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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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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國際的經驗，我國2030年城鎮化率可能達到70%，未來10年將是城鎮化快速發展期。這也給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戰。
6月3日，全球化時代的城市發展與合作治理研討會在同濟大學中法中心舉行。本次會議由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與新型城鎮化智庫、同濟大學全球城市與合作治理研究中心、同濟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主辦。
會上，首先舉行了同濟大學全球城市與合作治理研究中心揭牌儀式。諸大建教授擔任中心名譽主任，劉淑妍教授擔任主任，葛天任、熊偉任副主任。據介紹，該中心是上海第一家大學主辦的全球城市研究中心，將圍繞“上海2035”以及全球城市治理，借助多學科專業互動，搭建不同學科、不同領域和不同界面的信息交流對話平臺，拓展城市治理研究的國際維度。
與會專家圍繞“多學科視角下城市治理與城市交通治理現代化”、“城市可持續發展治理的關鍵問題”、“城市未來與合作治理”等議題進行了深入交流與討論。
同濟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諸大建教授聚焦“上海2035與全球城市升級版”作了發言。他指出，國際上的相關研究部門認為，上海已經是原來版本上的全球城市了，所以現在要探討的是升級版的全球城市是什么，這也對應了我們對卓越的全球城市這一目標的設定。在做全球城市研究時，需要弄清的是，我們要做追趕型還是引領型？如果是后者，我們就需要探索一個升級版的有中國故事的全球城市概念。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袁志剛教授分析了城市區域治理與中國經濟增長動能轉換之間的關系。無論是粵港澳大灣區還是長三角一體化，都可以看到中央對區域合作的重視程度在增加。為什么現在特別強調城市空間治理、區域治理？從經濟學角度來說，理由很簡單，那就是為了加快包括資本、人才、土地等在內的所有要素流動，消除影響資源配置效率的障礙，從而讓中國經濟實現新的增長。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黨委書記兼常務副院長馮仕政教授認為，所謂城市治理就是力圖通過一系列的行動形成秩序。但問題是，人們對于秩序的理解是不同的，背后是所處社會地位、環境和利益訴求等差異。在全球化背景下，這種差異變得更為明顯。全球化為不同的人群提供了不同的生產發展方式，也造成了新的生產和生活的分化。不同的人群處在不同的循環中，有的是在自己的小區里面循環，有的是在全國循環，而有的是全球循環。不同人群循環在不同的層次上，每一個人所面臨的環境和選擇是不一樣的，從而造成生產和生活的方式不同，節奏也不一樣。這就給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他強調，城市治理面對的是物，但本質上是解決人的問題。
同濟大學交通運輸工程學院楊東援教授分析了信息化新技術對城市治理的促進與影響。毫無疑問，技術進步給人們生活帶來巨大變化，但也要看到技術的局限性。比如，關于交通，現在更多討論的是移動性，兩者差異體現在什么地方呢？交通主要關注的是供需平衡，而移動性是要用盡可能少的交通量來保證獲得公共設施使用的權利。這就給城市治理提出了新課題：怎么樣從一種過度依賴小汽車的生活方式，轉化為適度依賴的生活方式？而這不是單純的技術進步可以改變的。再比如，現在大數據很熱，在很多領域都得到應用。但是大數據有可能帶來大智慧，也可能帶來大愚昧。為什么這么說？數據只有開放了，才能帶來智慧，如果是被少數單位壟斷的話，反而會遮蔽真實的社會。
北京大學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長周紅云教授指出，快速的城市化進程是中國最鮮明的特點，西方發達國家可能用200年的時間走過這個歷程，但是我們可能只用幾十年。按照國際的經驗，我國2030年城鎮化率可能達到70%，未來10年將是城鎮化快速發展期。這也給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戰。城市治理改革首先是一場政府改革，要實現從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從管制政府到服務政府、從權力政府到責任政府的轉變。未來城市治理要更關注城市價值的引領、管理理念的更新、管理方式的改變，加強法治思維。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行政管理研究室主任贠杰研究員指出，當下城市治理與城市研究已成為熱點。他認為現有城市治理主要有三方面不足：一是政府內部協同不足；二是政府和社會的協同不足；三是新型的技術手段和已有管理模式協同不足。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數據，但真正的大數據掌握不多，大數據大多掌握在民營企業手中，這對政府治理產生了很大影響。
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助理教授葛天任認為，全球城市是從國際經濟學的視角來透視全球城市空間的變化，這種變化既有內部的，也有外部的，更有網絡體系的。全球城市有其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中國對此應該提前做好規劃和應對，總結吸收和借鑒國外城市的發展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