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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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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的城市化
所謂“硅谷”（Silicon Valley），是位于舊金山市和圣何塞市之間的一塊長30英里、寬10英里的狹長地帶，大部在圣克拉拉縣。在地理意義上，這里并非山谷。它一邊依傍舊金山海灣，一邊圍繞著丘陵，稱其為“谷”，似有些勉強，但容易記。而且，在經濟地理意義上，這里微電子工業云集，是一頗有特色的經濟區域，這些工業的基礎幾乎都是半導體芯片，芯片的主要材料是硅，因此稱之為“硅谷”。自1971年《微電子新聞》首次使用這個詞后，“硅谷”便不脛而走，廣為流傳，進而成為高科技的代名詞。
硅谷的誕生：高新技術激發區域發展活力
“硅谷”是由北到南發展起來的，一路興起了很多城鎮。主要有斯坦福大學所在的圣馬特奧、帕洛阿爾托、山景市、森尼韋爾、洛斯阿爾托斯、丘柏提諾、圣克拉拉等市。最南面、也是“硅谷”地區最大的城市為圣何塞。在斯坦福大學校園內設有斯坦福研究園區（Stanford Research Park），是惠普總公司和“硅谷”早期其他數十家公司的所在地。在其旁邊的帕洛阿爾托市可以看到一群高聳的辦公大樓，那是一些風險性創業投資公司所在地。這些公司為高科技產業的工程師們提供資金，以便于他們以新技術為基礎，創建與繁衍公司。由此向南是山景市，這里是快捷半導體公司的發源地，并由此衍生出若干公司。再向東南約數英里處便是今日“硅谷”的心臟地帶。該地的森尼韋爾、丘柏提諾、圣克拉拉等城市聚集了數百家半導體公司，英特爾公司的總部就設在圣克拉拉市，距其不遠處還有先進的微器件公司。該市右邊是帕洛阿爾托丘陵，是新發跡的百萬富翁們居住的地方。附近的丘柏提諾市，有蘋果公司和其他新設立的公司。
“硅谷”的興起，是與斯坦福大學和該校副校長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 Terman）分不開的。特曼在斯坦福校園中長大，父親是斯坦福著名的心理學教授。特曼在斯坦福大學讀完機電工程學學士課程后，轉赴麻省理工學院攻讀電機專業博士學位。在此期間，他受導師的影響，認為大學應該是學以致用的研究發展中心，而不只是一個象牙塔，工程學教授應與技術公司緊密聯系。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博士學位后，他準備應聘在該院任教職，但一場大病使他無法前往任教，只好留在帕洛阿爾托養病，病愈后陰差陽錯地做了斯坦福大學的無線電工程教授。在斯坦福任教期間，他就一再倡導與鼓勵理論研究與實際需要的結合。在他的積極鼓勵下，他的兩個博士研究生威廉·休利特(William Hewlett)和戴維·帕卡德（David Packard)于1938年在帕洛阿爾托市一間舊車庫中創辦了惠普公司，主要研究制造無線電元件。二戰期間，急需電子產品，刺激了公司的發展。1942年，惠普的員工已增加到100人，每年營業額在100萬美元左右。此后不久斯坦福大學的兩位研究人員又創立了瓦里安公司，該公司發明了真空管，為研制空中雷達和微波技術做出了貢獻。
二戰期間，特曼在東部哈佛大學曾主持一項雷達系統研究，屬聯邦政府的研究項目。1946年，他回到斯坦福任工程學院院長，不久升任斯坦福大學副校長。他雄心勃勃，立志要使斯坦福成為一流高等學府，而且要在推動西海岸科研工作中干出一番成績。1946年，在他的倡導下，學校建立了斯坦福研究所。但因經費拮據，難以順利進行科研工作。不過，斯坦福大學校園面積很大，可以利用。如何利用呢？利蘭·斯坦福(Leland Stanford)當初創立這所大學并捐獻這塊面積為8800英畝土地作校園時，曾在遺囑中聲明不準出售這些土地，但并未明確限定可否租讓。特曼在這個問題上做了“靈活”處理，提出高技術工業園區設想，這樣既能以土地出租的變通手法為學校增加收人，又可溝通并加強學校的研究部門與租用園區土地的公司之間的學術及業務聯系。這樣，斯坦福大學于1951年創立了斯坦福工業園區，走出了科研與實際相結合的一大步。
硅谷的崛起：產學結合開創知識經濟
