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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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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中國在維持經濟增長逐級上升趨勢的同時，通貨膨脹的隱憂也接踵而至。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4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來看，分別達到同比增長4.9%、4.9%、5.4%、5.3%的高度，居民消費價格水平上漲過快不僅影響宏觀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而且給中國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增加了難度。在這一通脹背景下來考慮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并從前瞻性的角度來思考加強我國糧食安全保障宏觀調控的長期戰略，就顯得非常重要而緊迫了。
毋庸諱言，糧為政先，是每一次糧食危機帶給發展中國家政府的經驗總結，也是中國政府在歷次通貨膨脹浪潮（或壓力）中最為關心的重大民生問題之一。現階段，優質耕地逐年減少，人口逐年增加，CPI高位運行，一邊是承受不起生活成本加速上漲的城市居民；一邊是迫切需要增加收入的農民。中國的糧食問題，在“十二五”開局之初變得尤為重要并亟待調整與解決。與此同時，糧價的飆升還直接導致生活資料和生產成本的增長，并迅速波及大宗物品的價格抬升，從而影響進出口的產值和利潤，并決定著順逆差結果的產生，最后可能引致整個國家的經濟波動。無糧不穩的古訓迄今仍然遠遠大于任何西方的經濟理論對中國糧食政策的直接或間接的指導：處理不當，糧食問題將立即構成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現實瓶頸；處理得當，糧食問題的解決也可能開啟中國經濟進一步改革的突破口。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去年食品價格漲幅在八大類商品中是最高的，而農產品價格的上漲又對新漲價因素貢獻了70%左右，致使經濟發展不穩定因素增加。農產品價格上漲現階段主要還是由農產品供應不足引起的，這凸顯了我國糧食流通體制和農業產業鏈的缺陷。輿論對于2010年至今的糧食價格飆升有一種不同往常的說法，即這一年最重要的漲價原因是不法分子的投機炒貨。但是仔細分析，炒作哄抬的現象從根本上說仍是農產品供應不足產生的。我們認為，對農產品進行炒作操縱要進行建倉囤貨、代理經銷商、輿論造勢以及價格對敲等幾個步驟。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前提就是建倉，而一定要產量大跌的那一年才可以建倉。例如2010年瘋炒的大蒜和綠豆都是2009年建倉，原因就是2008年大蒜出口日本等國受限便返銷國內沖擊國內市場，大蒜價格下跌的同時，也導致2009年全國大蒜種植面積全面下降，再加上氣候反常，使大蒜供應嚴重不足、價格偏低，炒家便開始建倉囤積。以至于最后導致2010年至今的多種農產品被過度炒作，直接推動了當年的CPI高度，給人民的生活帶來嚴重的不便，也為中國在全球經濟危機后的穩定增長增加了不小的難度和不確定因素，同時還給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加大了難度。歸根結底，農產品價格的不正常大幅上漲還是由產品供應不足引起，農業生產的價值規律依然主導著糧食市場的發展和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
有人指出，既然是供應不足引起的糧食問題，直接由政府出面推動農村大面積種植即可緩解壓力。然而，作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政府而言，也有多方面的顧慮。政府一方面要穩定農產品價格，保證整個物價水平的穩定，一方面要適當提高價格以為農民創收。然而，就中國目前的糧食流通體制來看，糧價上漲的大部分利潤卻流入了處于中間環節的中儲糧這樣的流通企業手中而非由農民獲得，所以糧食的漲價并未給農民帶來真正的實惠。再者，我國每年要動用大量的資金去收購、儲藏上千億公斤的糧食，這樣就造成了巨大的財政負擔，地方政府僅僅只能從糧價上漲的利潤中獲得部分間接補償。顯然，中央要糧食安全，地方要可用財力，農民要增加收入，這三者之間是很難同時到位并存在相當的矛盾和困難。解決不了這個困難，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的糧食瓶頸問題就會日漸突出，糧食價格的宏觀調控就會日漸捉襟見肘，進一步甚至還可能影響社會的穩定；鑒于此，從糧食生產、供給、流通等問題入手的配套改革完全可能成為中國經濟進一步改革的破題點——“手中有糧”，國家的經濟改革和經濟建設才會更有底氣。
