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垃圾處理設施是城市公共基礎設施的重要一環，垃圾管理也是政府公共服務的應有之義。盡管我國許多城市逐步加大財政投入，垃圾處理率已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11％上升到目前的58％，但還是無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我國已有2/3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圍之中，1/4的城市已沒有合適場所堆放垃圾。解決“垃圾圍城”難題的出路是什么？所需的巨額資金從哪里來？本報記者通過深入細致的采訪，為有關決策者提供了參考答案。
刺鼻的空氣，巨大的垃圾山，周邊的樹上掛滿殘破的塑料袋……隨著這樣的情景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人們的視線中，城市的“垃圾之困”也愈發突出。
權威數據顯示，全世界每年產生4.9億噸垃圾，僅中國每年就產生近1.5億噸城市垃圾。
有關資料顯示，我國現有城市668座，城市生活垃圾年產生數量超過1億噸，且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此外歷年的垃圾堆存量已達70億噸。除縣城外，我國已有2/3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圍之中，且有1/4的城市已沒有合適場所堆放垃圾。
垃圾問題，已成為我國城市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大問題。
垃圾之困
如果不采取措施，不到5年，北京的垃圾就無處可填了。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北京曾經出現過垃圾“圍城”事件。借著辦亞運、奧運等的契機，北京市斥資23億元，趕工建設了23座垃圾處理設施，局面才為之一改。
如今，窘境又回來了。
“2008年，北京市居民和單位生活垃圾產生量672萬噸，日均1.84萬噸。如果按照現在每年8％左右的速度持續上升，2015年將達到日均3萬噸的產生量。”北京市政市容委固廢處副處長衛潘明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全市現有的23座生活垃圾處理設施，設計日處理能力1.04萬噸，實際處理量達到每日1.74萬噸，平均超負荷率67％。如果繼續超負荷運行，垃圾填埋場服務期限將縮短一半。如果不采取措施，不到5年，北京的垃圾就無處可填了。”
更嚴峻的問題是，今年，北京將有10座現有垃圾處理設施到期陸續關閉，屆時，每天將有10770噸垃圾無處堆放。若按每輛卡車7米長、5噸載重量計算，裝載這些垃圾的卡車將能包圍紫禁城大半圈。
“3年前，北京一年的垃圾堆起來能頂得上景山大，現在估計要抵上兩個半景山大。”國內少有的垃圾對策專家、中國人民大學環境經濟學兼職教授王維平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垃圾的問題不光存在于北京。建設部2002年的一項調查表明，全國城市垃圾堆存累計侵占土地5億平方米，近年來還在以平均每年4.8％的速度持續增長。
“北京市每年因填埋垃圾而需要占地約500畝，可從地質上來講，不滲漏、適合填埋垃圾的土地北京市只有10％，如果加上人口居住的因素，那適合填埋的土地會更少。不光新建項目選址難度大，而且從立項到建設通常需要5至6年甚至更長，建設周期長。”清華大學環境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聶永豐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如果不未雨綢繆，意大利的先例在中國也不是不可能發生。”
2007年以來，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爆發了“垃圾危機”，街頭垃圾成堆，有些學校因為老鼠橫行而停課，旅館客房入住率明顯下降。人們憤而放火，焚燒垃圾。暴力沖突造成數十人受傷。
這幾乎是“現代城市垃圾病”的一次預演，至今讓人心有余悸。
在加速城市化的同時，我國政府也開始尋找破解“垃圾圍城”的途徑。
2006年2月，國務院首次發布《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將垃圾處理列為政府環境保護重點工作之一。
身為北京市人大代表、市政府參事的王維平告訴記者，去年4月，北京市委、政府專門就垃圾處理問題召開會議，研究對策，決定2015年前，全市將新建改建垃圾處理設施40余座，項目直接投資約100億元。“垃圾問題上了市長辦公會、市委常委會，這么高規格研究垃圾問題在國內還不多見。”