惠普公司和瓦里安公司捷足先登，率先在斯坦福園區租用土地，建立工廠。對于這兩家公司來說，此舉也大有益處。靠近斯坦福這一學術研究中心，使他們及時地得到最新信息，交流相當方便。這種做法很快盛行一時，到l960年，園區內租用土地的公司已達32家，1970年再增至70家，到70年代末，園區內655英畝土地已告售罄。園內的90家租地的公司大約雇用了2500名員工，全部從事高技術工作。斯坦福旋即成為美國高技術園區的典范。租用土地的豐厚租金，使得斯坦福有足夠的資金聘用著名教授，改善教學科研設施，因而自60年代起嶄露頭角，成為全國赫赫有名的大學。就這樣，斯坦福大學也就成了“硅谷熱”的溫床。
“硅谷熱”創始階段的另一有影響的人物是斯坦福大學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教授。肖克利曾受聘于設在東部新澤西州的貝爾實驗中心，那里是美國電報電話公司的研究中心。1947年，肖克利與另兩名同事合作發明了晶體管，1956年，肖克利因此而獲得諾貝爾獎。不過，在獲得此項殊榮的前一年，他已辭職西遷，在頗有發展前途的“硅谷”創辦肖克利晶體管公司。當時，東部有8位杰出的青年學者慕名聚集在肖克利靡下，這些人成了開創“硅谷”半導體工業的先驅。他們都有很強的創新精神和商業意識，不出幾年，這些人便相繼離開肖克利自行組建公司，開創自己的事業。在他們各自的努力下，快捷半導體公司、雅奈聯涇電子公司、英特爾公司等相繼問世，開創了“硅谷”變形蟲式繁衍方式。到1980年，僅快捷半導體公司就繁衍出起碼有40個公司。
在這些研究所和公司的帶動下，60年代興起了一股不可遏止的“硅谷”熱潮。一些全國著名的大型公司如IBM，Zero，ITT等均在“硅谷”設有分部，洛克希德公司和威斯汀豪斯公司也在“硅谷”設立分廠。舒適的氣候、寬敞的空間是理想的條件，靠近大學和研究部門使其吸引力更增幾成。而且，一旦眾多高科技公司在此安營扎寨，這里又形成信息與技術高度密集的獨特環境，更宜于高科技企業的生成與生產。60年代末，聯邦政府國防開支削減曾一度影響到“硅谷”的電器工業，但70年代后，電子游戲機、個人電腦、無線電話、電子表及其他非國防性電器產品開始大批生產，將“硅谷”再度推向高科技研究與生產前沿，生產能力不斷增強。1950年，圣克拉拉縣僅有800名制造業工人，并且大部分從事食品加工，但到1980年，它已成為擁有3000家電子公司，26.4萬制造業工人，年營業額超過400億美元的高科技工業復合體，躍居為全國第九大工業生產中心。
“硅谷”吸引了世界上最優秀的一批科學家和工程師，是優秀人才云集之地。僅這塊彈丸之地就有6000多位博士，占加州博士總數的1/6，而加州又是美國獲得博士學位者密度最高的州。“硅谷”是美國經濟增長最快、最富裕的地區。在圣克拉拉縣，一個中等家庭年收人超過3萬美元。用《幸福》雜志的話來說:“圣克拉拉縣在大批量地孕育著百萬富翁。”根據該雜志的統計，惠普公司的創始人帕卡德持有該公司的18.5%的股份，休利特持有該公司9.1%的股份，其價值在美國企業家排行榜上分別居第一和第二位。與“硅谷”的崛起相一致的是，該地人口劇增，到1980年，圣克拉拉縣已成為海灣地區人口最多的縣，達130萬，幾乎相當于1940年的10倍。
硅谷的教訓：快速城市化的社會失衡
作為一個勃興的區域，“硅谷”當然也有其弊端，大致可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高昂的房價。“硅谷”似乎是一片風和日麗的樂土，充滿黃金般的機會。這種生活當然令人向往，于是移民不斷涌人，使其人口一增再增。隨著人口的增加，房屋的需求量越來越大。起初，“硅谷”本是農業區，只要砍伐果樹、填平麥田，就可建造房舍，供人居住。但人口增長速度過快，最初是建新房速度跟不上需要，最后連建房的空間也變得緊缺。結果，人口眾多而住房缺乏，導致房價暴漲。1970年，售價在2.5萬美元的活動房屋，到1980年售價上漲了4倍。房屋的分期付款比例也大幅度提高。為了彌補高昂的住房費用，招攬上乘的科學人才，很多大公司不得不提高工薪。斯坦福大學和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還不得不提供校方住房補貼以吸引一流教授。這種高工薪和住房補貼的做法反過來又刺激了住房價格的增長，造成惡性循環。
高昂的住房價格對“硅谷”的科學家、工程師及董事經理的生活都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它提高了生產的成本，從而降低了產品的競爭力。對低收人的普通工人來說，住房價格往往難以承受。一般的中等收人者不得不遷人以前黑人和墨西哥人聚居的東帕洛阿爾托和圣何塞市，又使那里的房價上漲。結果，在當地很難雇傭到低收人的工人。一位電器公司董事戲言：“在此地找個百萬富翁不難，遍地都是。”