首先，改革原有的糧食流通體制的弊端迫在眉睫。一方面可以鼓勵更多的企業參與糧食收購，以保證糧食市場的競爭性，從而改變少數企業壟斷收購的問題，減小不穩定指數，也使糧食的價格充分融入到市場中去；另一方面，對糧食收購企業實行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并完善反壟斷法，用更加嚴密的法律體系保護糧食的流通渠道，嚴禁對糧食進行投機炒作的行為。同時，還可以有意識地加強糧食儲備調控能力建設，讓專項儲備和周轉庫存發揮各自的作用：專項儲備以行政手段調控，周轉庫存以市場手段調節，并堅持國有糧食企業在糧食流通領域發揮主體作用。
其次，通過土地的宏觀調控來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達成土地保障、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的三維均衡。現階段一些地方用土地（使用權）換社會保障、土地（使用權）換就業保障和土地（使用權）換新修住房產權的形式來推動土地整理，并變通性地采取了土地占補平衡的方式來推動農民的宅基地甚至農業用地改變用途的方式來推動地方的經濟發展。理性的農戶可能因為短期利益誘導而參與到這一土地整理過程中去，但農業生產的弱質性、糧食生產的短缺性和農民長期致富渠道的生成（即農村主導產業的形成）并不能自動在土地整理的過程中完善地解決。占補平衡后，優質耕地的形成還需要多年的時間，糧食生產將受到極大影響，因而陳錫文先生屢次在媒體和公開場合反對現階段的地方政府推動的土地制度改革是很有道理的——“犧牲耕地和農業謀發展”從長遠計的確是不足取的。我們認為，這背后的重要因素首先便是糧食安全問題。因此，中央在土地宏觀調控時必須高度關注糧食生產和農民本身致富能力的提升，而不是被動地等待地方政府在土地制度這一問題上的“試錯性”改革或“打危險的制度擦邊球”，須知：糧食一旦出現緊張，地方政府現階段改變耕地用途開發出來的房地產等商業用途的設施于國家的經濟安全并無半點助益；所以，不可讓地方跟風土地治理和整理，而是注重從宏觀層面加以土地調控，在農村達成土地保障、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的三維均衡，防止農民未富但糧食先減的危險局面出現，做到未雨綢繆。
再次，就是要更加嚴格規范和科學的推進農業產業化的進度，整合整條農業產業鏈。從種子、化肥、科技、股權，收購到倉儲運輸和最后的售賣，盡可能地加快產業化的整合步伐，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做大做強農業，農民才會真正從中受益；國家的糧食安全才能有長久的保障。這樣，不僅會實質性地增加農民的收入，加快農村的發展，縮小城鄉和貧富差距，還能從根本上加快農業的現代化腳步，使我國的經濟結構日趨合理與科學。由此可見，解決糧食問題是一個系統工程，解決好了，中國農業的產業鏈條延伸會更廣，城鄉二元結構的消解也會越快，中國許多深層次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的進一步改革也會贏得更多的時間和空間。
最后，在建設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背景下，要更加充分地利用價值規律，積極發揮農產品期貨市場的避險作用，幫助農民發現價格趨勢，盡量避免市場盲目性造成的損失和價格波動。孫冶方先生早年曾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語重心長地談到：“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這句話對于今天中國的糧食問題而言仍舊具有極強的指導意義：因為，單純的政府行政命令對穩定糧價和調整農業結構起到的只是壓迫力的作用，必須借助有效的價格信號和市場機制來正確引導糧食生產，才能使糧食產業逐漸具有競爭力，農業生產才會逐漸走上內生良性發展的軌道。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農業的國際競爭已不再是初級農產品的產量競爭了，而是整個產業體系的競爭。那么，分散的小農經營很難面對這種挑戰，所以加快企業與農民的聯合，更多地轉向生產基地的定向生產，促進農業現代化進程；更多地利用糧食期貨市場對沖價格風險，保持糧食的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通暢性，在及時了解全球糧食動態的情況下，掌握糧價的主導權，維持糧價的基本穩定，乃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戰略。
毋庸置疑，現階段導致中國通脹壓力巨大的內部原因不是需求拉動而是成本推動（糧食生產成本快速上升首當其沖），而外部原因則是美國向全世界轉嫁危機的貨幣政策。應對這一問題并不一定要正面回擊——采取冒險的緊縮貨幣政策，而可以旁敲側擊——從自身找到增長點，主動回應，采取適度寬松而嚴格的信貸政策，促進農業生產發展，防止糧價飆升，從糧食問題尋求自身的突破口，轉被動接受挑戰為自身主動調整，從根本上維持中國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