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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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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具備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優勢
《經濟參考報》：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是否會進入“中等收入陷阱”？
劉偉：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個國家從低收入國家發展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后，經濟增長率出現回落，無法繼續保持高速增長。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便有可能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國也存在著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但是和那些經濟長期徘徊或增長緩慢的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不同，中國具備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優勢。
《經濟參考報》：中國在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上的發展優勢有哪些？
劉偉：相對其他國家而言，中國在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上具有三方面的發展優勢。首先，從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看，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加速期，具有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天時”。按當代國際工業化標準，我國工業化率顯示我國發展正處于工業化中后期，即工業化尚未完成，但已進入由一般加工制造業為主向重工、重化工為主的產業革命深化的階段。從經濟發展史來看，這一階段的經濟發展通常是高速增長期，這一高速增長期的長短在不同國家有所不同，但一般說來，越是大國這一時期相對越長，因為要解決的問題更艱巨；越是先發展的國家這一時期相對越久，因為缺少后發優勢。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長。按照我們的發展目標，到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成為全面小康社會(相當于國際社會上中等收入國家)，到2030年真正實現工業化、城市化等一系列目標，成為當代新興工業化國家(相當于國際社會上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也就是說，在未來10-20年里在我國完成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階段之前，完全有可能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率，這意味著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正處在一個前后長達50年左右的高速增長期的中間，在這一時期，無論是投資需求還是消費需求均具有較高的增長動力，若再考慮到我國特有的人口規模和“人口紅利”，這種需求動力就更為強勁。這種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構成我國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天時”。
其次，潛在的城市化空間是支持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因素，我國城市化水平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落后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2009年世界首次出現城市人口超過農村人口，而我國城市化率僅為46%略強。同時，我國這46%的城市化中還包含1億多進城民工，而進城民工雖然離開農村戶口所在地半年以上并以務工收入為生進城，但其生產方式和社會福利水平與真正的市民有很大差距，這表明我國城市化率不僅規模低，而且質量水平也不高。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城市化率水平低的同時，城鄉差距懸殊。因此，我國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城鄉差距的縮小，不僅推動著社會經濟均衡發展，而且是擴大內需保持持續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城市化規模和質量的提高不僅使更多的農村人口生活方式轉變為城市現代生活，從而創作出更大的需求以推動增長，而且使經濟資源在更大程度上從傳統方式轉入現代市場體系和產業結構體系，這本身就是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的過程。