處理之難
不得不說的是，無論哪種方式，處理垃圾的“代價”都很大。
衛生填埋、堆肥和焚燒是國際上最常用的3種垃圾無害化處理方法。
根據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委員會的統計，目前，中國城市垃圾處理中填埋法處理的垃圾占70％，堆肥占20％，焚燒占5％，其他(包括露天堆放、回收利用)占5％。
也就是說，我們絕大多數的城市垃圾只是簡單地從城里人眼前消失，轉移到城外“入土為安”甚至“為禍鄉里”。
專家介紹，在發達國家，衛生填埋一般是對垃圾經過焚燒或者堆肥處理后殘留物的最終處理方法。到了這一環節，垃圾的填埋量大概只有原有量的10％左右。
“目前，本市90％以上生活垃圾是通過衛生填埋方式進行處理的，焚燒僅占2％，與部分發達國家和國內一些城市相比有很大差距。”衛潘明告訴記者。
垃圾最難處理的就是體積大，不易降解，占用了大量的堆放空間。“建焚燒垃圾發電廠相對于建垃圾填埋廠可以節省75％的土地。”王維平告訴記者，這是建設焚燒垃圾發電廠的主要目的，發電還在其次。
1985年，深圳市成套引進兩臺日處理能力為150噸的垃圾焚燒爐，建成了中國第一座現代化垃圾焚燒廠。此后，北京、廈門、上海、廣州等地也開始興建垃圾焚燒廠。而北京前不久公布：到2015年，垃圾焚燒、生化處理和填埋比例達到4:3:3，一大批垃圾焚燒爐爭相上馬。一時間，垃圾焚燒漸成潮流。
不得不說的是，無論哪種方式，處理垃圾的“代價”都很大。
據測算，北京市每1噸垃圾從中轉站運到垃圾堆放場至少得花100多元，1年光運這些垃圾就得耗去6億多元的財政支出——還不包括垃圾無害化處理的費用(每噸100元左右)。
按照我國國情，建設一座大中型焚燒爐一般需要10億元人民幣左右，建成投產后的處理成本需300元／噸左右，建設費用和運行費用高昂，一般城市難以承受。
“建造垃圾填埋場的費用同樣高昂。據估算，建造一個日處理垃圾200噸的衛生填埋場，需要的資金是2億元，這還不算毀地、污染環境的成本。”王維平說。
一直以來，我國城市的垃圾處理都由政府包干，采取非盈利性收費的形式，政府投資、政府經營。連年攀高的垃圾處理費用使得許多地方政府不堪重荷。
應對之策
上策是不產生垃圾或者少產生垃圾；中策是把垃圾轉化為資源；下策是建設垃圾無害化處理廠，爭取100％的無害化處理率。
“與其忍受巨額投資大規模興建垃圾處理廠，而且還要長期背負著運營負擔，為什么不直接減少垃圾的產生呢？我們應該從源頭上減少垃圾的產生，一個至關重要的環節就是限制產品的包裝。”王維平說。
在國外，產品包裝在重量、體積、價值等方面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比如包裝物重量不能大于被包裝物，體積不能大于包裝物的1/10，包裝物價值不能大于被包裝物。而我國目前還沒有這方面的法律法規。
此外，王維平表示，實施凈菜進城、重視舊貨交易和廢品回收也都是從源頭上減少垃圾的重要手段。
“我們做過調查，每300噸進城毛菜中就會產生60噸廢料，一進一出就是120噸無效運輸。”王維平說，“根據我們的測算，如果凈菜進城，北京城市垃圾能減少22％。”
“上策是不產生垃圾或者少產生垃圾；中策是把垃圾轉化為資源；下策是建設垃圾無害化處理廠，爭取100％的無害化處理率。”王維平告訴記者。發達國家政府對垃圾事業的投入一般分為三部分，垃圾減量化占1/3，管理占1/3，末端處理占1/3，而垃圾管理對減量化有直接的促進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2/3的錢花在了減量上。
這也就是環保與節能的三個基本要求：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
“無害化是第一位的目標，要做到無害化就必須要減量化和穩定化。”聶永豐介紹說，被稱為“歐洲環保的火車頭”的德國上世紀70年代起先后頒布了《包裝廢物法》和垃圾焚燒、填埋指令等，對城市垃圾處理做出明確的規定和操作規范。到2005年，德國60％多的市政垃圾得到再循環處理，生產過程中的垃圾再循環使用率達到了65％，在一些領域，例如包裝行業，原材料再循環的百分比高到80％，而建筑業甚至達到了87％。
市場之機
我國城市每年因垃圾造成的資源損失價值在250億元至300億元人民幣。未來垃圾處理還應加上走產業化和社會化的路子。
一直以來，城市垃圾處理設施由政府投資、政府管理、政府作業，采取非盈利性收費的形式。“長期‘吃皇糧’會越吃越饞，效率極低，費用極高。而產業化引入競爭，主要目的是降低成本，提高服務質量。”王維平直言，“我認為未來垃圾處理還應加上走產業化和社會化的路子”。
他告訴記者，西方發達國家基本上是采取政府招標的做法，改“政府行為”為“購買服務”。由于價格體制完善，垃圾處理設施的建設投資和運行費用有保證，發達國家的垃圾處理設施建設，往往可以通過不同的渠道進行融資，建成后由企業進行運營，通過垃圾處理收費和政府補助獲取投資收益。
