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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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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術革命的重大意義人所共知，而中國的城市化為何也令世界如此矚目？有數據顯示，西方所有發達國家總的勞動力不到4億，但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就超過4億，并且還以每年2000萬的速度增加。在中國高速城市化的階段里，這些剩余勞動力中的80%以上要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也就是說總量超過西方勞動力總和的勞動力大軍，要從低生產力水平轉向高生產力水平，這對人類社會進程來說無疑是一次巨大進步。正因如此，斯蒂格利茨認為，中國的城市化不僅決定中國的未來，而且也決定著世界的發展進程。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城市發展迅猛，城市化速度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兩倍左右。按照美國經濟地理學家諾瑟姆的城市化理論，當一個國家的城鎮化率超過30%時，就進入高速發展時期。我國無疑已經進入這一階段。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剛剛發布的《2007年中國城市化率調查報告》顯示，我國城市化率從1949年的17.43%，提高到2007年的32.93%。這個數據是按城鎮非農人口與總人口之比算得的。而國家統計局按全國城鎮人口與總人口之比算得的數據顯示，2007年我國城市化率高達44.9%。這超過10%的差異說明，中國有超過一億人雖身在城市，但由于戶籍的限制，在身份認同、社會保障等方面還游離在城市之外。
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亟待城市化，而游離在城市之外的城市人口也亟待名正言順，這預示著，中國的城市化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未來20年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戰略機遇期，伴隨著最高決策者把“城市化戰略”納入規劃，中國勢必掀起新一輪城市化浪潮。
改變世界格局的城市化進程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人口司2008年發表的《世界城市化展望》統計，2007年世界城市人口比重超過50%，人類從此進入城市時代。2008年世界銀行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城市》報告中指出，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到2010年，全球城市化率達46.6%，城市人口達36.23億，2020年，全球的城市化率將上升到55%，城市人口44.88億。而在所有新增的城市人口中，94%將來自發展中國家。
全球的城市化進程經歷了三次大的浪潮。第一次是歐洲的城市化。它發端于英國，自1750開始，歷時近200年的時間，完成了英國和歐洲大多數國家的城市化；第二次是美國的城市化。由于世界工業中心的轉移和歐洲移民的進入，美國城市化速度比英國高出1倍，僅用100年左右的時間就完成了基本進程；第三次是中國、拉美國家等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
回首第一次城市化浪潮，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英國的城市化進程十分迅速，小城市變成大城市，大城市形成城市群。到19世紀晚期，英國7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初步實現城市化的國家。曼徹斯特、伯明翰、利物浦等一大批工業城市迅速崛起，形成了規模大、產業結構新的城市群和城市帶。雖然英國較早完成了城市化，但采取的方式卻近乎殘酷，并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如為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采取了圈地運動。由于在推進城市的過程中忽略了環境保護，1952年倫敦出現了震驚全球的煙霧污染事件，導致近兩萬人喪命。
第二次城市化浪潮發生在新興國家美國。西進運動和工業革命，使美國在20世紀上半葉就完成了城市化，并讓美國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同英國的城市化一樣，由于缺乏科學規劃，美國在加速城市化的進程中也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如黑人聚居區的出現。甚至在今天，城市黑人問題仍是困擾美國整個社會發展的核心問題。再如，由于過度掠奪性墾牧造成新墾地大面積沙化，導致1934年爆發了震驚世界的“黑色風暴”。
第三次城市化浪潮發生在中國以及拉美地區，尤其以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最令世人矚目。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比英美等發達國家短很多。1900年，中國的“城里人”還不到全國人口的10%，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城市化水平只有10.6%。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率從20%左右提高到45.7%，城鎮人口達到6億。反觀拉美地區，過度城市化已經導致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大批貧民窟出現，環境污染嚴重，社會秩序惡化。而正在加速城市化的中國，無疑成為第三次城市化浪潮中的旗手。中國的城市化走了多遠、還能走多遠以及怎樣走，成為牽動整個世界脈搏的大問題。
中國引領第三次城市化浪潮
