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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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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網訊 日前，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城市化委員會委員曹遠征在鴻儒論道做演講，主題是從金融體制變革看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演講。
全文如下：
40年改革取得最大的成就，就是中國開始有自己的目標模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然市場的自我發展邏輯向更高層次的標準靠攏，那么我們就必須進一步調整適應，此所謂不忘初心。
因為所處時代和職務的原因，我有幸參與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在1980年代初期，加入中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在那工作了14年，進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研究和政策設計，隨后1998年體改委撤銷，分流到中國銀行，從事改革的實際操作，其中幫助很多企業尤其是央企在海外上市，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今年是改革開放40年，在這個時間點回顧改革的過程變得非常有意義。
改革的起點是打破二元對立
中國近代以來的目標就是現代化，國際經驗而言，現代化就是工業化、城市化。新中國建立以后明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通過計劃經濟推動工業化，最后形成了城鄉二元對立。表現在城市化方面，當時GDP中城市工業生產總值占大頭，但勞動力人口中，農村勞動力是大頭。工業化和城市化是背道而馳的，這就是二元經濟的斷裂。
1978年的中國，人均GDP只有155美元，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三分之一，世界銀行排名全球倒數第三，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只有9.7%，84%的人口生活標準低于世界貧困線（人均1天消費1美元）。當時農村居民7億人口，人均收入一年117元人民幣，其中有2.5億人口人均年收入不超過100元人民幣，處于赤貧狀態，而農村人口在整個人口比例中占絕大部分。換言之，新中國建立了幾十年，經濟上依然落后，在全球GDP占比也呈下降的趨勢。但是在另一方面，從1958年到1978年中國GDP年平均增長5.1%，這其實也是高增長。一個問題隨之產生：為什么發展這么多年，反差依然如此之大？特別是在1976年至1977年國民經濟一度非常危險，不僅經濟增長停滯，還有3億人口處在貧困和半貧困的狀態。于是，對經濟發展的反思構成了當年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歷史背景。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成為了反思的起點。計劃經濟體制下，所有的經濟活動都依賴政府的行政命令，所有的企業都是依附于政府行政體制的生產單位，人財物、產供銷都遵循計劃安排。二元經濟結構盡管是國家的底色，但是在中國的發展中卻呈現斷裂的局面，產生了城鄉的對立。農村的剩余資源不斷地轉移到城市，政府不斷把資源投資于工業化，形成國有國營的經濟，與此同時農村是凋零的，不僅糧食需要統購統銷，人民公社體制還使農村勞動力不能隨便流動，從而降低整體的機會成本，以確保農村剩余能更多地轉移到工業中。在改革開放初期，計劃經濟被經常指責為浪費嚴重、決策失誤、農輕重比例失調，主要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改革是必然趨勢。但改革從來不是在辦公室里想出來的，改革是全民的故事，是自發的行為。當1978年中國經濟體制呈現出難以持續的局面時，上下同欲進行了改革。在北京舉行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方面。而此前不久，在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協議把地分了單干，這份契約現在收藏在國家博物館。于是改革開放就此起步。
改革的具體內容是激勵與配置