第三，非均衡的區域經濟結構，既是我國現代化發展水平低的表現，同時也是支持我國可以更持續地保持高速增長的因素。我國地區間經濟發展差距的客觀存在，使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地區推動力上呈現出梯度狀態，從而持續拉動經濟高速增長。如果說以前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區域推動力，那么伴隨我國西部大開發的深入和中部崛起的加速，即使東部沿海地區進入增長速度逐漸放慢的增長拐點(比如通常所說的當人均G D P達到15000美元后)，西部和中部卻可能恰恰進入高速增長期。此外，各地根據當地優勢和資源稟賦，發展和培育“增長極”，努力擴大極化效應，能夠極大地提高我國區域經濟結構性效益，不僅提升著高速經濟增長可持續性，而且提高著經濟增長的效率。
微觀上重在優化資源配置方式
《經濟參考報》：目前，中國經濟正處于一個持續高增長期，今后怎樣才能實現經濟長時間的可持續增長？
劉偉：能否實現可持續增長的關鍵在于增長是否真正建立在效率提高的基礎上，而效率提高的根本在于創新，提高創新的根本在于發展方式的轉變，包括發展的制度方式和技術方式等方面的轉變。
《經濟參考報》：在發展的制度方式轉變上，中國應該采取哪些策略？
劉偉：從體制改革中尋求增長的動力和效率，既是我國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也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重要經驗。我國經濟正處在發展模式和體制模式雙重轉軌過程中，就發展模式的轉軌而言，我們正從傳統經濟向新興工業化和現代化經濟轉型。就體制模式的轉軌而言，我們正從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
伴隨市場化的深入和完善，資本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由行政計劃體制轉入市場競爭體制，其競爭性的效率是不斷提高的，從要素效率來看，依我國的經驗，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生產函數中，若引入市場化(非國有化)率指標為變量，實證分析表明，市場化越深入對中國經濟增長中的要素效率，特別是資本要素效率的提高作用越顯著。正因為如此，才使得我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不僅是增大要素投入量的結果，同時也是要素效率提高的結果。
從結構效率來看，市場化的深入使資源配置的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資源日益從低效率部門轉向相對高效率的部門，這種產業結構的演變，對經濟增長的效率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我國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這種體制性推動的結構演變產生的效率，甚至超過技術進步對增長效率的貢獻。只是進入新世紀(16.73,-0.10,-0.59%)以后，在全要素效率內部，市場化進程帶來的體制性效應和凈技術進步效應的比例關系才發生新的變化，體制性效率的提升趨于穩定，而凈技術進步對增長效率的貢獻上升速度逐漸加快。這一方面說明隨著市場化體制改革速度的平穩，經濟增長全要素效率提升越來越依靠技術創新，另一方面也說明，在未來的發展中，大力推進市場化進程，完善競爭秩序，將使我國經濟增長的要素效率提升有著巨大空間，因為我國畢竟還是一個朝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轉軌的經濟體，距離完善的市場經濟目標尚有很長的路。
《經濟參考報》：在發展的技術方式轉變上，中國又應該采取怎樣的策略？
劉偉：轉變發展的技術方式需從產業組織和市場結構的改進中尋求技術創新的能力提升。經濟發展史表明，技術創新的主體應當是企業，而不應當是政府，盡管政府在技術創新中有著重要的作用。以企業為行為主體實現創新，運用的經濟機制應當主要是市場體制而不是行政計劃體制，盡管政府的政策支持不可或缺。這就要努力改進產業組織狀況和市場結構，以提高市場競爭推動企業技術創新的能力和效率。產業組織和市場結構處理的根本問題是規模經濟和有效競爭的命題，對于技術創新來說，重要的一點便在于合理構建企業規模，同時努力提高競爭的充分性。
一般來說，重大的戰略性和持續性的技術創新，主要依靠大企業。因為只有大企業，尤其是市場占有率和集中度較高的大企業，不僅有可能投入更多的資源進行創新，而且能將高投入研發的高投入風險盡可能廣泛地分散，其單位產出均攤的創新風險成本越低，企業承受風險的能力便越強，而技術創新最為關鍵的恰在于如何化解其中的高風險。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中固然不可缺少，但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更多的是個別產品創新，工藝創新或局部技術創新，尤其是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中雖具有更靈活的學習和借鑒能力，但總的來說其創新力往往與單一產品的市場生命周期相聯系，難以持續。如何構建一個合理的大中小企業的產業組織結構，使企業具有普遍的規模經濟，同時又在市場結構上支持企業創新力的提高，是我國經濟面臨的重要問題。
