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義平：論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失衡與校正
時間：2011-05-19 10:20:29
來源：人民網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是各種經濟、社會關系嚴重失衡的反應。嚴重的失衡已經影響到了快速前進的經濟列車的運行，已經到了必須校正的關鍵時刻。失衡來自于片面追求速度的經濟增長主義，來自于支撐了三十多年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發展方式，只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校正一系列失衡，使中國經濟健康平衡可持續地發展。
一、內需與外需的失衡
內需與外需的失衡即中國經濟發展是嚴重依賴外需拉動。內需與外需的失衡是支撐中國經濟三十年來快速發展的模式的邏輯必然，是所有失衡中的樞紐性失衡。
改革開放伊始，中國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是百廢待興，缺少外匯、資本、技術以及興辦企業的氛圍和經驗，又恰逢國際上發達國家，包括亞洲四小龍資源約束條件的變化，急需向外轉移勞動密集型的、甚至有污染的較低層次的制造業。在給定的條件下，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自然而然合乎邏輯地選擇了承接外來產業轉移，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經濟增長模式。換言之，選擇依賴外需拉動的發展模式是具有必然性的。
既有的模式的固有特點使它既可以帶來快速的經濟增長，但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這種模式的特點是：①其賣點在于便宜。一旦選擇用外需帶動經濟發展，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必然要有賣點。中國產品的賣點在于便宜。在便宜的情況下還要有盈利，唯一的辦法是盡可能地壓低成本，包括資源、環境、勞動力成本，致使資源環境不堪重負。②相當多的產業處于產業鏈的低端，核心技術，知識產權等高端的、利潤豐厚的環節不由我們掌握。由我們完成的環節是加工制造層面，這是一個利潤相當低薄的層面。③忽視國內市場，嚴重依賴外需。
這種既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在給我們帶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內需和外需的嚴重失衡，并由此引發了一系列消極后果：
1、這種模式的直接后果是中國人生產，外國人消費，中國人儲蓄，外國人借錢。其經濟發展完全取決于國際經濟形勢的波動。例如2004年到2007年，世界經濟處于一個較快的發展時期，對我國產品有著較大的需求，我國經濟也就處在一個較快的發展時期。然而一旦世界經濟較為蕭條，特別是對我國產品有大量需求的國家的經濟發展轉為蕭條，減少了對我國產品的需求，我國的經濟發展就會相當被動。在這種情況下，假定還必須保持國內一定程度的經濟增長，就只能靠投資拉動，因為為了出口而壓低了工資致使國內購買力不足。馬克思曾經指出，資本家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一方面盡可能地推高剩余價值率，另一方面則千方百計地壓低工人的工資。然而工人具有雙重身份，即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當作為消費者的工人買不起作為生產者的工人生產的產品的時候，于是危機發生了。馬克思的上述論述也能說明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當國際市場需求大大減少時，國內則因為工人工資低而托不起國內市場的時候，這場開始并不發生在我國國內的經濟危機則對我國經濟發展影響甚大。在這種情況下，要啟動內需，除了投資別無選擇，三駕拉動經濟的馬車只剩下了一架。而情急之下，目的性極強的啟動內需式的投資又會帶來一系列的副作用，例如投資質量不高，容易導致通貨膨脹等。
2、嚴重依賴外需，不僅經濟發展依賴于國際經濟形勢波動，在嚴重依賴外需的情況下，由于原材料在外和產品銷售在外，上游產品價格上揚會導致輸入性通貨膨脹。如果用于結算的貨幣，例如美元有意貶值，輸入性通貨膨脹就會更為嚴重，這也是我國目前通貨膨脹的原因之一。
