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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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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檔案】
畢業院校：天津財經學院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工作經歷：曾在天津銀行任職;
1996年，任京達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1999年，組建北京通亞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任董事、總經理;
2001年，任北京誠通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2006年，任北京誠通嘉業集團董事長。
開發項目：“耕天下—菁華茗邸”；“朱雀門”。
興趣愛好：旅游、登山
科學規劃是城市發展的前提
城市是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空間載體，科學的城市規劃是科學配置城市資源的第一道閘門。王嘉敏認為，在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的今天，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表明，中國不僅要快速發展，還要科學發展，而科學發展的結果是要在各個領域具體體現出來的。對于城市來說，城市規劃不到位，就不能夠建設百年建筑，沒有百年建筑，建設百年城市也無從談起。
她說:“城市的文化內涵也是城市產業鏈的有機組成部分，城市越有歷史的品位，就越有吸引力，個性越強，就越有包容性。一個沒有傳統文化積淀的城市是缺乏魅力的，我們去過歐洲的一些城市，感覺這些城市都十分顯現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很有歷史的烙印。相比之下，雖然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城市發生了巨變，卻留下了很多遺憾，北京、上海等城市雖有百年歷史，卻無百年的厚重感。”
此外，她還從微觀的角度例舉了城市規劃不到位引發的一些令人擔憂的現象。“望京、亞北地區、回龍觀、天通苑等區域出現的‘睡城’現象，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城市規劃出現了問題。雖然政府在不斷地修正，也能起到一定的價值和作用，但事實上，‘睡城’現象已經產生了。而且對城市的負面影響很大。”
她認為，像北京這樣的大都市，城市發展速度非常快的情況下，城市規劃不到位，必然會出現交通半癱瘓等城市問題。城市主管者、建設者要不斷反省，怎樣的城市規劃才能夠契合城市發展的需要。首都北京發生的這種現象，要讓其它城市引以為戒，要讓其他城市的主管部門能夠認識到科學規劃的重要性，避免這種狀況的重復發生。特別是未來若干年將要飛速發展的中、小型城市的規劃更應注意。
對于如何跳出這個“怪圈”，王嘉敏直言，雖然開發商為了項目的利益作各種突破的現象大大減少，個人利益唯上的狀況有所改觀，房地產行業的整體素質有了很大提高，開始將城市景觀的塑造和對城市的影響擺在了更高的位置，但要靠企業或者企業家的自發力量推動城市化進程，力量比較薄弱，影響力較小。她認為，要將城市化做出力度，做到位，一定要靠政府的執行力。
“目前，從建設部到各級政府領導，都很重視這個問題，也出臺了很多政策予以規范。但城市中相鄰的兩個項目不協調的現象還非常普遍，影響城市的美觀。這些只有在城市統一調控下，才能產生效應。”
但她也表示，政府在做一個城市的規劃和定位的時候，有必要征求企業家的意見。“盡管企業家是個體，但他們是在一線的工作者，對于自己從事的行業有一定的了解、經驗和悟性。我覺得企業家的意見會對政府制定政策有一定的參考作用。”她舉例說，美國房地產商會之所以能夠影響美國的城市規劃和房地產的發展，就在于這些房地產投資人總是在不斷研究房地產的發展，政府能夠采納他們的建設性意見。
產業定位要注重分工協調
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使得未來城市的競爭不再是簡單的個體競爭，而是城市群之間的競爭，是區域與區域間的競爭。對同處于一個區域范圍內的相關城市，彼此間的競爭固然在所難免，但更重要的，是要解決好城市的分工與協作的問題。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今后，中國不僅將不斷出現新興城市，而且目前的中、小城市的規模將不斷發展擴大，對城市定位、產業布局、區域經濟發展與協調等問題將日趨迫切。那么，怎樣才能形成一個合理的定位與布局？怎樣才能更好地招商引資？怎樣才能讓各個城市協調發展而不是競爭的關系？
王嘉敏認為，城市化進程中做好城市產業體系的配比至關重要。她說，曾經一段時期，由于彩電、冰箱等集中上馬，銀行出現了很多呆壞帳。更重要的是，許多廠子面臨倒閉。就是因為城市產業體系的配比出現了問題。
在她看來，每一個城市不僅要有符合城市自身需要的產業體系配比，還要和周邊城市的產業體系協調發展。并且中小城市一定要根據與區域中心城市的關系有機疏散，各歸其位，重新研究、調整自身的發展定位，尤其是產業定位，找到自己的恰當位置。而投資商也必定會根據國家的產業導向和城市定位、或者區域定位去找項目。“要知道，產業定位會引發資金流、人流、技術流等問題，所以，科學性不容忽視。”
她建議，政府不要輕易地支持某一個地區的產業園，要注意產業配比平衡。這不僅能夠抑制每年飛快增長的固定資產投資，使其平衡發展，而且對于抑制經濟過熱會產生一定的作用。
城市配套要有前瞻性
