等到連一車貨都沒錢裝、徹底死心的時候，我就再回北京找機會。”他說。
豆角大王的憂愁
從任何一個角度，高碑店蔬果市場建筑物都是優雅、繁榮的反義詞。它本應成為“河北版筑地市場”，但這不是一個讓人感到舒適的場所。三輪車、面包車、卡車沒有章法地停在路邊，建筑則四面透風，在零下十度的冬天，商人們都裹著厚重的軍大衣，凍得瑟瑟發抖。
和田寧一起來到這里的還有“豆角大王”孫永彬。他是市場里少有的出得起1500的月租，坐在辦公室里工作的商人。他曾經是北京新發地的著名商家，十多年前，因為和人打賭一天能銷完一車（28噸）豆角，而被封上了“豆角大王”的綽號。
他同樣出于對北京新發地搬遷的期望，來到了河北。在北京，他的生意做得比田寧大得多，但在高碑店，迎接他的同樣是虧損。2015年，搬來的第一年他虧損了三十萬，在北京所積累的六十多名大客戶全部流失了。他們擔心這里品種不齊，也對來一個陌生地方心存疑慮。
豆角大王是高碑店市場的一張名片。他熟練于應對媒體，一開始的談話他會興致勃勃地表示，這里和北京做生意沒有區別。必須花費一些技巧和時間，他才會承認，這里遠遠落后于北京新發地市場。
過去，在北京做生意是件很簡單的事情。孫永彬和大客戶們聯系，每天天還沒亮，就知道能賣出多少貨：“有時候，你都不用出門就可以賣掉半車貨，剩下的就好操作了。如果一天都沒人給你打電話，早上起來就立刻決定便宜賣。”他否認自己是市場上價格制定者，只是總結自己的原則就是把貨賣了，掙錢。
在蔬果業者眼里，北京市新發地是一個傳奇，是一個繞不過的名字。即便在七環外，市場里的每個人幾乎都熟知它的發展史：位于南四環外，最堵車的時段是凌晨四點；1988年，它由13個人、兩畝地發展起來，現在的面積超過1600畝；2008年奧運會的召開，北京四環內禁止貨車在早上六點到晚上十一點之間進入，新發地迅速崛起，成為北京乃至全國最大的果蔬市場。這里被BBC稱作“北京飲食文化的靈魂”的地方，每天的吞吐量達到1.8萬噸蔬菜和1.8萬噸水果。
在孫永彬的記憶里，北京新發地周邊4公里的路堵上6個小時是常有的事。那里還是個“認貨不認人”的地方，只要貨好，過去了就會被哄搶，有時候越昂貴的越搶手，新疆空運來的蘆筍賣到50塊錢一斤，北京人買起來眼睛都不眨。
然而整個華北，除了北京，再沒有哪個城市有這樣的消費力和好胃口。這使得高碑店市場的規則完全不同。好蔬菜賣不出價格，降價甩賣也沒人要。孫永彬過去的降價甩賣法則在這里也不起作用，因為需求只有這么多。
批發市場的競爭是全國性的。來自內蒙、山西等地的批發商，可以來高碑店，也可以去北京。“但現在來這里的人還不多。”孫永彬夸高碑店市場里交通方便，但也不得不承認事實。
而他的麻煩不只是客源不足。他需要應對有備而來的、擅長資本運作的炒家，在漲漲跌跌的市場環境里搏擊。過去幾年，豆角在3毛錢到25塊的價格區間里劇烈波動。他需要根據價格波動，迅速作出決定。
無論在北京還是在高碑店，孫永彬都是消息大王。豆角是一種反季節作物，進入冬天，北方只有少量價格昂貴的大棚蔬菜，市場上的豆角大多從南方運輸過來。“中國的每條高速公路、省道，哪里有事故影響了運輸，我都會第一時間知道；哪里的包裝降價了、哪個炒家租了大量冷庫可能會有動作，我都有消息源。”他這么告訴《商業周刊/中文版》。快速掌握小道消息并加以運用，以從中牟利是蔬菜業大賣家賴以生存的基本功。
他在辦公桌前運籌帷幄，影響著民眾和商家在超市、菜場等場所能以什么價格買到豆角。他不滿足于只是一個豆角大王，或許“蔬菜大王”才是一個他更在乎的名號。為了掌控了上游種植的產量和品質，在云南，他租下了600畝農田，農戶幫他種了2000多畝，種植品種也由豆角擴展到辣椒、茄子等。
再怎么擴張，他做的仍是個靠天吃飯的行當。接受采訪時，電視里的新聞播報著南方地區將迎來寒潮，“下雨會讓蔬菜腐爛，變質，”他嘆了口氣，“但我最盼望的天氣是下雪。”下雪會影響交通，也會讓南方蔬菜種植遇到麻煩。“菜賤傷農，菜貴傷民。我不應該盼菜價太高，但價格太低我們和農民確實很難生存。”