3、大量的順差的存在本身會產生負面效應：①外匯不能直接在國內市場使用，必須用外匯換成人民幣才能使用，這樣會加大國內市場上的流動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外匯存儲越多，發生通貨膨脹的可能性越大。外匯只能在國際市場上用，然而由于涉及到國家安全，外匯在國際市場上很難買到核心技術，順差國家退而求其次地購買逆差國家的國債，這樣就更為被動。②在國際貿易中處于逆差的國家會要求處于順差的國家貨幣升值，以緩解本國的經濟壓力，這幾乎是美國面對對日貿易逆差和我國貿易逆差的慣常做法。如果處于順差的國家堅持不升值，處于逆差的國家則會自動貶值，在事實上造成處于順差國家的貨幣升值。在這樣的國際經濟格局中，輸出產品的國家并不處于主導的地位，輸出國際結算貨幣的國家才處于優勢和和主導地位，他們甚至只要開動印鈔機機器就可以擁有財富。邁克爾·波特在《國家競爭優勢》中曾經指出，美國在國際貿易中是逆差，加拿大是逆差，有些發展中國家是貿易順差，但從來也沒有成為人們仿效的對象。波特所指出的這種現象實在耐人深思。
4、嚴重依賴外資的模式同時依賴于招商引資。招商引資的邏輯前提是我們沒有資本、沒有技術，而是擁有便宜的土地、資源、勞動力，可以招來資本和技術與我們便宜的土地、資源、勞動力結合，是所謂相互之間的比較優勢的互補。然而實際情況是招商引資很難招來先進的技術。更多地招來的是國外轉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即使有高新技術產品，核心技術環節也不在我們這里，一遇金融危機，或者勞動力價格一旦有所提高，那些追求勞動力便宜的外企就會紛紛撤離。我們目前的情況在有些方面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東亞各國的情況十分相似。東亞各國靠承接外來產業轉移，表面上看來出口依存度在提高，出口的產品技術含量也在提高，但是真正屬于自己的東西不多，是西方國家出口平臺政策的一種應用：牢牢控制著核心技術，把加工環節轉移到國外，可以充分地用轉入國的便宜的資源為我服務。危機對東亞的沖擊，就在于核心技術的空殼化。
解決內需外需失衡的大的思路一是要認識到大國與小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應當是不同的。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曾經指出：“中國幅員遼闊，居民是那么多，氣候是各種各樣，因此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產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極其便利，所以單單這個廣大的國內市場就能夠支撐很大的制造業，并且容許很可觀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國內市場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的市場，那么更廣大的國外貿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國制造品，大大改進其制造業。” [1] 247 我們可以毫不放棄外需，但是必須把內需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其二，中國經濟要持續穩定的發展，必須努力建設消費性社會，這不僅能有效地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還可以使中國經濟有扎實穩定的發展基礎。同時盡可能地健全公共服務體系，挖掘人們的消費潛力，這 應當是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戰略性舉措。
解決內外需失衡的具體作法是：⑴增加勞動者的收入，提升勞動者的消費能力。這樣的做法既可以提升國內需求，又可以因產品成本的增加適當減少出口。為了減少順差的壓力，為了不增加企業的成本壓力，不增加失業，可以在增加工資的同時減稅。當年美國總統里根為了治理滯脹，就執行了供給學派的政策。供給學派通過減稅的政策旨在從微觀層面調動企業的積極性，使企業有更多的發展空間，藏富于民、藏富于企業，企業可以有更多的錢用來發展，人民可以有更多的錢用來消費，因為經濟發展本質上是微觀層面的事。正因為如此，里根的政策在實踐上是成功的。
⑵通過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大力培育國內市場，解決內需外需的失衡。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亦不平衡，這種不平衡既有發展初始的地理位置的差別，更有發展的機會以及體制機制方面的原因。區域發展的差距極大的影響了人民群眾的消費能力 。如果能夠把我國中西部人民群眾的消費能力提升到接近我國發達地區的消費水平，那么，萎縮了的外需就很難影響我國經濟的發展。不僅如此，而且更好地實踐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把發展的引擎放在國內自己掌握比放在國外由別人掌握有更多的主動和優越性。為了區域的協調發展，應當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十二五規劃的建議》指出的那樣，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堅持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放在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優先位置，給予特殊政策支持。