第二，貧富懸殊現象嚴重。“硅谷”的南北兩個地區之間，貧富懸殊現象極為明顯。北部大部分為工程師、科學家、董事經理等高薪階層，南部則聚集著中下層收人者，其人數占“硅谷”就業人數的一半以上。1980年，家庭收人的中間數在圣何塞這一中下層集中的城市是22886美元，而在北區則高達48000美元。在南區大約有7%的家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貧富差異在居住區上的分野，與“硅谷”的歷史有關。“硅谷”最先發源于斯坦福工業園區，然后才逐漸向南部的圣何塞發展。北部地區如帕洛阿爾托、山景市、森尼韋爾及丘帕提諾等市，相繼被各大公司所“占據”，最后僅剩下圣何塞市供普通工人居住。中下層居民集中的地方，稅收能力低，因而也就沒有余力進行市政設施的改善，在教育、社會福利等方面開支更顯拮據。這樣，居住區由于依貧富劃分，使得富者更富，貧者更貧。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北部的繁榮是以犧牲南部為代價的。
“硅谷”的中下層即生產工人，大部分是西裔（主要來自南美和墨西哥）和亞裔（主要來自東南亞）以及黑人。在這個群體中，又以婦女的地位為最低。這些工人的工資一般都在4.5美元/小時，幾乎就是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工人又往往無力與雇主就報酬問題討價還價。因為電子業產品的制造通常無需會講英語，容易找到工人，各公司不愁勞動力來源，只需付很低的薪水，便可從“硅谷”南部招募到大批工人。在工人方面，又很難組成工會，有效地維護自身的利益。這是“硅谷”的特定環境決定的。“硅谷”工人基本上都是外來人，彼此有國籍、地區、種族、文化諸多差異乃至隔閡，難以組成工會。而且，“硅谷”的主要產品都小而輕，運輸和搬動費用不高，完全可以在“硅谷”研制，而在其他地方生產。如惠普公司在70年代末時僅有一半雇員在圣克拉拉縣工作，其他都在外地。公司還在距“硅谷”100英里以外的圣羅莎市和羅斯維爾市設立分廠。其他公司還計劃遷往美國西南部如亞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州，甚至亞洲和拉丁美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83年，阿塔利電子公司決定將其工廠遷至亞洲，辭掉了當地1700名工人，一向沉默的工會竟然組織了一次抗議活動，請求保留該廠。
第三，生態環境的惡化。與東部煙囪林立的老工業區相比，“硅谷”的微電子工業似乎應“干凈”一些。但實際上，“硅谷”環境污染的嚴重程度決不亞于東部老工業區，而且有些問題難于根治。最明顯的問題是空氣污染，“硅谷”居民約90%以上都是自己開車上班，往返于“硅谷”南、北兩端的人很多。汽車不可避免地排泄大量廢氣，而且，生產芯片過程中溶媒也產生大量蒸汽，再加上每天排放的其他有機廢氣共達25噸之多。這些廢氣在陽光照射之下，產生化學反應，形成煙霧。由于“硅谷”地勢較低，這些煙霧和汽車排泄的廢氣往往滯留不散。汽車的大量使用又使交通擁擠的矛盾日益突出，鋪設新的高速公路緩解這一矛盾又不可能，因土地已被占滿，無地可用。
與空氣污染比起來，另一種不易察覺，且對人體有致命危險的是水的污染。70年代末，已陸續在“硅谷”居民用水的井中檢測出有毒化學物質。在南圣何塞，快捷半導體公司于1981年發現，在其啟用僅4年多的化學儲槽附近的水井受到污染，其井水中三氯乙烯的含量高達國家衛生部門規定標準的29倍！在附近居住的居民中，已有幾十件畸形生產的案例。其他半導體公司的化學槽也有不同程度的泄漏現象。盡管后來有關部門采取了很多補救措施。但這種污染已給素以高質量生活著稱的“硅谷”罩上了一層陰影。
當然，盡管有種種不盡如人意之處，“硅谷”作為一個高科技產業云集、信息靈通的經濟區，仍擁有相當雄厚的潛力，并保持著一定的增長勢頭，只是在具體結構上已有調整。因為高科技產品體積小、重量輕、容易運送，可以將科研與生產在不同地區進行，因此，很多“硅谷”公司正在將其下屬工廠遷往外地，而只保留總部和科研中心在“硅谷”。這樣，“硅谷”正成為一個以腦力勞動為主，高科技研究機構、學校、管理人員等集中的地區。“硅谷”所開創的高科技區亦為其他地區所模仿，“硅原”、“硅山”、“硅沙摸”相繼涌現。類似的區域80年代末在全國已有12個，其中西海岸擁有4個。它們是:波特蘭的“硅森林”、西雅圖、奧蘭治縣以及“硅谷”的原發祥地。
（摘編自王旭《美國城市發展模式：從城市化到大都市區化》）
‘硅谷’吸引了世界上最優秀的一批科學家和工程師，是優秀人才云集之地。僅這塊彈丸之地就有6000多位博士，占加州博士總數的1/6，而加州又是美國獲得博士學位者密度最高的州。‘硅谷’是美國經濟增長最快、最富裕的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