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既是二元對立的，又是國家計劃控制。城市基本是國有國營工業，是政府的附屬生產單位，工廠沒有經營自主權，不僅不能決定生產什么，也無法對工人進行激勵。農村土地為集體所有，農民沒有經營自主權，也沒有種田積極性。國家通過統購統銷，控制農產品數量和價格，并通過國有國營控制工業品價格，在壓低農產品價格的同時提高工業的價格，形成“剪刀差”，從而實現工業化的資本積累。這一體制在加速工業資本積累、推動國有國營工業發展的同時，卻使二元經濟更加割裂，城鄉對立不斷被強化。今天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就是城鄉對立的一個產物。而在對外經濟聯系方面，由于計劃經濟本身的內在規定性要求其事事都得控制，本質上不可能對外開放。匯率制度就是對外開放問題的一個典型表現。我40年前在青海省做外貿，主要是去天津口岸組織貨源。當時沒有匯率的，對外貿易是講互通有無、調劑余缺，意味著進口是滿足最基本的需要。為了進口，首先就要有出口，以出口養進口。所以我們的辦法是把成本倒過來算，進口的成本和出口的成本之間的比價關系就是根據換匯成本測定的匯率，當時定的匯率是1比2.8。在這種條件下，中國是沒有對外經濟聯系，對外貿易額只占當時整個GDP的7%不到?；ネㄓ袩o、調劑余缺的基礎上，封閉就變成了當時中國經濟的基本特征。
經濟學對經濟體制的最基本的原理定義，就是激勵機制和資源配置機制。市場經濟是通過看不見的手由競爭形成的價格引導資源配置。企業可以自由進出入、自行決定生產和銷售，通過競爭實現優勝劣汰。產權安排是重要問題，而資源配置中，金融發揮核心作用，市場經濟可以說是金融主導型的經濟安排。計劃經濟則是通過看得見的手——由行政命令分配資源，經濟活動由政府控制，只有工廠沒有企業。工廠是政府的附屬機構，不需要產權安排，也就沒有企業家。政府主導所有的企業經濟活動，財政占了整個活動的中心。
計劃經濟條件下必然就出現了兩個問題，激勵不足和配置不當。首先，人的壽命是有限的，越過生命周期去講長遠利益，而忽略短期利益，會降低人們的積極性。其次，計劃固然可以配置資源，但配置者不是上帝，無法無所不能、無所不會、無所不知，所以做不到配置極其準確，長期運行中必然會導致系統性偏差問題。計劃經濟體制從誕生之初就要糾正這個偏差，因而改革的訴求一直是伴隨著計劃經濟始終。前蘇聯和中國在建設計劃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從改善激勵機制和資源配置機制兩個方面進行過眾多嘗試，但改革方向都是完善計劃體制，最終以失敗告終。中國最早在1950年代就開始了改善激勵機制的改革，包括下放自主權、給企業和地方政府更大的活動空間等。但是在中央統一計劃的框架下，地方積極性調動的后果是大躍進的出現，大家都想大干快上之后就亂套了，教訓慘重。于是地方自主性又重新上收，回到計劃以內，改以精神品質的激勵要求為核心。前蘇聯則試圖在資源配置機制上尋找突破，首創投入產出分析方法，進一步細化計劃方案，使其覆蓋到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但國家的全面控制也扼殺了經濟活力，最終前蘇聯的國民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計劃經濟僅僅是邏輯成立，現實很難運行。故而1970年代以后出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全球性潮流，是具有歷史必然性的。今天經濟全球化有兩個標志：首先，全球無一例外采取市場經濟體制，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在下降，促進了全球貿易的快速增長；其次，貿易增長不僅指商品貿易更是要素貿易。全球投資貿易自由化、資本流動催生了全球的產業鏈，其先決條件就是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全球性轉軌，中國是這個潮流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通過市場導向改善集中激勵機制，改革資源配置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看不見的手取代看得見的手，在激勵機制上尊重人們的利益。一旦采取這樣的體制以后，市場的本質要求是無邊界的、開放的，在封閉經濟中只能靠行政手段維持，資源不能在更廣泛的范圍內配置，使得配置效率低下。市場競爭自然會超越國界，在全球配置資源將使經濟效率大大提高，尤其反映在產業升級上；全球的競爭也會激勵創新，促使企業不斷發展。
改革是不斷從雙軌到并軌的過程
今天我們紀念改革開放40年，我們要“不忘初心”，改革最重要的是市場取向型的改革，這就是改革的初心。我們將計劃經濟運用到極致，最后發現還是走不通，于是果斷地轉軌到市場取向。盡管當時我們并不知道什么叫新體制，但是我們知道舊體制發揮得不好，鄧小平說“社會主義我并不清楚，但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是真正激勵中國老百姓的一句話，也是對老百姓的首創精神的尊重。換言之，是對人民權利的尊重，在政府的默認下，讓他們自己找到最合適的制度安排，也就誕生了小崗村的“大包干”契約。
1984年中國全面推行了承包責任制，當年中國第一次達到全球糧食平均水平，達到人均400公斤。糧食產量提高了，農民賣了糧食就有貨幣收入。有了貨幣收入，受工業化規律的支配，農民就會投資工業以獲得較高的收入，這就出現了“村村點火，戶戶貿易”的鄉鎮企業。鄉鎮企業進入工業部門，對原有的國有工業部門產生了巨大的沖擊。1980年代中期，我們在國家體改委討論的問題，經常聽到國企抱怨鄉鎮企業不法經營，擾亂市場秩序，使得他們搞不下去。中國改革最重要的特點是雙軌制，市場軌和計劃軌并存，微觀層面上就是以民營為主體的市場經濟的企業，和以國有為主體的計劃經濟的工廠。按照定義，企業是以產品和勞務為載體實現財務目標的商業化組織，依政府指令生產的國有企業只是生產單位，而不是真正的企業。
