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30年改革開放,我國城市化水平顯著提高,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不足17.92%,提升到2009年的46.60%。然而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因為舊體制的限制,越來越多的問題開始顯現。
“民工荒”: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一直讓人嚴陣以待的“民工潮”,在09-10年演變成了“民工荒”,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大批農民在經歷了長期的城市漂泊之后,不愿意繼續留在城市,2010年的“珠三角”的民工荒甚至提前四個月出現。
“釘子戶”:拆遷問題不斷加劇,各地因城市拆遷而引發的群眾沖突甚至“自殺事件”層出不窮,“釘子戶”之類的“刺兒頭”成為群眾標榜的英雄。
“蟻族”:曾幾何時作為天之驕子的大學生,成為“蟻族”的代言人,極大的浪費著社會資源。
“膠囊公寓”的出現,更是對城市住房保障體系的一個極大的諷刺。
這些因舊體制造成的社會公共矛盾,不僅導致了接連不斷的公眾事件,極大的刺激著人們的神經,更成為城市發展的硬傷,阻礙著城市現代化和國民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要妥善解決當下的這些問題,就需要從全局出發,以城鄉統籌為著眼點,改革現有體制,打破城鄉“二元”結構藩籬,保障社會公平和正義,創造一個安穩和諧的經濟發展環境。
2010年,重慶市從體制入手、敢于動“大手術”:打破了已有的戶籍藩籬;創新了土地管理模式;完善以“公租房”為主的各項城市保障體系,從根本上緩解城市發展的病痛,真正維護了人民的權利,為重慶城鄉統籌發展創造良好環境,開辟了新的道路。
重慶,作為地處西部、我國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經濟相對發達的直轄市,積極推進城鄉統籌一體化,不僅對重慶的城市化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對促進整個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乃至全國的城鄉一體化都具有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