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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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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長沙市社區環境整治工程爭議不斷。先是有媒體報道稱該工程是面子工程，后有長沙市原市委副書記朱尚同發表公開信，批評該市創建國家文明城市“勞民傷財”。對此，長沙市新聞中心解釋稱，改造工程并非面子工程，而是民生工程，反對者是極少數被取締的業主。
朱尚同
1929年生于湖南長沙，后作為地下黨員組織學生運動。1949年后，曾任湖南農業院副院長、中共長沙市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湖南省教育廳原黨組書記等職。
“文明城市也要保障少數人利益”
新京報：發表公開信，初衷是什么？
朱尚同：看到長沙創建文明城市的所謂“優化市區環境”活動，到處大興土木，粉刷房子、拆圍墻，處處是工地，有點大煉鋼鐵的味道，我覺得實在太浪費。
新京報：怎么界定創建文明城市勞民傷財？有具體事例嗎？
朱尚同：比方說，湖南省教育廳有個500米的圍墻，全部拆除，改成通透式圍墻。我倒不是反對建通透式圍墻，如果不是為了應付檢查，為了爭奪“文明城市”稱號，現在這個圍墻非常結實，完全可以繼續用，改造也可以，為何非要拆掉？為何政府撥款再建一個圍墻？
新京報：一個圍墻肯定不能說明全部問題。
朱尚同：除了粉刷房子、拆圍墻外，還有最重要的一個內容是取締“五小”（指小餐飲店、小鋼鋁合金加工店、小廢品回收店、小歌廳、小車輛修理店）。這些從業人員上萬都不止，取締后怎么生活？我實在擔心。
新京報：取締“五小”可能會影響很多人的生計。
朱尚同：是啊。修圍墻還只是面子工程，取締“五小”可直接關系老百姓的民生問題，不該用運動的方式處理。政府的理由是：一層的“五小”租戶的噪音、油煙影響了樓上大部分民眾的生活，“五小”是少數人，而住戶是多數人。
但是，少數人的利益也要被尊重和解決，這需要非常細致的工作。另外，少數人的提法，帶有歧視。讓老百姓生存，少數人利益獲得保障，這才是文明城市。
“樓高街亮不一定是文明城市”
新京報：然后就動筆寫了公開信？
朱尚同：是的，我就寫了一個公開信，寄給北京的老同志。他們后來轉給了一個網友，被他發在了網上。雖然公開信發到網上不是我的初衷，但工程本來是公開的，網上發表也無可厚非。我只是把事實列成文字，這又不是機密？！我也給長沙市委書記的郵箱發了一份，但是沒有回復。
新京報：公開信發表后，你受到了壓力沒有？
朱尚同：壓力倒沒有。芙蓉區區長李蔚找到我，他希望我否認網上的公開信，說那不是我寫的。我直接拒絕了。自己寫的東西怎么能否認呢？從道德上來講不行，否認就害了那個最初發布的網友。
新京報：創建文明城市不好嗎？
朱尚同：政府當然有責任把街道修好，把公共交通管好，把城市美化好，這是政府該做的。但是，不應該為了文明城市這個稱號，搞這種運動式的突擊。
新京報：你心目中的文明城市是什么樣的？
朱尚同：文明城市的主要標志不是樓有多高多新，路有多寬多亮。市容市貌的改善不是一朝之功，而是要慢慢地積累、發展的，改善城市市容市貌，要有一個過程。
真正的文明城市，應該包括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官員受百姓的認可程度，再有就是把民眾批評、報紙批評變成一種常態。這才是文明城市應有的氣質。
新京報：很多人稱贊你敢言，這是否跟你的身份有關？
朱尚同：“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與公民建言是兩個問題。比如，我從長沙市委離職后，干部任免、政府公務等，我都不過問。不只是我，任何官員，退休后都不應該干政。但是，面對政府鋪張浪費搞建設，我說兩句話提提意見，這絕不是干政。我是以市民、公民的身份提意見，這完全合理合法。
“退休干部建言不是干政”
新京報：周圍人如何看待你的行為？家人沒有反對？
朱尚同：我的朋友為我的安全擔心，提醒我晚上不要出門。我說沒那么緊張吧，就是給政府提一點建議而已。我相信是不會出危險的。家人也沒有反對，因為退休后頤養天年，和給政府提提意見，本身不矛盾。
離退休干部提批評意見，有一定的優勢，能夠監督政府，促進社會健康發展。但是，我不鼓勵其他退休官員像我這樣做，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新京報：有人認為你因退休才敢言，敢言和退休身份有關嗎？
朱尚同：我覺得，跟身份沒關系。我從參加革命開始，就敢于講真話。1988年，當時的國家領導人胡耀邦到長沙，我就向他提了農村教育、黨風問題等方面的意見，這在當時都是非常尖銳的。2000年第一期《百年潮》雜志曾做過報道。
新京報：有顧慮嗎？
朱尚同：沒有任何顧慮，因為我的話沒有超出憲法黨章規定，只是很正常的公民意見表達，本身很正常很平和，我心安理得。
新京報：政府該如何處理與民眾關系？
朱尚同：解放初，我跟市長晚上出去散步，到西瓜攤上買西瓜，站在那里吃，群眾來來往往，我覺得政府跟百姓就應該這樣，很和諧，很自然。
新京報：你父親曾是國民黨高官，而你卻是中共地下黨。兩代人反差，有何感想？
朱尚同：我搞學生運動時被捕，父親設法營救我，但不知道我是中共黨員。兩代人反差大，倒沒有什么，我覺得很自然，他在堅持他的價值觀，我在堅持我的價值觀。（本報記者 王瑞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