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市頒布了《推進國際化城市建設行動綱要》。提出第一階段到2020年,以香港、首爾等城市為目標,發展創新金融、高新技術、國際物流、文化創意等優勢產業,成為東南亞地區的明星城市、區域性國際化城市。第二階段到2050年,以紐約、倫敦等先進的國際化城市為目標,推行深港一體化。
深圳經過30多年持續快速發展,其經濟規模、城市開放度和經濟外向度相較其他內地城市而言,確實達到了較高水平,具備進一步國際化的能力。但以如此高調動員、全力推動的方式進行“國際化城市”的建設,卻也難覓所謂的國際先例。原因很簡單:世界范圍內的國際化大都市從來不是靠設計、靠規劃、靠政府動員民眾建設出來的,而是依據經濟規律和發展規律自然生長而成的。
倫敦的國際化地位是隨著大英帝國的全球擴張至“日不落帝國”階段,自然成為國際經濟中心的;紐約是在美國經濟躍居世界首位后成長為世界金融中心和資本“圣地”;新加坡、香港的國際化則是其特殊經濟地位和優越的地理位置共同作用的結果,當然還有兩地人民的正確努力。但無論哪個城市,其國際化地位的獲得都不是政府或幾個決策者就能主觀決定的,城市的興衰取決于各種經濟要素及歷史際遇。就連深圳自己的發展也不是詳盡規劃后的產物,而是轟轟烈烈的快速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自然結果。從老照片上看,華強北當年還有人放牛開荒,誰能想象或設計到這樣的地方二十年后會成為中國南方的商務中心呢?
與這些城市自然發展的路徑不同,現在有些內地城市的政府在不良政績觀的驅使下,盲目設計城市發展指標,超前進行基礎設施規劃,用會展中心、中央商務區、高爾夫球場等塑造城市形象。隔斷城市的自然生長規律,把自己人為的想法強加給城市,是許多地方政府的通病。
這樣做首先涉及到“城市究竟是市民的城市,還是政府的城市”這樣的問題。事實上,很多規劃并未問過市民,決策者也并不關心市民是否真的需要一個“國際化城市”。這個名稱當然很有面子,但很顯然市民更需要的其實是城市的“里子”。一個生活在美國小鎮上的居民,絲毫也不會關心這個小鎮是不是“國際化”,而只會關心這個鎮的治安狀況如何,氣候怎樣,排水設施是否完備,交通是否便利,教育是否優良,人民是否友善。
更重要的是,生硬的政府主導城市建設往往將民眾利益與政府利益尖銳地對立起來。以往中國內地城市的發展軌跡表明,新的城市規劃往往意味著大規模強拆行動即將到來。按照“沒有強拆就沒有城市化”的邏輯,一座“國際化的城市”可能意味著前所未有的強拆規模。
同時,國際化還意味著城市居民的國際化。但有些城市卻沒有做加法,而是做減法,即對不符合國際化標準的人群進行清理。當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得不到尊重,一個城市連自己的市民都排斥在外,何談吸引其他國家的人民?
回到深圳的國際化建設話題。應該說,國際化城市首先并不是市容市貌的國際化,那只能叫千篇一律,而應是由國際化的學校、國際化的新聞媒體、國際化的政府公共服務、國際化的商業企業、國際化的法律制度、國際化的居民素質等構成的。深圳也許在經濟總量上會很快趕上世界一些有名的城市(這也并不容易),但城市管理、法治建設、公共服務、信息自由流通、公民社會等方面則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不知在深圳未來的發展過程中,這些有無被納入視野?
目前中國有183個地級市準備建設國際大都市,對此,新加坡《聯合早報》批評其為“無異于是在癡人說夢。”但更令人擔憂的不僅是目標本身,而是實現目標的路徑。有學者認為,“現在中國城市化最大的問題,就是政府主導的城市發展步伐完全攪亂了市場節奏,城市多處于一個無序的發展狀態中。”換句話說,國際化城市是“生長”出來的,而不是“設計”出來的。政府只需要做好公共服務,治理好這個城市,至于城市的發展,就留給市民和市場自己來決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