“豆角大王”對未來悲喜交加。他樂觀地覺得，高碑店到北京一共70來公里，根本沒有差多遠的距離，而且這邊根本就不堵車，能節省更多時間，北京的商家沒有理由不選擇這。有時，他又悲觀地覺得，高碑店市場真正能繁榮還得等北京的疏解，而現在一點跡象也沒有。他發現，當北京變得越來越重要、越來越龐大，它反而比任何時候都需要生活服務業者。
你會還想回北京嗎？豆角大王聽到這個問題沉默了。接著又堅定地說：“不想回來，也沒有我們的地方了。以前在北京，我們有自己的宿舍，有自己的攤位，現在什么都沒有了。再回去，那還不如在這兒。堅持著，馬上就能看到陽光了。”
被遺忘與被損害的
高碑店批發市場生意慘淡，但洋蔥除外。
北京市幾乎所有的洋蔥都來自高碑店市。由于在出售前需要進行翻撿和加工，剝去外層皮，這是一個處理過程中會產生氣味和垃圾的蔬菜。北京結構奇特，可以包容一切，但洋蔥除外：2015年，出于環保需求，北京禁止在新發地市場里進行洋蔥加工。此后，產自甘肅、云南等地的洋蔥在進京前落腳高碑店，這個離北京最近的市場里先行進行處理。
北京“老農民”超市老板霍建達在上午十點到達高碑店市場，洋蔥是他們主要采買的蔬菜之一。這名出生在河北邯鄲的90后，和他的幾個發小都在北京做生鮮超市生意。這里的白洋蔥和紫洋蔥，比北京每斤便宜四毛錢。在售賣洋蔥的專區，地面上滿是洋蔥皮，有面包車經過，總會揚起一片塵埃。霍建達并不在意環境臟亂與否，在他眼里，只要貨好就行。
洋蔥在高碑店流轉的命運，正如北京和河北的關系。北京這座城市需要商販們為數量眾多的北京人服務，但又有著冷酷的一面。當發現北京正式提出了“疏解非首都功能”，并實施于行動，小商戶們惴惴不安地離開北京，投入了河北的懷抱。根據媒體報道，三年來，高碑店新發地與北京多家專業市場達成合作意向，成功疏解在京商戶4000多戶，間接疏解外來在京人口2萬多人。
看上去，高碑店新發地市場在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方面成績顯著。在業內人的眼里，不過是高碑店市場有“新發地”這三個字的招牌，讓一些商戶誤以為北京新發地將整體搬遷至此。
如今，這些搬來七環外的絕望商人，有些認為北京疏解無望。他們知道自己的命運和這個國家的首都所選擇的發展道路緊緊相連，“你不關心政治，政治也會關心你”。在這座巨型城市里，個人選擇顯得無足輕重。而撤離北京新發地的決定是自己做出的，怨不得別人。
不過，在學者眼里，北京即將進入漫長的疏解—發展周期。“北京作為一個超大城市，是超級復雜的巨系統。”安邦智庫高級研究員賀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北京的“非首都職能疏解”既是緩解“城市病”的優化發展需求，更是一項政治任務。北京將承擔因疏解而產生的對城市經濟和商業繁榮的負面影響，但他預計北京市仍會比較嚴格地執行疏解政策。他拒絕對北京新發地及未來拆遷計劃發表意見。
看上去蕭條的市場里，仍有希望之光在閃耀。和每個經營超市的老板們作息類似，霍建達通常在下午七八點入睡，凌晨一兩點起床，趕到南四環外的新發地市場采買一天的新鮮蔬果。每周有兩三天，他和發小們回各自超市布置好后，會約好地點一起趕來高碑店市場。他們算過賬，一輛貨車里能裝兩萬斤蔬菜，來高碑店每斤菜大約便宜三毛錢，加上來這里的油錢和過路費，仍然是劃算的生意。
只是這些北京商人太少了，以至于根本沒人光顧田寧的攤位。站在自己蓋滿了棉被的胡蘿卜堆前，田寧并不能理解到底發生了什么，北京為何如此龐大而有生命力，它又為何要疏解人口和產業，他懵懵懂懂，不知道答案。他不明白的還有一些預想中的事情為什么沒有發生。他不能讀懂北京，也不能讀懂七環外的高碑店。在時代的巨輪下，他好像是賭輸的人，又好像還有機會贏得下一個回合的勝利。田寧認為他還有機會，在下一個潮起的時候。
（應受訪者要求，田寧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