鄉鎮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對立，推動了國有企業開始改革，把農村經驗引入城市承包制。繼而發現承包至少是長期的行為，換言之，所有者缺位，要有出資人，這就有了股份制改革，構成現在上市企業的基礎。1990年代，全民所有制工業的企業法改為公司法，國有工業向公司過渡，出現了更多的股份公司，奠定了市場經濟的基礎，也就為進一步宏觀經濟改革奠定了基礎。雙軌不是一個穩定的制度，這兩軌的差距是權力尋租空間，也是腐敗的根源，于是就必須進行并軌，并軌是宏觀經濟改革的核心內容。最終，自1994年1月1號開始，宏觀層次財政、稅制、金融體制改革及匯率和國有經濟的體制改革全面實行，從而奠定了當前中國的基本經濟體制。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1990年代重工業開始超過輕工業。國家經濟出現出口導向型，這時候加入WTO就顯得非常必要。經過漫長的談判，2001年12月8號，中國終于加入WTO。入世后，我們進行了一次全面的與國際規則接軌的改革，出了兩千多個條例，這構成了中國走向現代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中國的出口收入連續跳漲。2004年中國在外匯儲備第一次超過一萬億美元，隨后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出口國，直到今天中國的順差仍然在持續增長。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繼而快速成長，構成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脈絡，可以說這是改革促開放，而開放又促改革。開放的根本問題是國內的市場經濟取向型改革，開放又促進市場取向更加堅定和清晰，而這恰恰是中國過去四十年改革的真諦。改革開放促成了中國經濟快速成長，中國不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居民收入40年持續增長。今天我國的貧困線標準是年入2300元人民幣，1978年的時候97.5%的人口低于這個標準，到2018年中國有三億人已經成為中上收入階層了，還有幾億人緊隨其后。如果在未來三年中中國精準扶貧能實現的話，中國就全面告別絕對貧困，這是最大的奇跡。
金融改革的過程
金融是市場經濟的特性，我們的改革是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所以也必然要有金融業的發展。40年前中國只有隸屬于財政部的中國人民銀行這一家金融機構，而且還僅僅是核算機構。1905年成立的中國銀行，新中國成立后僅保留海外業務，國內業務歸入中國人民銀行國外業務局管理。
從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財政主導的經濟變成金融主導型經濟方向轉變，首先要建立獨立財政的金融體系，其次金融體系里的金融機構應該是企業，能獨立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發展，這兩個目標就是我們的金融改革的目標。實際改革的路徑，我們的選擇是先建立獨立財政金融體系，進而推動金融機構具有自我盈利的目標，這樣的順序既是邏輯順序也是歷史順序。邏輯順序在于，沒有一個獨立的金融體系談何金融機構，歷史的順序是因為這樣的選擇能符合中國的實際。中國仍然處于工業化進程中，1980年代國有企業依然擔任中國工業化的重要責任，支持國有企業改革就是所有改革的核心環節。所以，首先考慮的是金融如何能推動國有企業的改革，金融機構商業化的改造自然就放在后面。
1984年1月1號，工商銀行從人民銀行分離出來，中國形成雙層銀行制度，即中央銀行和專業銀行。繼而有建設銀行、農業銀行、工商銀行，這時候還不是真正的商業銀行，而是專業銀行。金融體系開始初步形成，但是并不完整。要完善金融體系，一定要有非商業銀行的業務，重點就是保險業和資本市場的建設。銀行辦證券公司，辦保險公司，當時非常普遍。到了1990年代體系基本形成，但是基本是銀行系統。盡管有了金融市場，但是由于金融機構不是商業企業，缺少競爭的微觀基礎，也就沒有競爭定價。然而金融行業畢竟開始了體系化，這就帶來了監管問題。過去的監管是靠行政監管的，但是行政權力沒法對付專業化的問題，于是這個監管就分離出來了。首先是證監會從人民銀行分離出來，接著保險業成長之后，又建立了保監會。到2003年以銀監會成立為標志，中國形成了一個完善的監管體系，構成中國金融體系的基本特征就是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意味著獨立于財政的金融體系開始成型和完成。
