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2008年5月12日發生的汶川大地震，是中國自1949年以來，破壞力最強，波及范圍最廣，救災難度最大的一次地震。 和之前的歷次地震救災不同，這次地震救災中出現了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志愿者。 據新華社當時的報道，在汶川地震中前40天內，有超過130萬人次的中外志愿者在災區工作。 根據2009年共青團四川省委的不完全統計：汶川地震抗震救災期間，團省委累計接受志愿者報名118萬余人，有組織派遣志愿者18萬余人，開展志愿者服務達178萬人次。以上數字，不包括民間自發組織的志愿者、不包括無償獻血的志愿者。 有人推測，全國在汶川大地震中以各種形式提供過志愿服務的志愿者超過了1千萬人。直到災后一年，四川災區仍有超過5萬名志愿者在服務。 2008年被稱為中國“志愿者元年”。 志愿者顯示了民間力量的巨大。他們年齡身份各異，卻因共同的作為和精神貢獻，被視為汶川一代人。
第三支救援力量
在西方，志愿服務起源宗教性的慈善行為。二戰后，西方的志愿服務工作進一步規范化，并擴大成為一種由政府或私人社團所舉辦的廣泛性的社會服務工作，變得制度化和專業化。在今天很多國家和地區，志愿服務等同于義工。
汶川讓人看到了不一樣的中國志愿者，他們的亮相，是除了國家力量，國際力量之外的第三支災害救援力量。
比如說四川災區周邊縣市的出租車司機第一時間自發前往參與運送傷員，13日凌晨的都江堰城區，大雨如注，在都江堰入口的公路上，密密麻麻地布滿了成都出租車。
比如上海、沈陽、青島、信陽等全國大小城市的血庫紛紛在震后兩三天內告滿，血液等候送往災區。并且外面還有長長的獻血隊伍希望獻出愛心。
比如在任何一個災區現場指揮部的前面，都會停著一些私家車，車主在車前貼一張紙，寫著“志愿者”，等在那里幫政府往災區運送物資。
在網絡上，找人、尋親，志愿者的“人肉搜索引擎”服務發揮了巨大作用。（中國新聞周刊）
和過去最不一樣的，是很多人不遠萬里，帶著物資和裝備，親身前往。他們中有退伍軍人、有教師、有醫生、有學生、有演員、有城市中產、有農民、有富商……
“5月16日志愿者李慶軍和公司的3名員工帶著食物、帳篷和水，乘上了飛往成都的航班。在飛機上驚奇地發現，機艙里180名乘客中，有155名都是要去災區的志愿者。”（齊魯晚報）
專業人士在這次地震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自發組織的醫療隊伍全國來了很多，這些隊伍一路上還不斷吸收很多以個人身份前往災區的醫生。
一些普通志愿者作出了充滿英雄色彩的行為。
時年20歲的四川資陽人尹春龍自發進入災區參與救援，從事蘑菇種植業的他在廢墟中打出一條7米多長的通道，給被掩埋的31歲男子馬元江遞上了葡萄糖水管子，讓馬元江喝上了水，為救出被掩埋179小時、創下生存記錄的馬元江立下大功。在這之前他還幫助救出了被埋150小時的虞錦華。此后尹春龍還在極其危險的情況下幫助背出了犧牲飛機機長遺體。
救援之外的貢獻更不能忽視
緊急救援只是抗震救災工作的一部分。很多默默無聞的志愿者在災區做了很多長期的工作，比如心理干預，照顧婦女兒童需求，參與災后重建等等。
汶川地震震后半年左右，災區突然出現了自殺“小高峰”，集中在干部群體中。汶川地震8萬多人遇難、失蹤，1500多萬人無家可歸，許多人的安穩生活瞬間被改寫。災后心理干預是特別重要且艱難的工作。
西南科技大學的志愿者在汶川地震后的5年里，有上千人參與了心理援助服務，累計在災區服務的時間超過四萬小時。
“從心理學心理發展過程來看，一個人個體心理的發展核心要素是一個信念支撐。”西南科技大學法學院心理學系主任，中國社會心理學會理事辛勇說，“這5年，我們大多數時間是在重塑信念和價值。”（中國青年報2013.06.14）
在細節上，志愿者們能關注一些大社會團體和政府一時顧及不到的需求，比如婦女、兒童的需求，如奶粉、衛生巾等。
災后重建上，很多志愿者貢獻了令人難以想象的熱情。
李海軍是湖南邵陽人，一名退伍軍人，他在四川阿壩理縣支援抗震救災，幫村民搭板房、拆危房、建新房、搶收農作物，一待就是兩年，事跡被寫入《理縣抗震救災志》。
被嫌棄的志愿者
志愿者也被嫌棄。大量缺少準備的志愿者趕赴災區，陷入無事可干，空耗資源的狀態，甚至需要耗費人力照顧，堵塞交通更是讓人著急的常態。
這種爭議在5年后的雅安蘆山地震到了頂峰。雅安地震后僅一天，國務院辦公廳即下文要求“非緊急救援人員、志愿者、游客等各界群眾在現階段盡量不要自行前往災區，以支持災區的抗震救災工作。”
勸退志愿者，成了志愿者的重要工作，雅安每天勸返超過千人。“志愿者給災區添亂”成了一個話題。
問題首先是不專業，比如湖南株洲的義工唐先華回憶，一次在北川救人時，一個傷員被搶救出來，一名志愿者去抬人時直接抬了頭部，結果頸部折了起來，導致傷員呼吸困難而昏迷過去。（瀟湘晨報2013.4.24）
比如有志愿者和災民聊天時，反復讓人回憶喪失親人的過程。一些人甚至到商家那里隨意賒賬救援。
災民最反感的人群中，就有大批所謂心理咨詢師，他們一路派發名片和各種問卷，多到災民手里名片可以打撲克，但是一陣風似的所謂服務后，又如潮水般消失得無影無蹤。
而日本心理援助支援隊隊長富永良喜曾撰文建議，不能保證對災民進行持續援助的心理援助者和團體，不可以直接和災民接觸。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長張侃也公開呼吁，對災區的心理援助應持續20年。
志愿者去了哪里？
十年足夠長，長到很多人已經經歷了太多的人生波折。
回望十年，一張張鮮活的面孔猶在眼前。他們有的本是網紅，后來成為了更大的網紅，有的就此發跡成為名流，有的兜兜轉轉，有的折戟沉沙，有的身敗名裂。尹春龍屢次創業失敗曾心態失衡，國家救援隊“編外人員”陳巖因為詐騙犯罪而曾經坐牢。
更多的人回歸平凡生活，很少提起往事。
其實一腔熱情之下，很多當年的志愿者們難以持續。比如孤身離家22天參與救災的湖南常寧松柏鎮女志愿者肖琳，回家后長期陷入家庭矛盾，自己的鴻鵠之志不被小地方的人理解。有的人甚至是舉債救災，如“唐山十三義士”。
十年來，很多志愿者們有感于缺少經驗和技術，努力推廣急救訓練。很多志愿者意識到，救災工作的統籌和精細度要求很高，除了一雙手，志愿者還需要管理能力、領導力，單打獨斗更是不行的。
汶川地震救援對志愿者和所有人來說，都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禮，他們經此一役，見過天地眾生，也見到自己。
十年后，志愿者的困難和困惑大多還在，但他們的熱情如冰川下的火山，依舊不滅，如果有需要，他們會從你我中間重新站出來出發。這是汶川志愿者無言的承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