在這個過程中，市場機制直接貫穿垃圾收運、處理和再生利用的始終。
在他看來，垃圾處理產業市場要向社會開放，引入競爭機制，建立一個企業管理、政府監督、法律保障的公平競爭平臺，將垃圾的收集、分揀、回收、儲運、處理、再生利用、產品經營等一體化，形成一個產業鏈，實現互動式發展。
垃圾就是一種放錯了地方的資源，如果能夠充分利用它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利潤和生態利益。
統計顯示，目前中國90％以上的城市垃圾無法處理，只能堆放和填埋，每年因垃圾造成的資源損失價值在250億元至300億元人民幣，如果采用分類收集處理，實現垃圾資源化，每年可以創造的產值至少在2500億元以上。
與此同時，各級財政對垃圾處理行業的投入也在明顯加大。
資料顯示，“十一五”期間，我國環衛設施投資計劃是1115億元，其中生活垃圾處理設施將達到516億元，不達標處置設施治理費用73億元。
目前，北京市政管委核定，北京市垃圾處理基準費用標準為153元／噸，垃圾處理經濟補償費用標準為50元／噸，垃圾異地處理150元/噸。
這顯然是一個巨大的市場。除了垃圾處理本身能獲益，政府還有不菲的補助。
“在巨大的需求壓力下，有理由相信，垃圾處理產業會成為未來國內的明星產業。”中國投資網出版的《2009年到2012年中國垃圾處理行業投資分析及前景預測報告》如是予以推介。
建設部發布的《中國城鄉環境衛生體系建設》，公布到2010年中國城鄉環境衛生體系建設目標，其中之一就是讓從事環境衛生作業和生活垃圾處理的主體由政府包管向現代企業管理轉變。
聶永豐教授認為，即使是采取市場機制，政府也不能免責。因為垃圾處理是基本公共服務，政府投資了還應實實在在地監管，不能只停留在口號上。
一位環衛工人的感言：垃圾分類“水土不服”
七八年前，城市推進垃圾分類成為潮流，各大中型城市均可看到顏色不同的分類垃圾箱，并標明可回收及不可回收。然而，這一曾被寄予厚望的“新生事物”目前已基本名存實亡，大多數城市已重新采用傳統的垃圾箱。
“垃圾處理產業化運營的第一步就是分類。但是很多市民對分類的概念還不清楚，也根本沒有多少人在丟棄垃圾之前認真進行分類，人們的垃圾處理意識還太差。”北京西城區環衛工人王友昌對記者說。
可另一個現象就連王友昌也啼笑皆非：即使居民分類放垃圾，但到了中轉站仍被混放，終端分類完全失靈。
以德國、日本等具有成功經驗的國家來看，不僅具有完備的垃圾回收配套設施、細化垃圾分類標準，同時，還組織專業人士走進社區，對市民進行培訓。顯然，中國還有點“紙上談兵”的意味。
而對于垃圾處理的重重困難，有專家把難點總結為：沒法律法規保障、分類標準不完善、投資主體不明確。
全國各地都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保障，全憑市民自覺自愿來為垃圾分類，這充分考驗著市民的覺悟。分類標準的不完善，不僅讓市民摸不到頭腦，環衛工人也難以選擇，想要終結混裝混收的垃圾處理方式又需要大的投資。“是政府埋單，還是走市場化路子，在國內還沒有成功的先例。”王友昌嘆氣說。
日前，廣州、南京等城市由于計劃建設垃圾焚燒廠而引起公眾強烈不滿，公眾與部分“反燒”專家質疑的最大問題就是垃圾焚燒會產生大量的二惡英等有毒氣體。
“這就是垃圾分類不夠造成的惡果。”王友昌表示，我國的垃圾焚燒場從國外引進的垃圾分選系統大多“水土不服”，一般只能把垃圾分成4種，不僅回收利用不方便，太多會燒出二惡英的物質也都被混著燒了。而且，國外的生活垃圾含水量一般在20％~30％，我們的生活垃圾含水量很少低于50％，大部門垃圾焚燒廠不得不大量添加煤炭或柴油助燃，又產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
據了解，“城市生活垃圾水分類處理系統設備”是目前環保部門正在大力推廣的一項垃圾處理技術，有可能打破目前各地垃圾焚燒廠建設的僵局，
城市生活垃圾水分類處理系統以水為介質，依據不同密度的物質在水中不同的沉降速度，結合特殊的工藝流程及自動化機械對組分復雜的原生垃圾進行全自動分類，分類后的垃圾均為單一物質，經各類裝置收集后作為產品的原材料回收利用。經分選后，垃圾可分為有機物、金屬、塑料瓶、泡沫塑料、軟塑料袋、扁平包裝塑料、長條物、小重物、大重物和雜物等10種類型，90％以上都可以回收利用，只有剩下不到10％的殘渣需要填埋或焚燒。
“在垃圾焚燒處理前期，如果利用這一系統進行分類，就能有效地減少垃圾焚燒過程中產生的二惡英等有毒氣體。”王友昌強調。
王友昌還另外強調，就垃圾運輸方式而言，真空垃圾收集系統確實可以解決環保的問題，但有條件限制，比如適合于新城開發。同時，這套誕生于西歐的先進系統價格不菲，雖然環保了，但不一定經濟。目前中國最迫切的不是急于上馬各種新技術，而是建立一整套垃圾循環系統，并教育社區居民，使其全力配合。只有老百姓的實際行動才是改善垃圾現狀的強力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