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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４個問題

　　中國經濟社會正處于一個高速發展的關鍵時期，大家對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些突出問題非常關心，結合當前的形勢和個人的思考，我就四個方面的問題談一些看法。

　　第一個方面：房地產調控問題

　　中國房地產問題不是單純的價格問題，而主要是結構問題?！顐?br />
　　房地產調控問題雖然如媒體所說的那樣“八年七調”，但自去年“兩會”以來，房地產調控仍是當前最為集中的熱點問題。我認為，中國房地產問題不是單純的價格問題，而主要是結構問題。解決中國房地產問題需要重點處理好兩個問題，一是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關系問題，二是地方財權和事權的問題。這是解決中國房地產問題的關鍵所在。

　　如果說中國改革開放３０多年走過了西方國家一百多年所走過的歷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那么在住宅建設方面，如果要求中國用幾年的時間就走完西方發達國家二百多年還未走完的歷程，這是很不現實的。這就是我要講的住房結構問題。

　　英國、美國、德國、日本、新加坡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其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直都把社會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作為住宅建設的重要內容，并規定所占比例。新加坡在二十世紀６０年代建國時就規定，９０％的建設住房為政府廉租住房。上世紀９０年代我陪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朱镕基同志到新加坡考察時發現，盡管當時新加坡的廉租住房需求已下降，但他們仍在執行這項規定，直到上世紀末，這一規定才被取消，因為那時絕大部分新加坡公民都已得到政府租屋。英國在二十世紀４０年代到１９５９年保持了７０％的社會保障房、廉租房建設比例，１９６０—１９７９年期間保持了６０％的建設比例，直到目前還保持著約２０％的建設比例。香港現在則保持著５０％的廉租房建設比例。美國現在每年建設３５０萬套保障性住房，并規定只有收入低于１７萬美元的家庭才有資格購買社會保障性用房。奧巴馬有一個很得力的非洲裔議員朋友，去年下臺了，其中有一個問題就是購買了不該買的兩套社會保障性用房。

　　而中國則過早地把社會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的比例要求取消了。前幾年，我們的社會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占建設住宅的實際比例約為３％—５％，這個比例太低了。１９９８年黨中央提出，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的增長點，要建設以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為主體的中國房地產體系，比例是７０％—８０％；但后來發了一個促進中國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文件，使情況發生變化，地方上當年就出現土地財政收入大幅增長的情況，２００２年全國土地財政收入約為２４００億元，２００３年漲到５４００億元，漲幅高達１２５％，到２００９年為１６０００億元，去年為２７０００億元。因此，這就出現了一方面地方政府出讓土地熱情高漲，但另一方面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設比例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處階段極不相適應的局面。舉例說明，比如現在的高檔奢侈品，一個包可以賣到十幾萬元，一件襯衫可以賣到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元，還有高檔天價皮鞋、服裝等等，老百姓對此沒有多少意見，正是因為有幾十元的包、一二十元的襯衫、不到１００元的皮鞋、幾十元的外衣……，他們的基本需求能夠得到滿足。衣食住行是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其中，衣食住更重要、更迫切。如果按照其收入水平，老百姓能夠買得起經濟適用房或租得起廉租房，那作為高檔的商品化住宅賣到天價也無妨，老百姓還會有現在這種程度的不滿嗎？但是現在解決住房結構問題確實很難，最大的難點就是，上面提到２０１０年的土地批租收入達２７０００億元，如果房價降到與我國人均ＧＤＰ４０００美元相適應的水平，將會使土地批租收入大幅度下降，地方政府建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的資金缺口將大增，這對我國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產生的影響將是巨大的。