體系改革完成之后，金融機構本身的競爭力問題就非常重要了。企業能否自負盈虧、自我發展，本身具有定價能力嗎？隨著中國加入WTO這一問題被提出來了，而當時中國的金融機構十分脆弱，當時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大概只有4%，但是壞賬水平平均20%，其中80%的壞賬是財政造成的。WTO給了15年的過渡期，改善國內金融機構的競爭力就成了當務之急，這就構成了2004年1月1號開始中國銀行業的改革。先由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為先導，開始了金融機構的再造過程，一直到2012年以光大銀行上市收官，歷時八年，中國金融業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也是這次改造，讓中國的金融頂住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
金融改革的雙軌制邏輯
金融機構的發展，首先要有可發展可供經營的資產負債表，所謂資產負債表健康化，就必須得有充分的資本金，政府需要注資。但中國銀行業建立一個健康的資產負債表注資過程不僅僅是一個財務問題，而且是一項制度改革。國家承擔有限責任，以出資額為限承擔出資額內的責任，這就把計劃經濟中間最重要的關系，也就是企業負盈不負虧的現象割斷了。有限責任于是成為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比如說中國銀行，全稱是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盡管政府承擔大股，但是只承擔有限責任。
其次，如果金融機構要可持續經營，就必須是商業性的治理結構而非政府性的治理結構，需要有董事會、股東會和管理層。這樣的治理結構要維持下去，就得有市場紀律約束，所以要上市。如果國內的紀律約束不夠強，那么必須海外上市。要建立這樣的治理結構，企業流程必須再造，所有的流程是市場流程，不能再是其他流程。人事而言，大家都是企業員工，不再有國家干部身份，業績不好可以解聘，也不再享有國家干部的福利。
再次，過去的金融監管是行政監管，企業成為商業股份以后行政不能直接干預，監管就變成第三方的專業監管。在改革進程中國家也付出極大的努力和代價，同時改革的效果非常明顯?，F在四大行不僅盈利很好，當年的改革成本幾乎全部收回，中央匯金公司作為股東獲得了最高的分紅。更重要的是，銀行業的改革中，治理體制和機制發生重大變化，改革存留的制度建設成為下一步改革的基礎和出發點。
所以金融改革也是雙軌制漸進式的，經過40年的發展，中國經濟終于進入到一個新階段，開始面對國際問題。當前金融業經常討論的是去杠桿、宏觀審慎問題，這些都是全球的難題，說明我們開始與國際市場同步了，也可以說中國金融開始邁向發達金融。但能不能邁過這個坎，這是我們面對的新問題，同時新問題帶來新的改革嘗試。比如2008年金融危機，大家發現金融活動不僅需要微觀審慎的監管，也需要宏觀審慎，宏觀審慎的核心是控制杠桿率。今年開始人民銀行的定位就是雙支柱調控，貨幣政策加宏觀審慎管理，這是我們改革的新方向。
人民幣國際化的挑戰
隨著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又是第一大貿易體，人民幣也走向了國際化過程，帶來了新的機會但是也帶來更大的挑戰，我個人對此的感覺是“高處不勝寒”。十年來人民幣國際化最基本的模式是清算行加離岸市場，目前國外人民幣國際化一浪高過一浪，倫敦很可能會取代香港成為第一大人民幣市場。這同時帶來一個嚴肅的問題，一國貨幣的國際化能靠離岸來發展嗎？上海是人民幣的本幣中心，如果人民幣國際化跟上海在岸市場沒有任何關系，這個國際化能走多遠？上海如果要形成人民幣國際化的中心，就必須主動改革，改革就是利率市場化。各個金融機構市場競爭金融產品，形成一個靠貨幣市場、信貸市場和資本市場連貫的收益鏈曲線，這個曲線有無數個產品聯系，各國金融機構都參與這個市場和產品，如此人民幣就真正地國際化。金融服務業對外開放就是重要一步。
如果這個市場發展不起來，人民幣國際化也走不遠。盡管我們說人民幣國際化有很好的歷史契機，但同時高處不勝寒，首先自身的改革才能支持更大程度的開放。從理論研究和政策方面的考慮，如果人民幣國際化了，中國人民銀行應該是全世界的中央銀行不是中國的中央銀行，其宏觀經濟政策、貨幣政策應該具有世界視野，這是對人民銀行的重要挑戰。
深化改革需要更高標準的開放，前次習近平主席在上海視察上海自貿區，對上海自貿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海自貿區就是更高標準的開放，可以說上海自貿區擔負著推動中國經濟向更高標準的重任。最重要的開放是資本市場的開放，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資本項下開放問題。只有資本項下開放，資金合理流動，匯率和利率才能真正地市場化，反過來恰恰又為資本開放創造了條件，這是上海自貿區的核心，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40年改革取得最大的成就，就是中國開始有自己的目標模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然市場的自我發展邏輯向更高層次的標準靠攏，那么我們就必須進一步調整適應，此所謂不忘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