就目前中國城市的發展模式，王嘉敏主張“以大城市為核心，發展不同規模的中小城市比較適合中國的國情”。“像北京、上海這樣的特大城市，未來一定會限制性發展。中國會在各省市出現以中心城市為核心，周邊有若干個百萬人口的中等城市，或者小型城市，這對整個國家的投資、產業協調都會產生一定的聚散力。但無論是一個新興的城市，還是一個舊城改造的城市，一定要對這些城市的規劃和配套有前瞻性。”
她認為，中國在這方面一定要借助外力，借鑒各國成功的經驗。將北京、上海這樣具有號召力的城市，過于集中的人文、醫療、教育、市政等資源進行有效分配，讓各地具有一定的聚散力，吸引人們前去這個城市生活、就業，同時減輕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的壓力。
由于工作的關系，王嘉敏經常需要去各個城市考察。她發現，包括北京在內的許多城市在棚改的過程中帶來的城市面貌失衡，正影響著城市景象的美觀。
“我最擔憂的就是棚改，它帶來了兩個主要的問題，一個是城市的美觀性問題，另一個是區域土地價值問題。目前的棚改區都在城市的核心區域，商品房與回遷房捆綁開發，建筑是組合式的，高低檔樓盤混雜在一起，城市面貌失衡，建筑與建筑之間很不協調。并且回遷房大多存在著規劃和配套不完善的地方，這會給城市核心區帶來新的不便。”
“城市建設要兼顧多方面的因素。回遷政策若要作一定的修改，政府是否可以考慮在城市里某一區域相對集中建設回遷房，一方面有利于配套的合理規劃，另一方面，可以體現不同區域的土地價值。這既可以提升城市的美觀度和城市價值，也能夠讓土地價值做到最大化。”
要從根本上保護失地農民的利益
對于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王嘉敏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說：“首先我們不要對農民帶有歧視的眼光。當前，中央提出建立和諧社會，向農村推行醫療、勞動保護等各方面的福利政策，就是要讓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諧，農村和城市享有同等的福利。我想，當城市和農村差別越來越小的時候，對農民的歧視也會自然消除。”
但她直言，“要打破從出生就將身份定為城鎮人和農村人的結構，會有很大的難度。中國人口太多了，短時間內很難改變農村人口占很大比例的現狀。從發展的角度來說，中國會像國外一樣，城里人和農村人只是對生活在一個區域的人的稱呼，農民會成為一個工種。我認為，只要城市化做到位，農村人口自然就會大量減少。”她預測，二三十年后，城鄉二元結構會逐步解決。
在談到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的問題時，她說:“我們不僅要保護失地農民，而且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雖然城市化的運營和發展，讓農民靠天吃飯的比例逐漸減少，但最重要的是農民的社會保障和價值的體現。對于農民來說，土地是農民利益的根本保證。國家應該賦予農民一定的土地權利。如果能夠將土地價值進行一定的量化，農民的根本利益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實現。但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政府下決心。”
就時下“城鄉統籌發展商”這一熱點，她表示，有機會會去做，也會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做好。但“如果讓發展商負責把農民、投資人和企業三方在某一個項目做一個利益的平衡，很難做到區域整體規劃、整體利益的平衡的。這種做法只會讓區域的發展化整為零，那么，區域的和諧誰來統籌？我認為，如果真要這樣做，首先政府要出臺很好的規劃和控制體系，然后，再去對區域不同地塊進行招商引資，而且一定要解決農民的具體問題。”言談中，王嘉敏時時不忘區域整體的發展和農民的切身利益。
堅持“文化地產”發展
21世紀是文化競爭的世紀，文化建設在城市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以文化為基點，城市發展可以進行重新定位;而同樣以文化為基點，在富有智慧的活力演繹下房地產的價值將得到全方位提升。文化在房地產中的作用已經不再是潛移默化，而是觸手可及。
作為“誠通地產”的領航人，王嘉敏表示，城市化的發展給房地產帶來很好的前景。集團從行業發展趨勢出發，在立足京津的基礎上，逐步將業務向全國拓展，目前在北京、天津、廣州、長春等地投資開發了多個房地產項目。她向記者透露，集團仍將以“誠通地產”為品牌，堅持“文化地產”的特色路線，為城市創造建筑精品。
“文化對于城市建設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城市建設中，地產商要根據不同城市、不同區域、不同項目的特點去挖掘土地價值。雖然建筑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無論是現代的，還是古樸的，都是一種表現方式和表現效果。但我們更希望根據每塊土地的地域特點，通過繼承傳統的文化，讓建筑符合當地的文化脈絡，將傳統文化進行現代化的演繹，提高地域價值。這是地產商應該具備的使命感。”
對于“耕天下·菁華茗邸”、“朱雀門”被業界稱為“豪宅”的說法，王嘉敏并不認同。她說：“我認為，我的項目不是豪宅，而是高檔樓盤。真正的豪宅是為少數人打造的，無論是建筑、內部裝修，還是軟件設施，各方面配置都要更全面，要求更高。別墅屬于其中的一類，但目前的產品都普遍缺少軟件。如果能夠做到位，就可以叫做豪宅。”
另外，她還對精品闡述了自己的看法:“精品就是精心打造的產品。我相信，沒有一個開發商不愿意去做精品，但我對精品的定義是，一定要做出和別人不一樣的東西來。我希望通過多種元素的綜合賦予它更多的價值，體現更多精神層面的東西。”她坦承，在兩個項目的設計里下了很大的功夫，雖然目前房地產行業的發展水準造成施工方不能完全將原設計體現出來，需要不斷修補細節，但消費者對于項目的認可，讓她感到很滿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