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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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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笑的涂慧哭了。生長在北京的她終于懂得什么叫“五保戶”。在張千梅老人家里，她幾乎看不到值錢的東西。無兒無女的生活不止于孤寂，竟至于貧乏。看著灶臺上不知放了多少天的飯，涂慧的眼淚奪眶而出：“活在北京，有罪啊！”
這里是湖北省房縣潮旺村，中央國家機關青年百村調研地之一。隨著社會發(fā)展，越來越多的“三門”——從家門到校門到機關門——青年進入中央國家機關，參與制定、執(zhí)行國家方針政策。他們多握有名牌大學的畢業(yè)證，也會講一口流利的英語，腳卻從未走進基層、踏入農戶，也聽不到、聽不懂鄉(xiāng)土鄉(xiāng)音。百村調研活動，正是為了讓青年公務員接地氣、明國情，真正能與基層百姓同呼吸、共命運。
房縣團是530名青年干部中的先頭部隊。27名成員分別來自國務院辦公廳、水利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等要害部門。他們中年歲大的不過40，小的只有25。職級都不算高，但都承擔著機關繁重的日常公務，進京“跑部”的地方大員見了他們無不客客氣氣。
此行讓他們大受震撼，大得教益，大有收獲。
堂屋里的棺材
在涂慧心目中，農村就是一片欣欣向榮的菜地，開著各色的花，蜜蜂、蝴蝶在中間飛舞，很難和漏雨的房子、餿味的飯菜聯系在一起。這位交通運輸部機關服務中心的年輕干部，從未體會過稼穡之苦。
房縣，毗鄰神農架，是國家級貧困縣。潮旺村在山巒深處，全村316戶，共1243人。和其他村落一樣，潮旺村的精壯年多出外打工，滿眼望去盡是老弱。4月以來，這里干旱無雨，苗不生長，地無生氣。正于此時，百村調研團來到村里。
調研團的第一站是慰問特困戶。其時，大家都還沉浸在出門的興奮中。青山綠水間，歡歌笑語。但很快，每個人的心都沉重起來。在特困戶李文新家，別的沒見到，迎面就是兩口棺材在堂屋正中。這是為什么？之前并未聽說有紅白事，調研團成員都愣了。
李文新，74歲，20年前被診斷出黃疸肝炎，4個月不能動彈，曾去鄰村看過村醫(yī)，花了一頭豬的錢沒能治好，再也舍不得花錢，病就擱在身上了。老伴兒雙目失明，且有肺病，沒錢治，幾乎沒看過醫(yī)生，拖著以為能自愈，終不能。
調研團成員納悶兒，農村不是有新合作醫(yī)療了么，怎么不去縣城醫(yī)院看醫(yī)生呢？
李文新脫口而出：“城里醫(yī)院一進去就交很多錢，交不起！”肝炎傳染，他的兒女也受此病糾纏，家里入不敷出，也無力管父母的事兒。擔心身后事，李文新早早著手準備，進山拉木打了兩口棺材，備著。
活著就為自己準備好棺材，這不是等死么？對于來自北京的青年來說，這太不可思議了。不可思議的事兒還不止這些。
張千梅的家里幾乎什么都沒有。灶臺上的飯不知放了幾天，也不知原來是什么成分。一個板子上放著調料，其實除了鹽巴什么也沒有。兩個玻璃罐子里裝著白漿子，涂慧以為是酸奶，搖一搖，立刻反胃得想吐。她轉到屋后發(fā)現了點喜慶的東西：一張年畫。經過風吹雨打，年畫早已褪色，“恭喜大發(fā)財”卻赫然可見。涂慧用相機拍了下來。
老人見到年輕人來，非常激動，嘴里一直說著“感謝！感謝！”。她略一走動，衣服上的一個個破洞就更為刺眼。涂慧在屋里轉悠半天，想找點“有價值”的東西拍。最后拍到的是一個木方桌上堆的幾件破破爛爛的衣服。那是老人全部的衣服。
調研團離開時，張千梅坐在門檻上望著。涂慧回頭看到，不禁淚流滿面。“衣食無憂的我生活在父母的庇佑下，從小就充當著‘霸道公主’的角色，不許有人和我爭搶，從來不知道在中國農村的某個角落，還有人生活在社會的最邊緣。”她說。
此后幾天，涂慧又去了張千梅家，還送了一個手電筒給老人。在總結中，她寫道：“我下定決心，回到北京一定努力感動周圍的人，多關注一些農村的發(fā)展。”
真需要，真不可能
開心果，一種再尋常不過的零食。可是，在房縣南潭小學的孩子們那里，它僅僅是3個漢字的羅列。5月10日，調研團成員將“開心果”帶給孩子們，讓他們第一次嘗到了開心果的味道。
南潭小學負責潮旺村、南潭村和興勝村所有適齡兒童的學齡前培養(yǎng)和小學教育。有學生80余人，教職員工9人。2010年，學校改造、新建了教學樓、餐廳、澡堂和廁所。和調研團座談的是四五兩個年級的學生，有31人。
雖然缺開心果，但是這里不缺開心。孩子們的笑容映在臉上，那是大山最美的花朵。談到理想，很多孩子說，他們想當醫(yī)生。原因是，醫(yī)生不僅受人尊敬，而且親人得病了，自己可以幫上忙。這是現實的需求。農村醫(yī)療條件差，鄉(xiāng)親們往往有病得不到及時治療，飽受折磨不說，還可能小病拖成大病。孩子們年齡小，看到的卻很多。
