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網訊 在主題為“紀念改革開放40年——深化供給側改革 賦能中國新經濟”的SAIF金融E沙龍暨2018年第三季度宏觀經濟形勢分析會上,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城市化委員會委員周天勇演講時指出,中國有6億人消費還沒“達級”。
他分析指出,2017年城鎮戶籍居民57407萬人,人均可支配收入41100元,消費率60%左右,消費服務化;城鎮非戶籍居民23932萬人,人均可支配收入24600元,消費率70%,消費內容是服務與工業品;農村人口57661萬人,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消費率81.6%,消費內容主要是工業品。
周天勇直言,2017年中國還存在8億農村戶籍人口,“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簡直是一個農業經濟、農村社會的國家?!敝档米⒁獾氖?,其中中國近6億人的消費內容還是工業品,并不是所謂的服務產品,“這些人消費還沒‘達級’, 談什么‘降級’?”
此外,周天勇還指出,損失的消費需求能力116017萬元>過剩產能83635萬元。其表示這是由于政府干預,造成了供給實際上不能自動創造需求。而產能損失,勞動力投入和資本投入數量并沒有變,應當試作余值損失,即TFP損失,“這并不是技術進步緩慢、原創技術不夠、管理不當造成的,而是需求不足使要素利用率不足造成的。”
周天勇認為,一定要認清中國經濟學分析的國情,我們存在二元結構和二元體制現象。他建議,談改革的只是定性,不能定量,到底求得速速的改革重點在哪兒,什么樣力度的改革會得到多少增長潛能,誰也不知道。用方法的,在模型分析的正文中,無法涉及體制,以及無法將體制改革作為一個變量納入數量分析方法之中。其實,假設條件,大多是體制的不同,假設條件還原法,著力點是在什么樣的改革,會獲得什么樣的增長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