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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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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方上的空氣監測權上移后，很多地方陷入此前數據造假的被動局面，盡管后來也努力進行了多重環境治理，數據可能還會不降反升。
帶上口罩與帽子，在黑夜的掩飾下，一個人躡手躡腳地給空氣采樣系統帶上濾膜或者布條，希望通過在采樣系統上的“動手腳”，讓檢測數據能夠達標。
這一有如犯罪片的場景，就是2018年3月底，生態環境部組織檢查發現山西省臨汾市空氣數據造假時所查明的犯罪事實。在隨后的2個月時間里，臨汾市空氣數據造假案件中涉嫌的16名犯罪嫌疑人，皆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刑事處罰。
但走完司法程序的數據造假案，并未就此劃上一個“句號”。8月6日上午，生態環境部針對臨汾市環境空氣自動檢測數據造假問題，聯合山西省政府對該市主要負責領導進行了約談。約談認為，臨汾市環境空氣質量檢測數據造假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蓄意犯罪行為。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發現，類似臨汾的空氣數據造假案件并非個例。2017年12月，原環保部辦公廳還曾特地發布通報對多地公開進行點名，當前多地所采用的干擾國控空氣質量監測站（以下簡稱國控站點）的手段也已經從人為堵塞采樣頭，發展為利用霧炮車、灑水車等大型器械來給空氣質量監測數據“注水”等。
受訪專家表示，空氣數據造假本身屬于違法犯罪行為，必須予以相應的法律懲治。但當前多地暴露出空氣檢測數據造假的現象背后，一方面體現出不少地方在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之間更加倚重后者；另一方面也體現出當前不少地方在環保層層加壓的情況下，面臨著產業轉型的困局。
這些問題該如何解決？
掩耳盜鈴造“藍天”
2018年3月底，新成立的生態環境部召開的第一次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就通報了全國發現有7地9個國控站點受到噴淋干擾。
公開資料顯示，2016年3月原環保部發現西安市存在空氣采樣器采樣頭被紗布人為堵塞、部分監控視頻記錄被刪除等問題；2017年2月至3月間，原環保部在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發現部分企業存在空氣監測數據造假問題。
而在今年1月，原環保部還通報江西省新余市飛宇、河南省信陽市南灣水廠兩個國控空氣環境自動監測站點采樣平臺及周邊環境受到噴淋干擾。
除了噴淋干擾外，新的手段與工具也開始不斷出現。其中，2018年1月寧夏回族自治區石嘴山市利用霧炮車，將當地環保局大樓及其監測站點噴成“冰雕”的事件，更是讓人忍俊不禁。
而此次通報的臨汾環保數據造假案，經調查，臨汾市環保局原局長張文清授意局辦公室主任張燁和監測站聘用人員張永鵬，指使許冬等人故意破壞環境空氣自動監測數據。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張永鵬等人通過堵塞采樣頭、向監測設備灑水等方式，干擾全市6個國控空氣自動監測站近百次，導致監測數據嚴重失真53次。
臨汾市環保局原局長為什么要這么干？
據了解，臨汾是山西省下轄地級市，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是一座以煤炭和鋼鐵為工業支柱的城市。臨汾市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7年，全年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545.84億元，增長23.4%。其中，煤炭、鋼鐵、焦炭和電力工業分別實現主營業務收入595.7億元、423.7億元、298.5億元和52.5億元，分別增長36.4%、9.5%、38.7%和14.9%。
煤炭和鋼鐵帶來了利潤，也帶來了污染。將時間拉回到2017年初，從2016年11月開始，臨汾連續污染“爆表”，到1月上旬，臨汾市共經歷了6次重污染天氣過程，歷時48天，先后發布重污染天氣預警13次。其中，2017年1月4日23時，臨汾市區二氧化硫濃度小時均值一度達到1303微克/立方米峰值。
隨后的2017年1月19日，臨汾市市長劉予強代表臨汾市政府被原環保部進行約談，同時接受約談的還有時任臨汾市環保局副局長張文清。約談時，原環保部決定暫停臨汾市新增大氣污染物排放項目的環評審批（民生及節能減排項目除外）。
1年多以后，2018年8月6日，針對環境空氣自動監測數據造假問題，生態環境部聯合山西省政府對臨汾市政府主要負責同志進行了約談。
生態環境部指出，此前臨汾市政府因大氣環境質量持續惡化、二氧化硫濃度長時間“爆表”問題被原環境保護部約談，并同步暫停新增大氣污染物排放項目的環評審批。約談后，臨汾市采取措施，積極整改，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在環境空氣質量監測站上收之前就存在數據不實等問題，2017年上半年全市大氣環境質量監測數據仍然不降反升。