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的扶植力度。與此同時，應當扶植和促進當地民營經濟的發展，培育商業精神。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吸引更多的企業和資本，特別是國內發達地區的企業和資本。通過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提升國內總體消費水平。
⑶從總體上講，應當跨越最初的低層次的招商引資。原因在于：第一我們已經擁有了大量資本；第二，內需外需的失衡引發了種種問題。目前應當積極推進在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層面的合作。與此同時，中國企業應當積極地走出去。
二、產業結構嚴重失衡，農業的基礎十分薄弱，其基礎性地位受到了嚴重沖擊，成了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
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結構變遷的總體趨勢是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構成中的比重不斷下降。改革開放初期的1982年，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為33.4%，到2008年占11.3%；工業占比從1982年的40.8%上升為2008年的48.6%；第三產業從1982年的21.8%上升為2008年的40.1%。從1997年開始受城市化、工業化，自然災害的影響流失了820萬公頃耕地。這就是在本輪通貨膨脹中，率先漲價的是菜價、肉價、糧價等的供給方面的原因。
農業的基礎性地位受到嚴重沖擊，與單純追求經濟發展速度的模式不無關系。在上述三次產業的變遷中，第三產業的發展大致上是自然發展起來的。第二產業的發展其背后則有強有力的政府推手。為了追求GDP的增長，從中央到地方上了很多項目，這些項目幾乎都是關于工業的項目。農業的項目及其少見，原因在于工業的附加值高，稅收高，而農業不僅附加值低，且農業稅取消之后也無稅可言，地方政府積極性不大。
其次是對城市化的誤解和1994年稅制改革的雙重因素，使得農業用地迅速流失。
城市化是發展經濟學的一個命題在發展經濟學看來，經濟發展就是不斷通過工業化，城市化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進而反哺農業，使農業也現代化，也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但這是一個相對自然的過程，而且是有產業支持的。道理很簡單，沒有產業支持，沒有需求拉動，這樣的城市化是很難維持的。在實踐中，我國江蘇、浙江、廣東等民營經濟發展迅速的地方，是城市化、工業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成功的典范，這里有一大批農民辦的企業，為了企業群落在空間上的聚集，瓜熟蒂落的形成了一些新興的城鎮，整個過程基本上是在市場力量自發作用下完成的，這樣的城市化并不伴隨著大規模的圈地運動。
城市化本該如此，然而現實中的城鎮化卻由于一系列的誤解變成了圈地運動。誤解之一是試圖在短期內消除農民身份，消除農村，拔苗助長，違背市場規律地搞城鄉一體化。其基本做法是通過圈地，通過取消農村戶口、消除農民身份，消除農村。廣大農民在得到薄弱的補償之后，由于這樣的城市化沒有產業支持，以致成了沒有土地、沒有穩定工作、沒有社會保障的“三無農民”。有的地方試圖讓農民在這樣的所謂城市化中從事傳統的低層次的第三產業更是顛倒了經濟發展的邏輯。經濟學上所講的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是一個序數詞，反映的是經濟發展的順序和過程：第一產業效率提高了，有了分工，才會有第二產業；第一第二產業效率提高了，才有了對服務社會化的需求，才有了第三產業。如果沒有第一、第二所形成的貨幣收入的需求，第三產業是斷然發展不起來的。從實際情況來看，這樣的城市化并沒有解決農民問題，而是變相地圈了農民的地，使農業的形勢更為嚴峻。
對城市化的第二個誤解是把城市化理解為城市建設，甚至是建新城，在建新城新區的過程中實施“圈地”。在“經營城市”口號的驅使下，不少地方把稀缺的資源投在城市建設上，不惜舉債，不惜重金傾情于城市亮點工程的建設上，于是有了最大的城市廣場，有了最寬的城市馬路的攀比，有了“鬼城”，“空城”，大量的土地因此被圈。
