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研究和討論已經有很多,“半城市化”算得上是一種新的提法,但指向的現象和問題卻并不新鮮。《報告》中的所謂“半”,是指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過程中的一種不完整狀態。其表現大家都很熟悉,主要包括農民已經離開鄉村到城市就業與生活,但他們在勞動報酬、子女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許多方面并不能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政治權利,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會。這些基于城鄉分割體制上的權利不平等問題,已經在理論和現實中被反復提及、關注和批判過,但解決起來仍然顯得舉步維艱。
促進人的發展的城市化越來越受到關注,或者我們應當更明確一點說,人的發展是城市化必然前提和本質要求。城市是人造的空間,是人類聚居生活的社區。城市本來就是人類基于商品和信息交換的需要而產生并發展起來的,城市化的過程天然地應當體現為人的發展和進步的要求和狀態。沒有人的發展,城市無論發展到什么程度,都不能稱之為城市化。從這一點來看,我們將城鎮人口的數量、城市的數量作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最主要標準,都是需要改革的。
城市發展的真正動力是什么,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城市化的水平必須體現為人的發展水平而不是城市建設的水平。這個道理看起來簡單,說起來也不會有什么疑義。但是當我們將這樣的原則放到當下城市化的具體情景之中的時候,便會出現另外一番景象。當城市的人口規模,城市的公共資源面臨各種壓力的時候,不要人的發展或者說是只要一部分人發展的城市化,只集聚各種資源但不集聚人口的城市化,只有高樓大廈但沒有小飯館、小發廊的城市化,幾乎快要堂而皇之地作為一種城市化的理想目標被提出來。比如最近已經有城市提出控制所謂“低端勞動力”進入城市,通過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總量來緩解資源壓力的論調也勢頭強勁。這些方法被看作是解決所謂“城市病”的良方,而長期以來重物輕人,重經濟增長輕社會發展的癥結卻因此被掩蓋。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反差,在于我們現在的城市化的水平、方式、方向,更多地體現為一種政府意志和政府主導。由政府主導、圍繞權力結構自上而下展開的城市化,必然要向GDP最大化,而公共付出最小化的目標邁進,也容易忽略人的發展,將民意、理性、文化等因素排除在外,只為產業發展和商業開發開辟道路。
抽離人的發展,我們會發現城市化的過程與人的感受出現割裂,城市的開發和建設飛速前進,人的幸福感卻沒有相應提高,也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城市公共生活無法自由伸展,城市文明也顯得發育緩慢。
由此而言,城市化道路的調整,不是通過權力來安排人口和資源,也不是通過權力來解決某一類具體問題,而是要真正改變城市化的主導者,以回歸城市化的健康理性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