對于我國來說，培育具有創新力的大企業，關鍵在于如何使國有企業真正具備現代企業制度和行為特征。從外部競爭環境來講，如何構建合理有效的市場結構，使國有大企業面臨充分有效的市場競爭壓力，而不是在壟斷條件下，特別是借助于市場力量和行政雙重作用形成的壟斷條件下進入。顯然，這些問題的處理不僅十分艱難，而且獨具中國特殊性，但正是這種獨具中國特性的問題的處理，才能為中國經濟的技術創新力提升創造條件。
宏觀上需轉變經濟調控方式
《經濟參考報》：從宏觀角度看，我國經濟的總量失衡表現在哪些方面？
劉偉：可持續增長需要從宏觀調控方式的轉變中尋求增長均衡性。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總量失衡不斷發生變化。在1998年之前，失衡的基本方向是需求大于供給，曾經發生過三次較明顯的通貨膨脹。從1998年下半年之后，我國經濟總量失衡方向轉變為需求相對不足，直至2002年。自2003年起直至2007年我國進入一輪高速增長，在投資和消費領域出現了反方向的失衡，即投資領域需求過熱，而在消費領域需求不足，特別是工業消費品和產能過剩嚴重。到目前我國宏觀總量失衡狀況更為復雜，“滯脹”可能性增大。事實上我國經濟現階段，無論是在需求還是供給方面，均存在兩個車輪賽跑的狀況。
我國總量失衡的動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系列結構性失衡起著十分突出的作用，一是總需求中的內需與外需結構失衡，出口需求的波動對經濟增長穩定性的影響過大。二是在內需結構中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結構性失衡，國民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投資需求拉動。三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扭曲，對經濟增長的均衡性和可持續性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四是城鄉發展結構性失衡。五是產業結構失衡，其中突出的一點在于現代化服務業發展落后于經濟發展的要求，與工業制造業的發展間存在嚴重的結構矛盾。還可以尋找其他方面的結構性失衡，但上述5個方面的結構性失衡對我國現階段的均衡和持續增長已經構成較為突出的影響。
《經濟參考報》：在轉變宏觀調控方式上，中國面臨著怎樣的選擇？
劉偉：要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必須努力改變宏觀調控方式。宏觀調控方式的改變與我國市場化進程階段性特征相適應。我國市場化進程的重點發生了轉移，從市場規模構建轉為市場秩序完善；市場化進程的焦點發生了轉移，從國有企業改革轉為政府職能轉變和改革。相應地，現階段我國制度創新的關鍵集中在三大制度創新上，一是財稅制度改革，包括公共財政制度的改革和中央與地方、政府與企業的財稅結構改革；二是金融制度改革，包括金融市場化和央行獨立性的提高；三是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土地資源配置方式的改變和農村土地制度的調整等。沒有這三方面關鍵制度的創新，我國現階段宏觀 調 控 方 式 改 變 和 調 控 效 率 的 提升，都面臨著嚴重的障礙。
就實現宏觀調控具體的方法而言，依我國現階段的國情，可以也應當注重強調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的統一，供給管理的核心在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總需求管理無論是運用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或是匯率政策，其需求效應均具有短期顯著性。因而，貨幣、財政、匯率政策的供給效應往往容易被忽略。比如，擴張性的財政收入政策(減稅)在刺激需求的同時也可以帶來降低成本的供給效應；緊縮型貨幣政策(加息)在緊縮需求的同時，也可能促使企業和項目提高贏利能力和競爭性效率的供給效果；人民幣升值，在緊縮出口需求的同時，也會帶來進口價格下降進而降低相應成本的供給效應。
事實上宏觀政策的供給效應顯然長期才能顯現，但其作用往往具有根本性。對于我國來說，由于特殊的體制轉軌特征和后發優勢的存在，在實施供給管理上更具可能和必要。首先制定和實施較為系統的產業政策，包括產業結構和產業組織政策；其次，制定和實施較為明確的區域結構政策，包括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和明確區域性增長極；其三，制定和實施持續的技術創新政策，包括技術、產品、制度、市場等多方面的創新；其四，制定和實施人才戰略，提高人力資本的比重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其五，制定和實施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等降低社會成本和發展成本的長期發展政策，等等。
當然，在實現宏觀經濟目標的調控方法上協調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必須有相應的體制條件作保障，即必須在深化市場化進程并且不斷完善市場機制的基礎上，系統地引入政府的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如果沒有這一制度前提，總需求管理便成為不可能。同時，總供給管理也極可能演變為計劃經濟下的政府直接控制經濟，因為，供給管理的政策效應相對于總需求管理而言畢竟更直接地作用于企業和勞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