土地大量被圈，進而作為非農業用途的另一原因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形成的大的政策框架和制度框架。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旨在加強中央財力，“維護國家權益和實施宏觀調控”，其結果形成了中央與地方財權的不對稱，財權向上集中，事權向下移動，特別是縣、鄉兩級政府。這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基層政府的財政困難。從分稅制開始，不僅爭項目、爭資金、跑貸款、忙舉債幾乎成了基層政府的必然之舉，進一步賣土地則成了他們的重要財源。最先被賣的是城市周邊，原來給城市提供蔬菜的菜地，再往外擴張就是種糧食的土地。在農業的技術含量沒有提高的情況下，土地的減少導致了菜價、糧價的上漲。
“土地財政”不僅導致菜價、糧價的上漲，而且導致了房價的上漲。地方政府不會把土地賣得太便宜，只要土地價格上漲，房價就難以調控。這種深層次的制度安排使調控房價的具體政策收效甚微。
地方政府所以能夠賣地，在于我們的土地是公有的，地方政府代為管理，農民只是擁有土地經營權。經營權弱于產權。
為了解決農業問題，必須對農業問題有更加深刻的認識。
首先，必須認識到農業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不亞于工業，農業完全可以象工業一樣成為亮麗的經濟增長點。在馬克思的《資本論》里，農業資本家的投資象工業資本家的投資一樣，是要獲得平均利潤的。換言之，資本家象搞工業一樣地搞農業。專事研究農業問題的舒爾茨同樣認為農業可以成為一國經濟發展的亮麗的經濟增長點。他指出，西歐雖然自然資源貧瘠，但卻出人意料的速度發展了自己的農業生產。印度按土地的耕種面積將近是日本的三倍，但日本每英畝的產量卻是印度的八倍。“美國農業生產的成功戲劇性地表現為產品過剩，大量出口以及提出各種減少產量的政府計劃。盡管這樣，在1940年到1961年間，農業產量增加了56%，而耕種的土地大約減少了10%，在農業中就業的勞動力減少了大約2/5。因此，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幾乎是工業的三倍。” [2] 17 是工業的三倍是什么意思呢？此即農業完全可以象工業一樣拉動經濟增長。
必須指出的是，成為亮麗的經濟增長點的是現代農業，是技術含量極高的產業，是以現代企業組織形式從事的、按市場方式運作的，是農業資本家或者農業企業家所從事的農業，而不是傳統農業。傳統農業是農民所從事的自給自足的、商品率極低的農業。舒爾茨認為這種農業的技術要素是基本不變的。“農民用的農業要素是自己及其祖輩長期以來所使用的，而且在這一時期內，沒有一種要素由于經驗的積累而發生了明顯的改變，也沒有引入任何新的農業要素。因此，農民對其所用的要素知識是這個社會中世代農民所知道的。” [3] 24 傳統農業是一種有效率的貧困，即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已經很好地考慮了邊際成本和邊際效率的問題，在給定的條件下已經進行了資源的最優配置，沒有一個生產要素處于“失業”狀態。在不提高農業技術含量和農業生產效率的情況下分流農業生產要素，如土地和勞動力，只會使農業情況更為窘迫。
農業與工業以及其它產業結構的失衡，深層次的是一家一戶的、技術含量不高的小農經濟或者傳統農業，難以支撐現代工業、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我國的經濟發展目前的狀況是工業這樣的長邊太長，農業這樣的短邊太短。一長一短，必然結構失衡。嚴重的失衡對高速前進的列車的安全性的威脅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必須立即著手的是拉長短邊，改變農業的弱勢地位，改造傳統農業。改造傳統農業的關鍵：一是改造和提升農業基礎設施。改造和提升農業的基礎設施作為個體農民是難以完成的，必須有政府的投入。政府必須借助工業發展的力量反哺農業。2010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著力加強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對農村水利電網和危房改造，環境整治的投入力度，繼續推進農村公路、沼氣建設，把水利作為農村基礎建設的重點，多方籌措資金，切實增加投入，嚴守耕地保護紅線，著力提高耕地質量，加快中低產田改造，大規模建設旱澇保收高標準農田。要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加強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產業體系提升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業，促進農業生產經營專業化、標準化、規模化、集約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于農業的意見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二是要加強對農業從業人員素質的提高。改造傳統農業實質上是改造農業從業人員素質的問題，人力資本是現代農業的核心要素。“現代農業的供給者是在農業試驗室工作的研究人員。他們在這一問題上的貢獻是非常重要的。在新農業的要素確實有利可圖時，農民的作用是在作為新要素的需求者來接受這些要素。但是，典型的情況是傳統農業中的農民并不尋求這些要素。最后，主要取決于農民學會有效地使用現代農業要素。在這一點上，迅速的持續增長主要依靠向農民進行特殊投資，以使他們獲得必要的新技術和新知識，從而成功地實現農業的經濟增長。” [4] 132-133 提高農業從業人員素質如此重要，而我們連簡單地精壯勞動力都流出了農業。提高農業從業人員的素質首先是要讓農業有吸引力。提高農業從業人員的素質除了農業從業人員自己的投資外，還需要政府投資。
