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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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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親歷：
陳開枝，1992年小平南巡時任廣東省委副秘書長，現任廣東省老區建設促進會會長
1992年元旦，我正在南海沙頭鎮考察工作，突然接到時任省委書記謝非打來的電話，他叫我立即趕回廣州，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們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來了。”
我放下電話，連午飯都沒吃，餓著肚子乘車返回省委機關，謝非同志告訴我，“小平同志將要南來廣東，省委擬將全程陪同的任務交給你。”
中央來電說小平同志是來“休息”的，但我堅持認為老人家此行絕不是“休息”這么簡單。當時雖然改革開放已經十多年，但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始終沒有平息。有人評價深圳特區，“除了羅湖口岸的紅旗是紅的，其他的都變色了，資本主義要復辟啦！”外省干部不敢一個人來廣東出差，怕“被腐蝕”。
1992年1月19日上午9點，小平同志的專列抵達深圳，因為旅途勞頓，我們原本安排上午休息，可小平同志心情非常迫切，住進賓館不一會兒就對我說：“到了深圳，坐不住啊！你快叫車讓我出去看看吧！”
最初的巡視方案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我提出增加珠三角和廣州，希望老人家能在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多看看，后來被采納。在深圳當時的最高建筑國貿大廈，小平同志激動地說，“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
在仙湖植物園，小平同志見到了一棵“發財樹”。隨行的小平女兒鄧榕說：“以后咱們家也種一棵。”小平同志回答：“讓全國人民都種，讓全國人民都發財。”離開深圳去珠海時，老人家已經登上了船，還高聲對當時送行的深圳市委書記李灝等人說，“你們要搞快一點！”
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在海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掀起了改革開放的新熱潮。我曾做過一個比喻，小平同志就像一位已經退役的老船長，看見改革開放的航船前進時不斷搖擺，不顧年老體弱，再一次跳上船頭，把舵擺正，讓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船駛向勝利的港灣。
距離南巡時間越久，我越能深刻地感受到，小平南巡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我也越來越認識到，中國必須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改革開放，才有出路。
2012年12月7日，剛剛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20多天的習近平同志來到廣東視察，走了和當年小平南巡非常相似的行程路線，我認為這個寓意非常深刻，表明我們的黨會繼續堅定不移地走改革開放之路。
62歲的漁民村村民鄧錦輝一生中搬過四次家。
從出生的水草寮棚搬進土墻瓦房，改革開放后全村統一搬進小洋樓，再經歷城中村改造、搬進現代化高層住宅，光這搬家的事兒就能足足講上一天，“真的很折騰！”這位已過耳順之年的老漁民操著一口“粵普”回憶著。
漁民村位于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面積僅為0.25平方公里，與香港一水之隔。漁村人本是寄寓漁船、漂零水面、生活困苦的“水流柴”，改革開放后，中央決定在深圳設置經濟特區，短短一年多時間，漁民村就從一個貧窮小漁村，成為新中國第一個萬元戶村。
1984年1月25日，鄧小平南巡時專程來漁民村考察。看過村民的生活后，小平欣慰的說，“從今天的情況來看，證明我們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是正確的。”