關于地方事權和財權的劃分問題?，F在許多項目都要求地方財政配套，這使本就不寬裕的地方財政不堪重負。我認為，房地產調控問題將在比較長一段時間內是我國經濟、政治、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短期內很難解決。它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所以應該對這個問題做更深入更長久的研究。我國的房地產價格確實已經形成泡沫了，和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完全不一致。據美國房地產協會２００９年統計數據顯示，美國的中價房平均是１７７９００美元，按美國每套住房約１８０到２００平方米計算，每平方米約為５７００元人民幣，由此對比，我們目前房地產市場的泡沫是顯而易見的。是泡沫早晚會破，美國房地產２００８年的潰市和１９９７年亞洲金融危機中香港房地產近５０％的暴跌都很值得我們反思和借鑒。 　　房地產的基本功能也可以說是首要功能，應是住房功能，而不是投資功能。尤其是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必須盡快扭轉從房地產產業獲取巨額利潤的市場扭曲狀況。 　　第二個方面：中國城市化問題 　　人口盲目急劇膨脹將帶來很大、很長遠的問題，怎么解決需要我們很好地研究。——李偉 　　我非常贊同去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個提法：中國城市化速度與質量嚴重不平衡。截止到２０１０年我國的城市化率達到了４７．５％，但實際上城市戶籍人口的比重則相對較低。我這里有兩個數據，一個是２７％，一個是３６％，均與城市化率相差１０％還多。“十一五”期間我國城市化率相較之前提高了４個百分點，“十二五”規劃確定的城市化率目標是５１．５％，又提高了４個百分點，我的觀點是可能發展太快了。數量疊加產生的影響是不同的，在人口１０００萬基礎上增加５００萬和在人口２０００萬基礎上增加５００萬，給社會管理、城市承受及產業所帶來的壓力是不一樣的。 　　我們現在城市化有不平衡性，最突出的是城市出現量化結構問題和城市貧困群體多元化問題，包括農民工、流動人口、退休職工、農二代等，而教育、醫療等社會公共服務跟不上人口發展的速度。教育部近期的一個報告說，幼兒園的入學率５０％都不到。 　　北京的人口規模按２０００年的規劃到２０２０年是１８００萬，但２００９年就已達到１９７２萬，加上流動人口１０００萬，已達３０００萬。據報道，上海常住人口達到２３００多萬，一年增加３００多萬，再加上流動人口至少還有１０００萬。這些世界級的超大都市，無不產生出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比如北京一年產生的生活垃圾達６７２萬噸，日均１．８４萬噸，但北京的日處理能力只有１．２７萬噸。大批的垃圾都是送到郊區去填埋，按照現在這個填埋速度，四到五年，北京大部分填埋場將填滿，所以到２０２０年，北京至少需要３２００畝的垃圾填埋場，相當于６個晉祠這么大的土地莊園，這還是僅僅用于生活垃圾填埋，據報道每年還產生１０００多萬噸的建筑垃圾，處理它們占用土地更多。其它還有水資源，中國是個最缺水的國家，現在北京每年可利用水資源只有２６億立方米，但水資源每年消耗３６億立方米。僅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地下水超采達５６億立方米。 　　所以，人口盲目急劇膨脹將帶來很大、很長遠的問題，怎么解決需要我們很好地研究。比如如何確定城市的功能定位，如果一個城市既要建經濟中心，又要建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等五六個中心，什么人都要到這兒來，當然人口不好控制。我的基本觀點是，城市化的發展速度應與我們現階段的管理能力、資源水平相適應，不能太快。特別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資源的有效利用是個很大問題，大拆大建現象嚴重，對社會資源浪費極大，歐洲國家的建筑使用壽命是７０年到８０年，我們的使用壽命只有２５年到３０年，這在我國是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有報道甚至將這種大拆大建式的城市發展稱為“災難”。 　　第三個方面：控制通貨膨脹問題 　　隨著通脹預期的增加，抑制通貨膨脹將成為今年經濟工作的重點。 　　——李偉 　　控制通脹是僅次于房地產調控的熱點問題，隨著通脹預期的增加，抑制通貨膨脹將成為今年經濟工作的重點。大家知道，現在通脹有三種，輸入性通脹、成本推動性通脹和流動性通脹。 　　我認為，隨著當前經濟形勢的發展，中國對通脹的控制不是短時間能見效的，甚至不是一年、兩年能見效的。因為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很難在短時間內發生變化，形成通脹的內在要素也很難有大的變化。