三、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失衡，政府職能與市場功能錯位
在經濟增長主義的驅使下，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嚴重失衡。其生動表現是雖然經濟在迅速發展，但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房等欠賬太多，雖然從數字上看人民群眾的收入在提高，但由于上述方面欠賬過多，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水平并不見得提高。經濟增長并沒有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的實惠。
改革開放以前的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房等基本上是由政府提供的，即使從市場經濟的角度審視，這樣的格局似乎也沒有太大的不對，因為即使在資本主義這種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象醫療、社會保障、教育和房地產等具有高度社會性的領域，政府不僅對私人投資具有非常嚴格的限制，而且這些領域也是政府投資最多的領域。當年羅斯福新政的主要內容就是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在改革高歌猛進的年代，不分青紅皂白地把這些領域推向了市場，推向市場的實質是由人民群眾個人負擔。這種現象面對經濟危機時表現更甚，為了給自己保障，壓迫的民間消費能力十分有限。把社會服務完全推向社會，本身是對人民群眾基本生活資源的一種掠奪。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以社會服務的相對短缺為代價的，人民群眾以個人承擔社會服務的形式為經濟發展減輕了成本。
用市場化的經濟政策去推動社會領域的改革是不合適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是有區別的。經濟政策適合于應當市場化的領域，社會政策適合于近乎公共產品的領域，二者的混淆會導致經濟社會生活的極度混亂。以教育為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經把全民義務教育當作一項重要的社會革命目標。各國歷史表明，教育事業作為一項公益事業是不可能靠市場機制發展起來的。教育本身雖不能賺錢，但教育投資卻是政府投資中效率最高的。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教育和科學技術的決定性作用越來越大，未來的競爭是高層次人力資本的競爭。如果把教育推向市場，那就會象現在這樣出現重點大學農村學生越來越少的現象。更多的學生會上不起學，社會就不能有效吸納來自社會下層的優秀人才。把教育推向市場的另一負作用是賣文憑，賣給有錢的或當官的人，表面上看擁有高等文憑的人越來越多，實際文憑的含金量在下降。
目前房地產問題的尷尬是把社會問題簡單地等同于經濟領域的又一生動案例。上一世紀90年代的住房制度改革把住房問題完全推向了社會，讓市場去解決所有人的住房。經濟學的基本道理告訴我們，市場是嫌貧愛富的。經濟學開宗明義地告訴人們，生產什么，為誰生產，怎樣生產都是基于市場價格的。生產什么，什么能獲得豐厚的回報就生產什么；為誰生產，誰出的價格高就為誰生產；怎樣生產，勞動力便宜就用勞動力生產，機器便宜就用機器生產，這是基于投入和產出的比較。據此，在供給有限的情況下，市場只能解決高收入人群的住房。至于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離不開政府的援助，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必須承擔的責任。然而，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顯然不能讓地價賣的過低，于是我們看到，一方面對于保障性住房明顯缺乏興趣，另一方面，如果房價跌落，地方政府則顯得特別著急，有的地方政府甚至不惜動用人民群眾的納稅錢予以援助。
在把社會公共服務推向市場的同時，卻特有地保持了市場化過程中的一塊“綠洲”，這就是公務員的福利體系和特有的“特權”體系，他們可以最大限度地享受市場經濟帶來的好處，而卻不忍受市場之痛，乃至每年“國考”人員不斷增加，人們對穩定而有著尊嚴的公務員職業趨之若鶩，吃皇糧的人越來越多。所有市場經濟國家都是小政府，而我們的政府卻越來越大。
