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籌城鄉發展是多年來我國一直積極推進的發展戰略。實踐證明,由中央政府推進的城鄉一體化,受到了區域發展環境的制約。所以,中央政府推動的、地方政府和民間力量參與的統籌城鄉發展,就成為中西部制度創新的主攻方向,這個方向就是加快進行市場化改革。重慶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我國,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市場化改革進程的一個重要舉措。
首先,中央政府將調控資源配置的權限,一部分轉移給了地方,使自上而下配置資源的體制出現松動,并且集中表現在金融、土地、稅收、財政等政策資源上會有極大的改善,可以更多地發揮地方的自主性,這是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一種政策需要,也是市場化改革的需要。
其次,從按中央政策操作,到地方本身的制度創新,對地方政府來說是一個重大的飛躍。地方政府擯棄保守的、不作為的思想,在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權限內探索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規律、新途徑和新措施,其對其他地區具有很強的示范效應。
再次,目前我國經濟發展的政策導向性很強,市場導向性較弱。要克服這個矛盾,需要試驗區提供經驗。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歸根到底還是應該來自市場,促進資本、產業、技術和人力等資源在區域內的市場化流動,是地方政府制度創新的著力點所在。從已有經驗來看,我國城鄉統籌比較成功的區域,基本上是市場經濟較為發達的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長三角和珠三角的發展經驗都證明,城市的發展、農村的富裕、政府的協調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在西部地區設立實驗區,還具有解決區域發展空間均衡問題的效應。
統籌城鄉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設立也預示了未來我國制度創新的一種傾向:因為我國區域空間的巨大差異,根據不同類型地區發展中的不同重點,設立不同側重點的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取得分類指導區域發展的經驗和模式,將會成為一個趨勢。
重慶作為四個直轄市之一,體制條件較好,具備了綜合配套改革的經驗的條件;其管理體制在西部地區也具有優勢,近年來一直進行城鄉統籌的改革實驗,已經具備了相當豐富的綜合配套改革經驗。此外,重慶的區位條件十分優越,其影響和示范效應,對全國性的區域經濟發展、特別是西部地區的發展作用突出。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家啟動西部大開發,在占全國國土70%的廣大區域,形成了重慶、成都、西安等中心城市,成為帶動西部地區發展的增長極。重慶市“新特區”的設立,使得重慶在西部地區的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明顯。同時,重慶的地區、城鄉差距大,區域發展不平衡,資源和環境問題嚴重等特點,都代表了西部地區的共同特點。通過重慶經驗來探索城鄉統籌的區域發展模式,對西部地區的發展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重慶大規模的戶籍制度改革,開全國戶籍制度改革之先河,是切實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的一大創舉,為中國戶籍制度改革提供了鮮明有效的實例,有利于促進城市人口集聚,加快城市化進程;有利于維護農民工合法權利,實現同工同權;有利于擴大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促進城鄉要素流動,盤活城鄉資源;有利于提高農業生產集約化水平,推動農業產業化。土地交易所的建立,地票交易制度設計是統籌城鄉土地有效利用的探索創新:將分散用地轉為集中用地以及集體建設用地的遠距離大范圍置換,通過先補后占,地票收益反饋農村,國有建設用地收益與農村地區共享,實現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切實惠農,是重慶統籌城鄉的突破性舉措。公租房建設,更切實的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利益,有利于民生,更有利于保障社會穩定。兩江新區建設,落實了全國區域協調發展總體戰略的重大舉措,是加速西部大開發新征程的動力,是探索內陸地區開放崛起新模式的大手筆,打造了統籌城鄉改革實驗新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