比如目前輸入性通脹的成因，一方面是資源類大宗產品的輸入價格高，另一方面是美國所采取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我認為后者的直接影響不是太大，主要影響是前一個因素。我對輸入性通脹問題的認識是，與其說是輸入性不如說最終根源是吸入性；表面上是輸入性，實際上是吸入性。中國這些年的高速發展，產生了大量的礦產、資源、能源需求。大量的需求，必然要推高國際市場的價格，以至于買什么漲什么。去年一年我們花了１萬多億元的代價進口石油２．３９億噸，對外依存度達到５５％左右；鐵礦石進口了６．１８億噸，對外依存度２００９年達到了６２％。這幾天，中東、北非問題是一個不小的沖擊，三天時間石油價格從１０３美元漲到１１４．２３美元，而我們之前剛剛調高了成品油價格，現在漲了這么多，又面臨是否調價的問題，可馬上調價會進一步增加我們的通脹預期，不調又不符合經濟規律。所以，大家認識到，中國的通脹問題源自于極大的高速發展需求，短時間內是難以改變的。成本因素的通脹，主要是工資成本上漲。對此我的觀點是，人工成本的上漲是必然的、必需的，而且是迫切的。拿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９年舉例，兩年最低工資和平均工資的比值，國際上有個相對標準，即４０％—６０％；我們２００５年社會最低工資的高檔占平均工資的３１．６％，最低檔占平均工資的２９％；２００９年高檔占２６％，最低檔占２０％。這充分說明不論從企業的角度還是從政府的角度而言，分配收入差距的拉大已經十分嚴重了，因此人工成本的上漲是個必然趨勢。流動性方面，這么多年這么大的流動性投入，說到底通脹問題就是貨幣現象。綜上所述，我認為近兩三年通脹問題將是我國經濟發展當中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我們政策咨詢研究機構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四個方面：社會管理創新問題 　　經濟發展并不能完全解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長治久安問題。 　　——李偉 　　對這個問題我的認識是，經過改革開放３０年的發展，現階段把廣義的社會管理提高到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的層面是非常必要的，其重大意義不亞于“十五大”提出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其難度也不比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小。我支持這個觀點的論據也很明確：我們發展的目標不會變，在發展中解決問題的原則也不會變。經濟發展并不能完全解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長治久安問題。伊朗上世紀７０年代末開始的“白色革命”值得研究，尤其是東歐劇變，那時它們經濟發展狀況并不差，人均ＧＤＰ都達到１萬美元以上，我們所講的政治、體制優勢他們也存在，但這種優勢可以轉化。這次中東所發生的變化有很多方面原因，但共同點就是貧富差距拉大、政府腐敗嚴重。這些社會問題在我們的發展階段內也存在，所以我們要高度關注這些問題。 　　第一是法制建設問題。要以依法治國的理念強化社會管理，依據中央文件的提法，我國和西方國家的社會管理內涵和最終追求的目標在本質上是有差異的，但我認為在管理的基礎目標上是相通的。一個管理好的國家必然是法治有序的國家，任何一個國家公民都必須遵紀守法。法治建設是第一位的，現在我們面臨的情況和上世紀八十年代不一樣，主要問題不是無法可依、無章可循，而是有法不依、違法不究、執法不嚴。 　　第二是政策設計問題。我們以政策協調社會各方面利益的特點十分突出，這點我國和西方國家不一樣。我們許多社會群體的很多利益問題，比如知識分子、退伍軍人、退休人員、下崗職工等都是由政策來協調的。如果政策設計出現問題就會引發許多連鎖效應，如政策“打架”引起的群訪等。因此，制定合理、可行、有效的政策是我國強化社會管理的重要環節。 　　第三是黨和政府及其各級領導的公信力問題。一個國家機器的管理效能，公信力是第一位的?，F在不少地方黨組織、政府機構負責人說話在社會上缺乏公信力，似乎只有黨中央是可信的。老百姓逆反心理嚴重，尤其是當社會突發事件發生時，政府講的話打折扣，以訛傳訛卻很有市場。 　　第四是管理事情的能力和效果問題，這是個突出問題。 　　第五是社會的思想教育、社會的公德水平問題。改革開放以后，我們提出要轉變“信仰危機”的狀況，現在看來，效果并不盡如人意。但近年來，更令人擔憂的是出現了社會的誠信危機。 　　第六是國家的信息化管理問題。應該思考社會管理的觀念如何適應信息化的發展需求，并隨之轉變。 　　第七是對特殊群體的管理問題。特別是對城市和農村空巢家庭、流浪兒、鰥寡孤獨等的管理，如對鰥寡孤獨的救助問題在我國明朝時就列入了法律，如果不予救助則以監守自盜論處。對于特殊群體，我們必須要關注。與其用財政資金去做那些有ＧＤＰ、無效率的投資，還不如用來解決此類社會問題。 　　第八是對國外各種敵對勢力的防范和應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