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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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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規委有關負責人表示，將在2013年重新編制城市總體規劃。因為在《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中，兩個最主要的指標——人口數量和人均GDP目前都已被突破。總規中預設的2020年常住人口總量控制在1800萬人，而剛剛結束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北京市常住人口為1961.2萬人。
近三十年來，發生在外來流動人口和北京城市管理者之間的博弈，有愈演愈烈之勢。自1983年起，北京的相關規劃就試圖控制人口規模，但一般兩三年后，增加的人口總是沖破預設的規模，城市規劃陷入了屢設屢破、屢破屢修的怪圈。
在人口和資源相對穩定的狀態下，城市化是最節約資源、最高效率的發展方式。當人口急劇膨脹時，公共配套、基礎設施、資源供給如果跟不上人口聚集的步伐，就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
水資源、天然氣、電力、煤、交通等基礎資源和基礎設施是支撐城市發展必不可少的資源。然而，中國的城市化速度太快，用十年時間走了發達國家二三十年才完成的城市化進程，城市擴張速度太快，使得許多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基礎資源跟不上城市擴張的步伐。北京作為資源輸入型的特大城市，98%的能源靠外地調入。城市快速擴張，人口迅猛聚集導致水、電、煤、氣、油等資源供應緊張。據統計，目前北京市的人均水資源量已降至人均100立方米，大大低于國際公認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線，缺水形勢異常嚴峻。可見，水資源、電力這一類的資源供應和基礎設施限制，將是制約城市規模最后的硬約束。
學校、醫院、垃圾處理等公共資源的配套，也遠遠跟不上城市擴張的速度。中國近年來的郊區城鎮化進程，多是開發商唱主角，政府規劃配套欠缺，導致學校、醫院、商業等公共市政配套嚴重滯后。據北京市國土局監測，1973年~2008年北京市城市面積年均增加近30平方公里。隨著北京的城市化環環外推，北京近年來人口向外遷移的數量越來越大。城區遷移人口中，78.4%的人口遷到了近郊區，14.3%的人口屬于城區之間遷移，7.3%的人口遷入遠郊區縣。然而在這一進程背后，卻是問題重重。當大量城市移民搬到近郊居住后，因為學校、商業、醫院等公共資源配套的欠缺，他們的工作、娛樂、消費等生活環節卻依賴市中心的供給，每天早晚時段，人群如潮汐般來回轉移也就不足為奇了。北京的城市格局也呈現出兩種極端的情況：一方面城市面積不斷攤大餅式地擴張，一方面大量的人口往返于城市與郊區，仍然要依托市中心的公共配套資源，城市擁堵也愈演愈烈。
一邊是人口不斷的聚集，一邊是資源的匱乏，城市不堪重負。以至于北京“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努力遏制人口無序過快增長”、緩解交通擁堵兩項，成為了未來五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以來，北京出臺了種種措施：車輛限購，提高停車費，大幅減少進京的戶籍指標，清理地下室出租，以業控人，以房管人……這些措施極具爭議性，試圖以行政手段強行疏散人口，能否見效尚不得而知。
實際上，除了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歷史大背景外，北京的人口過于集中，源于權力和資源的過度集中。作為首都，北京的政治地位帶來了強大的資源控制力，這種優勢一方面不斷地在解決北京面臨的資源壓力，同時也成為吸引人口的“磁石”，使得北京的人口不斷突破之前設定的極限值，矛盾日益加大。放眼望去，跑官的、跑項目的、跑貸款的，什么權力都集中在北京；優勢的教育資源、資本資源、大項目、大企業、優良的工作機會都集中在北京。人流如水，逐利而行，資源和權力的集中自然引發人口的集中，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單純以行政手段強行疏散人口，不僅難有效果，還可能激化社會矛盾。
要緩解上述問題，一方面需要在城市功能和城市經濟上做減法。做減法，就意味著北京不要預設太多的發展目標。雖然每個城市都想建成經濟中心，但北京現在背負了太多其他功能，如經濟中心、總部基地、金融中心等，北京正在為太多的戰略發展目標所累，只有放棄掉一兩個經濟目標，才能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另一方面是在城市基礎設施、公共配套上做加法，進一步拓展城市化的空間。北京現行的人口控制措施，無非是利用行政手段，使非京籍的民眾，不再占用北京有限的公共資源和服務設施，決非長遠之計。與其不近人情地驅趕，不如盡量完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使之能服務更多的人口。資源的聚集導致了人口的集中，控制人口只是傳統管理方式的一次再博弈，最后一定無功而返。
關于城市化的極限問題，不僅僅出現在京滬這樣的一線城市，二三線城市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幾乎每年上演的拉閘限電、煤荒電荒就可窺其一斑。中國的城市化，有必要在下一個發展周期里大力完善現有的基礎設施、公共配套設施，適度控制城市規模，并強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一味地擴張城市規模，枉顧城市化的極限問題，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