漁村人搬家的故事，對應著改革開放的歷次“第一次”：第一個經濟特區、第一批村辦股份制企業、第一批城中村改造……可以說，小小漁民村，雖是彈丸陬隅，卻是時代風標。
深圳漁民村老村長憶鄧小平南巡：承諾黨的政策只會往好的方面變
村莊迎來鄧小平
漁民村老村長鄧志標至今記得：1984年1月25日，是鄧小平一行來到漁民村的日子。
那天一大早，鄧志村被叫到村委會，說有中央首長要來視察，但不知道到底是誰。大約上午10點鐘，一輛中巴車緩緩駛入村里，下車的竟然是鄧小平！鄧志標激動得“鼻子一酸，眼淚就流下來了”。
當他被介紹給鄧小平時，隨行的小平女兒鄧榕說，“500年前我們還是一家人。”在場的人都笑了。
鄧小平參觀了村委會、文化室，又提出到村民家看看。到了村支書吳柏森家，吳柏森說，1983年，自己全家平均每人月收入500多元。坐在一旁的鄧榕大聲對父親說，“老爺子，比你的工資還高呢！”
鄧志標回憶，看完吳柏森家新樓上下層和滿屋的家用電器，鄧小平問大家還有什么要求，吳柏森回答，“要求不敢了，只是我有點怕。”“怕什么呢？”“怕政策會變。”鄧小平哈哈大笑，“黨的政策肯定會變，只能向好的方面變，不會向壞的方面變。”
1984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議，曾讓包括漁民村在內、一部分先富起來的深圳人承受著莫大的壓力。正在這個當口，鄧小平來了。
看過漁民村，鄧小平說了一句話，“從今天的情況來看，證明我們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是正確的。”幾天后他為深圳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經濟特區的春天
改革開放的第二年，1979年8月26日，經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次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決定批準，在深圳設置經濟特區。
1979年，積貧已久的漁民村迎來了第一個春天。
這一年，43歲的鄧志標被村民推選為村主任。鄧志標回憶，原來干什么都不行，村民只能打魚養魚，但改革開放后，“只要不違反國家法律，什么都可以干”。
上任后的鄧志標帶領村民，用集體資金購買了一臺推土機，把村里所有的灘荒地都推成魚塘，攢下第一桶金后又組建船隊和車隊，就近取材，在深圳河里挖沙，再運給工地。抽1立方的沙子成本兩塊錢，賣給工地十二三塊錢。
村民吳耀輝回憶，正在興建的深圳特區處處工地，漁民村的沙子供不應求。“國貿大廈的沙子都是我們運的”，吳耀輝說，大卡車白天不讓上路，村里車隊每天夜里9點出發，經常要運到凌晨2點鐘甚至通宵。
160米的國貿大廈于1982年10月開工、1985年12月建成，工期僅有37個月，號稱“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在當時絕無僅有，國貿大廈也成為深圳的地標性建筑。
財富不斷積累，1981年，漁民村成了全國第一個萬元戶村。鄧志標說，他家夫妻二人，（1981年）“一年分紅結算9000多元拿回家”。
1981年秋天，村集體出錢，按照一對夫妻一套房的標準，統一蓋起33套二層小洋樓，米色外觀，統一裝修。
鄧錦輝給自己分到的別墅更換了地板，是自己喜歡的大理石，“水綠水綠的”。彩色電視機、音響、錄音機，這些彼時內地普通家庭難覓的家用電器，成了漁民村家家戶戶的標配。
從逃港到回港
1982年搬到二層小洋樓這一次，已是鄧錦輝第二次搬家了。
1957年，鄧錦輝在深圳河畔呱呱墜地，他的第一個家是一間水草寮棚，竹竿搭成墻壁，茅草鋪成屋頂，勉強遮風擋雨。
即便如此，他也比父輩們要幸運許多。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一些東莞的漁民順東江而下，發現深圳河水清魚肥，便陸續在此安家。最初的住所就是漁船。鄧錦輝聽父輩講，一條1.5米寬的舊舢板船，一家幾口人吃睡都在船上。廣東話把這種以船為家、飄零水面的人戲稱為“水流柴”。
解放后，漁民上了岸，建起水草寮棚。鄧錦輝五六歲時，第一次搬家，是搬進土墻瓦房。他還記得，不到20平米的土房里，只有兩張床，擠著他們兄弟姊妹5人和父母，后來實在住不下了，他就跑到村里大隊部“蹭”睡。
上岸后的漁村人漁農并舉，生活本可以自足，但接二連三的“反右”、人民公社化、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等，讓漁村人始終在溫飽線上掙扎。
與此同時，一河之隔的香港正經歷高速騰飛。一條深圳河，成為貧窮與富裕的巨大溝壑。食不果腹的人們選擇“用腳投票”，當地曾先后四次發生逃港潮。