過去三十年，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異常迅速。有資料顯示：截至2008年末，我國城鎮化率已達到45.7%，擁有6.07億城鎮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萬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千萬人以上的超大城市4座。
還有兩個數據可以說明這一點：從1980年改革開放之初到1999年將近20年里，我國城市戶籍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增加了14.9%；而從1999年到2008年這9年里，城市戶籍人口的比例就增加了11.2%，這還不包括本人是農村戶口但長期居住在城市的那部分人，可見我國城市化進展之迅猛。此外，城市人口密度也在逐年攀升。1990年中國城市人口每平方公里平均279人，1995年為322人，2000年上升到422人，2001年繼續上升到588人，2002年攀升為754人，2005年已突破千人大關。
同時，伴隨城市發展，我國社會各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產業結構加速調整，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轉移；人口向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城市流動；城市規模以及基礎建設不斷完善和擴大等等。城市作為中國國民經濟活動的主要載體，已經成為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成為決定政治穩定、民生進步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
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迎接中國十億城市大軍》報告顯示，城市化和中國強勁的經濟增長相輔相成。在過去的20年間，城市是中國GDP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在未來的20年，這一情況將更為顯著。根據目前的趨勢作出的預測，中國城市GDP占全國GDP的比例將由現在的75%增加到2025年的95%。
私營部門的投資和個人消費的增長都集中在中國的城市。過去的10年間，中國總體GDP增長的50%來自于城市固定資產的投資，到2007年，固定資產年均支出高達6.4萬億元。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到2025年，總體城市投資額將超過24萬億元，占固定投資總額的比例將從2007年的79%上升到93%。此外，中國快速增長的中產階層主要集中在城市里，這帶動著消費的迅猛增長。從1990年到2005年，中國城市消費市場崛起，成為一臺獨立的增長引擎，占總體GDP增長的26%。城市消費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將從2005年的25%（3.9萬億元）增加到2025年的33%（21.7萬億元）。
雖然城市數量大大增加，但隨著人口總量的增加，我國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偏小。我國城市化發展水平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工業化發展水平這種局面，已經成為嚴重制約我國綜合實力提高與國家競爭力增強的巨大瓶頸。因此，未來20年里，大力推進城市化，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現代化的要求，也是有效解除經濟社會約束“瓶頸”，保障經濟社會快速、持續和健康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有理由相信，在接下來的城市化浪潮中，全世界都將矚目中國。
中國城市化的空間還有多大？
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迎接中國十億城市大軍》研究報告顯示，在中國未來的發展中，一級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等）將是持續推升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而二、三級城市（如成都、蘇州等）也會快速壯大。受益于農民工轉型的跨業發展，許多家庭工廠或私營企業將陸續興起，帶動大大小小的鄉鎮進入城市化。這股城市化浪潮將是未來二十年影響全球經濟的一大亮點。
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預測，中國城市人口在2025年將增加到9.26億。新增的3.5億多城市居民相當于今天美國的全國人口。過去的15年間，中國出現了2座人口超過1，000萬的巨型城市。根據目前的發展趨勢，未來的20年內，還將出現6座這樣的城市，其中有2座城市的人口將超過2，000萬。據估計，中國較高收入階層中的41%將在這些超大城市中居住，而在2005年，該比例僅為11%。隨著城市化的發展，中國未來20年的GDP增量將超過日本目前GDP的總量，并占該時期全球GDP增長的20%。
交通運輸方面，到2025年，中國將有多達170座城市符合城市軌道交通系統的規劃要求，是目前歐洲該類城市數量的兩倍以上，這可能會帶來有史以來最為轟轟烈烈的軌道交通建設熱潮。除此之外，中國還將鋪設50億平方米的公路和2.8萬公里長的地鐵。中國的城市建筑風貌也將經歷重大的變化，從而為雄心勃勃的房地產開發商打開投資的大門。根據預測，在未來20年內，中國將建造400億平方米建筑面積的建筑物，相當于2萬到5萬幢摩天大樓——這樣的規模堪比10個紐約市的大樓數量。
到2025年，中國城市將成為重要的全球市場，其消費總量和可支配收入將分別達到德國同期水平的將近兩倍和兩倍以上，中國城市消費量在2008年到2025年的增量就足以創造一個相當于2007年德國市場總規模的新市場。
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城市還將創造出大量的工作崗位。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估計，到2025年，中國將創造4.5億到5億個工作崗位，而在2005年這一數字僅為2.9億。流動人口將受益于就業需求的增長，無論在何種城市化情境下，城市的流動人口比例將超過40%。由于城市的就業崗位增長率很高，且當地正式居民的老齡化程度很快，到2025年，人口流動將主要出現在大中型城市中，比例高達50%左右。
四萬億投資與新的城市化機遇
