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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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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糧食安全面臨嚴峻考驗
陳錫文稱，我國的糧食生產處于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近七年來，我國的糧食都在穩定增產，而且其中有四年的總產量都超過了一萬億斤，是歷史上的最高水平。2010年我國的糧食總產量達到10916億斤，2003年的糧食總產量是8614億斤。從年度產量來看，我國的糧食總產量在七年間增加了2302億斤，相當于全球每年糧食貿易總量的一半。
陳錫文同時表示，我國的人口總數在增加，耕地在減少，糧食的供求關系始終處在一個比較緊的平衡狀態，而且受國際市場影響較大。因此我國的糧食安全還面臨著非常嚴峻的前景：
第一，從總量來看，盡管我國實現了連續七年增產，而且在2010年達到最高水平，但是總需求方面還存在比較大的缺口。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人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農產品的消費量在急劇增加，雖然糧食產量每年都在增長，但是還不能滿足總需求。
近年來，我國對糧食的進口量在持續增長，其中最突出的是大豆。2010年大豆的進口量達到了5480萬噸，接近2010年全球大豆出口量的60%。2010年我國大豆生產量是1500多萬噸，可以看出我國大豆的自給率只有四分之一左右。
2010年我國進口的糧食和油料作物達7172萬噸，進口糧食的比重已經超過了國內自身消費的10%。我國面臨的突出問題是，由于石油價格暴漲，糧食作物也正被一些企業家看做是能源作物。當國際石油價格超過60美元，用玉米加工燃料酒精就有利可圖。2010年美國生產的燃料酒精就消耗掉了1億3千萬噸的玉米。
陳錫文表示，如果今年國際石油價格進一步上漲，美國會把更多的玉米投入到生產酒精中去。如果用更多的玉米投入生產酒精的話，相對別的作物就會減少，而減少最明顯的是大豆。大豆供應下降，國際上大豆價格就會上漲，中國是最大的大豆進口國，必然會受到大的沖擊。
第二，我國糧食的品種結構也存在比較大的問題。我國可以播種農作物的面積是23 .5億畝，為了生產一萬億斤以上的糧食，糧食的播種面積不能低于16 .5億畝。在剩下7億畝中，2.7億畝用來生產蔬菜，2億畝用來生產植物油，8千萬畝用來生產棉花，還有3千萬畝用來生產糖料。另外還有其他很多的小品種，比如說煙葉、麻料、中草藥和瓜果、鮮花等。
按照我國現有的生產水平和生產能力，進口的糧食如果在國內來生產的話，需要占用6億到7億畝的土地，才能保證了我國現有的消費水平。
陳錫文說，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央政府反復強調要保護18億畝耕地的紅線，進一步搞好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加強農業耕地進步。
我國現在的人均耕地面積只有一畝三分八，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淡水資源每年大約是兩千立方米，相當于全球的百分之二十六七。目前全球每年可以出口的糧食總量是兩億五千萬噸，即使把全球每年出口的糧食都買回來，也不能滿足我國總人口半年的需求。
1996年進行第一次農業用地普查，我國的耕地是19億5千1百萬畝，從1998年到現在基本上每年減少一千萬畝耕地。如果耕地減少的勢頭不能得到有效遏制，會直接威脅到糧食安全。另一方面，我國在進行工業化、城鎮化建設，耕地減少是應有之意。我國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144億畝，但是被統計的耕地是18億畝左右，占整個國土面積大約就是八分之一，還有八分之七的不是耕地。
陳錫文說，能種糧的地一定可以蓋房子，但是能蓋房子的地方未必都可以種糧食。所以需要調整思路，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過程中，通過規劃和基礎設施的延伸，盡量避開耕地。這關系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大局。
“十二五”規劃也明確提出，第一要建設現代農業，而建設現代農業要把確保糧食安全放在首位，這是從中國實際的國情出發的。第二要堅持保護耕地，加強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就是關于加快水利改革和發展的。第三是加快農業科技進步，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出現拐點
陳錫文表示，近年來我國農民收入增長比較快，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雖然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出現拐點，而轉向城鄉居民收入逐步縮小乃至接近，是一個更長的歷史過程。
2005年農民的人均收入3255元，2010年農民人均收入是5919元。即使是扣稅之后，“十一五”期間農民人均純收入每年平均增長8.3%，但是農民收入增長還存在很多問題：
第一，農村內部收入差距大。農民的人均純收入是平均數，不代表大多數。在31個省市自治區中，人均純收入按省計算達到或超過平均數的有12個省市，還有19個省市區的農民人均純收入都沒有達到這個水平，而最低的只有3千多塊錢。
第二，農民與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大。2005年農民人均收入3255元，而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493元，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是1：3.224。201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109元，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是1：3.228。也應認識到，在過去的五年中，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基本沒有擴大，這是一個非常良好的現象。
陳錫文表示，“十一五”期間多種因素構成了農民收入的較快增長狀態，最主要的政策是四個方面：
第一，徹底免除農業稅。1999年，農業稅費總計是1350億，包括農業稅、農業特產稅、牧業稅、土產稅。教育、計劃生育、民兵訓練、軍烈屬優撫對象的補助以及農村架橋修路等本來應該由公共財政支付，但是由于財政力量不足，鄉鎮不得不向農民征收。另外，村里還要收公積金、公益金和共同管理費。除了要交這12項錢外，農民還要出勞役。經過五年的稅費改革，2006年中央下決心全部免除農業稅，這樣農民就受益了1350億。
第二，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從2004年開始，對農民進行種糧補貼、糧種補貼、購買農機具補貼以及由于石油價格暴漲、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而推出的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綜合補貼。2010年這四項補貼是1260億。
第三，公共財政進入農村，公共服務向農村覆蓋。在農村實行免費的義務教育，建立了全覆蓋的新型合作醫療社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10年又開始推進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這些也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
第四，農民進城務工。2005年中央制定了保障農民工權益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為農民工進城務工提供了好的環境。
從農民的收入結構來看，主要包括種植業和手工業的家庭經營收入、外出務工的工資性收入、政府對農民進行各種補貼的轉移性收入。
近些年來，支撐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是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并呈現出每年農民家庭性收入降低一個百分點，而農民工資性收入提高一個百分點的特征。全國各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對農民工工資的增長也發揮了很大作用。
有關部門統計表明，2010年我國大米、小麥、玉米畝成本是663元，與2009年相比提高了4.5%，與2005年相比提高了56%。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農產品價格上漲。
陳錫文表示，保持農產品合理的價格水平，不但關系到農民的收入，還事關農產品的供給。因此政府一方面要控制重要農產品的暴漲暴跌，另一方面要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應該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使農產品保持合理的價格。
陳錫文認為，只有更多的是發展生產，保證農產品價格合理的水平，并充分保障外出務工的農民權益，才能進一步促進農民收入的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