在這種情況下，確保監測數據真實并通過更加有力的舉措消化歷史數據問題，應是臨汾市整改的基本要求，也是加快解決全市大氣環境嚴重污染問題的客觀需要。
但是，臨汾市委、市政府不敏感、不警醒，對過去存在的監測數據造假問題未汲取教訓，對可能出現的干預監測數據行為沒有進行警示，導致監測數據造假行為再次發生，且長時間沒有得到制止。
如何填補“歷史欠賬”？
生態環境部在約談中提到一個重要的問題：環境數據的歷史欠賬。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此前在空氣質量監測權歸屬地方管理的時候，不少地方的空氣數據造假就已經存在了。但后來監測權收歸國家統一管理后，原來造假上報數據的不少地區，就面臨著很大的環境整治壓力。
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王燦發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當地方上的空氣監測權上移后，很多地方陷入此前數據造假的被動局面，盡管后來地方上可能也努力進行了多重環境治理，但從數據的表現上來看，實際探測的成果可能收效甚微，甚至可能還會不降反升。
“一些地方政府原來的造假，也間接導致了現在的被動局面。”王燦發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以前弄虛作假不構成犯罪，但現在新的環保法出臺后，弄虛造假就被明確是一種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一點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63、65條里看到，對篡改、偽造或者指使篡改、偽造監測數據的行為，有明確的禁令和處罰規定，明確提出違反本法規定構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副教授方堃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當前多地存在的空氣數據造假情況，一方面折射出部分地區的環保壓力確實比較大，地方環境形式嚴峻導致造假現象頻發；另一方面，也說明當前不斷進行的環境督查行動更多地成為了一種壓力的傳導，而環境保護真正的重要性并沒有得到地方上的充分認識。
“大多數地區還是將經濟發展作為重點，而這種轉變需要一個過程。”方堃總結道。
數據造假與產業轉型
從此次公開的約談看，生態環境部無疑再次強調了環境監測數據真實的重要性。
王燦發表示，通過臨汾案件特別明確了弄虛作假這種行為構成犯罪的法律定性，將受到法律制裁。與此同時，該案件也傳遞出了過去“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弄虛作假的模式，當前以及未來都將再也行不通了。
然而，在數據造假背后，也凸顯了地方的產業轉型困局，特別是對于一些產業轉型能力不足的地區，經濟問題和環保問題的矛盾較為突出。
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慧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空氣數據造假也與當前國家環境治理體制有關，當前我國環境治理體制的特點類似于行政“發包制”的層層分配，但分解過程中，每個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特殊性并未完全考慮進去。
王慧表示，對于很多產業轉型壓力比較大的地方政府而言，一方面要發展地方經濟，另一方面也面臨環保加壓的態勢。“這實際上是一種倒逼機制，讓地方政府逐漸理清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只是這種轉變定然是需要一定的時間與過程的。”
王燦發則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要杜絕此類環保數據造假，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就是要對地方此前的環保數據進行核實，因為不少地方在監測權未上移前的數據是不夠準確的，而后來國家統一監測后不少地方就面臨著很大的調整壓力。
“需要恢復‘本底’數據，在此基礎上進行環境治理，或許不少地方才能夠看到工作的‘希望’。”王燦發告訴記者，環保政策層層加壓的同時也應該關注到不同地方的產業轉型的難度與環境質量提升的難度，政策執行尚且不能“一刀切”。
對此，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社坤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建議，鑒于各地的產業結構和地理結構不同，面臨的環保壓力也不同的情況，在環保制度執行方面可將個別地區作為重點監測對象，在空氣質量標準要求不變的情況下，對該地區的執法關注度和頻次上做出一定的改變。
同時，王社坤認為，從造假事件的防范角度出來，未來在增強問責的同時，加強對公眾參與的社會監督和政府環境信息公開也必將會是大勢所趨。
對于臨汾來說，一方面是污染問題仍然嚴重，另一方面，其GDP在山西省的城市間排名有所滑落，2018年上半年GDP增速為3.1%，遠低于山西全省6.8%的增速。對這個城市來說，轉型之路仍然任重而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