深圳，漁民村旁的深港分界河——深圳河。新京報記者浦峰 攝 深圳，漁民村旁的深港分界河——深圳河。新京報記者浦峰 攝
港商劉起棠本是廣東佛山人，是當年逃港潮中的一員。他自述家里成分不好、日子難過，便逃去香港在廟街賣服裝。
然而，小平的到來讓漁民村名聲大噪，吸引了港商前來投資。小平來后的第二年，劉起棠來到漁民村，合資建立服裝廠。
“深圳勞動力便宜，租金便宜，市場龐大”，劉起棠說，“廣東人用腳投票，我們感覺香港好，就走到香港去；改革開放了，這里容易掙錢了，腳就走回來了。”
“城中村”變成城市住宅
鄧錦輝的小洋樓住了10年，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他第三次搬家了。
隨著深圳的快速發展，大量外地人涌入，引爆了租房市場。像漁民村一樣的村子紛紛把房子加高、拓寬、打隔斷，租給外地人。鄧錦輝家甚至在樓前花園上也蓋起了樓房，房子從2層層層加蓋到6層，最多的時候有30多套房子同時出租。
“那時候外地人太多了，一個房間都炒到2000塊錢。”鄧錦輝說，除了大陸來的打工仔，還有很多香港人也來漁村租房，“香港的房子太貴，漁民村的相對便宜多了。”
等家家戶戶都加蓋到五六層的時候，原本的地基承受不住了，違建樓宇開始傾斜，成了“握手樓”甚至“親嘴樓”、“擁抱樓”，存在著嚴重的安全隱患。鄧志標說，當時每戶屋外還有化糞池，“那個空氣，整個漁民村都臭了！”
2000年，深圳市羅湖區把漁民村舊村改造寫進政府 工作報告，要把漁民村從一個臟亂差的城中村改造為精品城市住宅小區。工程很快啟動了，村集體通過抵押貸款，自籌資金約1億元，推 倒“握手樓”，新建起11棟12層高的住宅樓和1棟20層的綜合樓。
2004年8月，共1360套房子通過抽簽分到了居民們手中。“每戶分到一個單元”，鄧錦輝抽到了7號樓3單元，他比劃著，從底樓、到12樓，“都是我家”。
搬家那天，村民們舉行了隆重的慶典，張燈結彩、獅子狂舞，廣場上擺開188桌“百鳥歸巢”大盆菜，還請了特型演員來扮演小平同志。
“小平”用四川口音說，“記得20年前我來過漁民村，看到漁民村的鄉親們家家都住上了小洋樓，而且家用電器一應俱全，我感到很欣慰，覺得我們中國的老百姓(68.430, -0.49, -0.71%)要是都能過上這樣的日子，那就太好了！現在20年過去了，我再到漁民村來一看，真是舊貌換新顏，變得我都認不得了。”
漁村未來
時至今日，雖然身份早已變成城市居民，但村里的人們還是習慣將自己喚作“漁村村民”。
早在1992年，深圳特區推進農村城市化，漁民村村集體成立股份公司——漁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漁豐實業）。這也是全國第一批村辦股份制公司，實現了集體經濟向股份制經濟的轉變，集體收入通過股份公司向村民分紅。
村民再次喬遷新居后，漁豐實業成立物業管理子公司（以下簡稱漁豐物業），將村內大量富余房屋統一管理，統一出租，按月支付村民租金，年底分紅。目前每戶居民年租金收入六十萬元以上，是漁民村的主要經濟來源。
漁豐實業副董事長、漁豐物業總經理吳頌球是漁民村的第一個大學生，他1989年從中山大學計算機系畢業，編寫了第一套出租管理軟件，“雖然好用，但經過十幾年，跟不上這個時代了。”
同樣跟不上這個時代的，還有曾經的股份管理制度。漁豐實業總經理黃興炎介紹，1992年成立漁豐股份公司時，原始股東有98人，都是村里勞動力，如今在世的80多位，大多在60歲以上。
按照最初的股份管理制度，這些股份“生不增，死不減”，不能繼承和轉讓。隨著時間推移，問題逐漸顯現。
吳頌球說，他關注人工智能領域的發展，認為能在物業、家居等方面得到應用，但是，公司董事會成員必須是股東，公司想對外投資一些新興領域時，“老一輩的思想保守，除了收房租，做什么都不敢。”
黃興炎說，前幾年漁豐實業嘗試過投資新項目，但初期見不到利潤或有虧損，老股東們就會很快提出異議。漁民村有鄧、吳兩大姓，他不是本村人，在工作中也多少會遇到本村家族勢力的掣肘。
面對這種情況，漁民村在深圳市率先進行股份制改革，增加股東人數，股份可以由下一代繼承，也可以內部轉讓。“我們現在有181個股東，讀了大學的新生代更愿意回村，解決了后繼乏人的困境。”吳頌球說。
此外，外聘管理者沒有股權的局面被打破，黃興炎就通過股改得到了一部分激勵性股權。
80后鄧國華在漁豐物業擔任保安部經理，這次股改他也分到了股份，成為漁民村新一代的股東。作為年輕的管理者，鄧國華為漁豐物業引入在線巡邏系統、智能門禁系統，等等。
鄧錦輝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帶孫子，和同村人一樣，他選了住在自己家的一整單元的頂層，這位白手起家的創業者期待自己的小孫子，“走出去，自己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