經濟發展迅速與社會發展滯后的深層次原因是政府與市場的錯位。在市場經濟下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彌補市場的缺陷，政府完全可以憑借自己的優勢大有作為，政府可以大有作為的領域是：⑴提供社會公共服務，包括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以及高效廉潔的政府服務。這些屬于公共產品或者準公共產品的領域通常由政府提供。⑵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公平和正義比太陽還重要。⑶不斷完善市場經濟的體制、機制，提供有利于公平競爭，有利于吸引人才，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率的制度安排和環境。波特認為，這是一國一地區競爭優勢的關鍵所在。⑷嚴格控制的、規范的、透明的、極其必要的宏觀調控，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用行政手段進行干預的宏觀調控。
一個時期以來，我們對市場經濟有一系列的誤解，市場與政府在功能上存在一系列的錯位。具體表現為：
⑴如此前所述的把公共服務，社會領域不分青紅皂白地市場化，把醫療、教育、住房等問題完全市場化，一方面使人民群眾不堪重負，并開始懷疑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在社會領域，尤其是醫療、教育、房地產的既得利益集團已經變得非常強大，以致能夠有效地抵制政府的改革。政府在把社會服務推向市場的同時，不適當地扮演了市場主體的角色，簡單地、片面地追求GDP，GDP的數量掩蓋了很多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早就批評過這種專注增長，忽視公共目標的現象。他在1973年出版的《經濟學和公共目標》中提出應當關心人，應當關心公共目標。加爾布雷思批評道，“經濟增長”成了不可動搖的目標和信念，“無論如何不應當妨礙經濟增長”成了一把保護傘，遮蓋了許許多多不好的事情和做法，對經濟增長的數字的關心超過了對人本身的關心，對“物”的注意超過了對“人”的注意。這種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現象帶來了一系列消極后果：“從商品生產和消費兩個方面都會發生對環境的影響，制藥廠對附近湖泊的影響，汽車對肺部的影響，……” [5] 282 加爾布雷思的結論是，應當把對物的關心轉移到對人的關心，對“公共目標”的關心上。如果不重視這個問題，不突出“公共目標”，那么，任何旨在緩和社會矛盾的政策都是無濟于事的。
⑵由于計劃經濟的歷史慣性，依然熱衷于審批。審批的實質是計劃經濟的作法，是靠行政力量配置資源。在市場經濟下，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生產什么，怎樣生產，給誰生產都由投資者自己決定。亞當·斯密曾經非常深刻地寫道，“關于可以把資本用在什么種類的國內產業上，其生產能力有最大價值這一問題，每一個人處在他當時的地位，顯然能判斷的比政治家和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圖指導別人應如何運用他們的資本，那不僅是自尋煩惱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問題，而且是僭取一種不能放心地委托給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員會或參議員的權力。把這種權力交給一個大言不慚地、荒唐地、自認為有資格的人，是再危險不過了。” [6] 27-28 熱衷審批是一種與市場經濟相悖的權力偏好，因為項目就是資源，于是會產生大量的尋租和腐敗。我們應當真正相信市場經濟，而不是葉公好龍，相信只有政府提供了好的制度，扼止壟斷、特別是國有企業靠行政力量形成的壟斷，創造了平等的、好的競爭環境，維護了公平和正義，市場一定會把資源配置到最佳狀態。
⑶致力于建立和健全市場經濟的體制、機制，讓機制去起作用，而不是頻繁地宏觀調控。我們所以選擇了市場經濟，是因為實踐證明市場經濟是成功的，市場經濟的成功首先在于它的機制，而不是宏觀調控，即首先是“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然后才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相對“消極”宏觀調控。如果政府的宏觀調控太主動，太頻繁，并且頻繁地使用行政手段，就會干擾經濟秩序本身的內在規律，形成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消極后果。到現在為止，我們確實還存在著更相信宏觀調控和行政力量的現象，并且認為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