調研團發(fā)現，如南潭小學一樣，隨著國家對教育的重視，農村小學的硬件設施上去了，教學質量也有所提高，但是上學遠的問題突出出來。不少村小學被撤銷。比如潮旺，2000年，還有自己的小學，昌盛時有學生150人、教師4人。10年中，外出打工的人越來越多，村里的孩子越來越少，潮旺小學的生源萎縮到十幾個，最后不得不并入南潭。
來自教育部國家教育督導團辦公室的青年干部趙鵬說，在現有條件下，農村適齡兒童減少，使得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成為必然，為的是教育資源得到集中并有效利用。“但沒想到上學遠的問題這么嚴重，尤其是在山區(qū)”。
在調研團即將離開的時候，一位叫張慶根的老漢特意找來，說是向“中央來的人”反映情況。老漢77歲了，和8歲的小孫女相依為命。為了讓孩子上學，他每天早晨4點起床，趕13里路送她去南潭。看到孫女坐進教室，他返村去干農活兒。一天往返4趟，得走52里路，風雨無阻。
“為什么不讓孩子寄宿呢？”來自鐵道部的王勝永問。“沒有錢啊。去年寄宿要750元，交不起，今年又漲了，975元！”張慶根說。
有調研團成員粗略地算了一下，小孫女上學3年來，張慶根大約走了3.3萬里山路，相當于北京到房縣往返8個來回。張慶根的夢想是讓潮旺村的小學恢復招生，這樣孩子也不用那么吃苦了！調研團成員轉頭問鄉(xiāng)黨委書記。書記回答得很干脆：這不可能！財政還沒有錢為十幾個孩子辦個小學。
在房縣，孩子上學寄宿成為普遍需要。他們大的不過16歲，小的4歲。幸運的，家在旁邊，路遠的，家在百里之外。為此，學校上課也不是一周5天那樣，而是上10天課放4天假的模式。
沒有想到，沒有想到！
很多事沒有想到！這是調研團成員普遍的感受。如果不是跟鄉(xiāng)親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坐在大院里想當然的事，還以為都是現實——
沒有想到水鄉(xiāng)也缺水。南水北調中線建管局的劉西永原以為，缺水發(fā)生在中國北方地區(qū)，作為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地的湖北乃是水鄉(xiāng)，飲水、灌田怎么可能是個事兒呢？然而，現實大出意外。潮旺鄉(xiāng)親們吃水靠山泉引入或雨水存窖，今春以來，天無滴雨、泉水斷流、窖藏見底，竟然有點“水危機”的樣子。干旱還導致插秧不能進行，80多畝地撂荒在那兒。
沒有想到農村貧富差距那么大。相隔不過1500米，臨著公路的農戶住著3層小樓，開著“農家樂”，腰纏萬貫；遠離公路的人家還是30多年前的土房子，風通雨漏，僅靠三四畝地過活，種糧種煙，生活也只是能維持而已。“看來農村政策也要區(qū)別人群設置，不能一刀切、一概而論。”一位調研團成員說。
沒有想到鄉(xiāng)村干部這么辛苦。輿論平時對基層干部頗多非議，中央國家機關的青年也多以為然，以為自己素質高，基層干部素質低。不過，了解鄉(xiāng)村干部當年如何催糧、如今如何維穩(wěn)以及在無資金情況下領著建設家鄉(xiāng)后，大家都改變了看法。“矛盾背后有苦衷。他們中能人不少，有想法，有辦法，也真心為村民辦事。”來自國務院辦公廳的宋健雄說，自己要向鄉(xiāng)村干部學習。
沒有想到“桃花源”里無安樂。起初，宋健雄還非常羨慕特困戶楊守學的生活。84歲的楊守學，犯眼病沒錢治，近乎半盲。大兒子是個聾啞人，52歲還沒有娶老婆。倆人住在山溝里，靠低保和賣柴維生。但宋健雄竟以為他是快樂的，他在博客中寫道，“他（楊守學）的快樂來自于那清新自然的生產生活，簡單、真實并有規(guī)律，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勤勞、自食其力讓他對生命充滿著自信和熱愛！”他甚至“激動而自然地讓楊守學領我到他房旁邊的豬圈與他及他養(yǎng)的豬合個影”。
后來，同去的調研團成員指出老人的悲哀：一貧如洗，家里唯一的電器是一盞15瓦的燈泡，為省錢還總不開；行將絕戶，除了聾啞兒子之外，還有一個40多歲的兒子，也還沒有娶媳婦。宋健雄說：“原來你這么看……”無案牘勞形的“桃花源”的意象瞬間崩塌了。
“下到鄉(xiāng)村有太多想不到了。以前接觸基層情況，都是材料上來材料上走，即便有印象也是文字和數字，心中沒有老鄉(xiāng)的笑臉、哀容。這一次走村入戶看到了棺材，也看到了衣衫襤褸，還看到了孩子們的眼睛，心靈受到了洗滌。”房縣團團長、水利部團委書記于春山說，此行的最深感悟是，中央國家機關每一條政策都關乎很多人的生活、命運，一字一句都草率不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