針對近來由金融風暴引起的經濟危機，中央政府實施了四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對此，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李強教授曾表示，這可能催生新一輪城市化浪潮。國務院出臺刺激經濟方案后，各地方政府也先后亮出各自的計劃。李強教授根據公布投資計劃的省市進行粗略計算，認為投資項目拉動的總額已經接近18萬億元。他認為，這將極大促進中國的城市發展。
今年6月，社科院發布的《城市藍皮書》也認為，伴隨著大規模的投資建設及產業振興計劃，中國將開啟新一輪的城市化浪潮。藍皮書顯示，中央政府投入的４萬億元政策投資，其中相當一部分被投向了城市化建設領域，其投資規模與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同時，伴隨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的出臺，可以預見，新一輪城市化浪潮已經開啟。
藍皮書介紹，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要按照“以大帶小”的原則，“以特大城市為依托，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增長極”。2008年，國務院又先后通過了《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等文件。今年，國家發改委抓緊制定成渝經濟區、江蘇沿海地區、遼寧沿海經濟帶和促進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區域發展規劃，報批和實施《京津冀都市圈區域規劃》及《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充分發揮了城市密集區在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優化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李強教授認為，我國和世界上許多國家不一樣，比如日本，它已經全部城市化了，而我國的城市化道路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此次投資拉動的新一輪增長，就像鐘擺效應一樣，擺幅會帶動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我國現有4個直轄市，283個地級市，368個縣級市。還有未被認可為城市的縣城1635個，這樣的縣城在國際上往往被歸類為城市，此外還有19249個鎮、15130個鄉，這些都是潛在的城市。
選擇可持續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中國的城市發展政策的演變大致經過了四個階段，從重點建設、穩步前進階段，到控制大城市規模、發展小城鎮階段，再到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建設小城鎮階段，目前是“逐步提高城鎮化水平，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階段。
盡管中國的城市化已經獲得不少成就，但總體而言，城市化水平還是滯后于社會的發展，表現為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較低，城市化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就業結構不相適應，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業化發展水平。其次，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還存在著地區差異，導致全國經濟發展呈現出地區性差異。近代以來，東南沿海地區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與中部、西部形成明顯的階梯形狀，東部快于中部、中部快于西部、沿海快于內陸。
此外，我國的城市化還與現代化嚴重脫節，城市比較注重硬件設施建設，卻輕視城市軟件建設和城市管理，在加快城市化進程中，比較重視城市人口數量的增加，而不太重視人口質量的提高，大多數市民缺少市民意識，城市建設還缺乏總體規劃，忽視城市環境保護，城市綠地少，水土流失嚴重，大氣污染嚴重，水環境質量差，以致出現城市“熱島”效應和“雨島”現象。
城市發展中的“攤大餅”現象同樣嚴重，造成土地利用率比較低，甚至還有一些地方政府，無償占有農民的土地。學者陸學藝教授有一個形象的說法：“中國城市化就是要了你的土地，要了你的樹、你的糧食卻不要你的人，中國的城市化一直很粗暴地把農民排除在外面。”
李強教授認為，改革開放初期，由于片面強調發展速度，我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如環境的惡化、城市擴張造成的某些社會不公，和一些具體決策失誤造成的巨大資源浪費等。我國是政府主導型社會，這種社會體制應對危機的能力比其他體制更強，但如果不切實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去做，就可能走決策失誤的彎路。
可喜的是，決策者們已經在積極探索一條可持續的新型城市化道路。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十七大報告指出，要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胡錦濤總書記強調，堅持統籌城鄉發展，提高城市化水平，增強大城市以及城市群的整體實力，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實現土地、勞動力、資金等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實現以工促農、以城帶鄉，最終達到城鄉共同發展繁榮。
專家強調，中國城市化道路的選擇應該是相對集中和適度分散相結合，走大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道路，加快實現“城市現代化，農村城市化，城鄉一體化”，增強城市聚集力，帶動城鄉一體化協調發展，適當發展特大城市，加快發展大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重點培育中心城鎮，在大力發展中小城市的同時適度發展大城市，通過有計劃的舊城區的改造和新城區的規劃來實現大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