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個人檔案】
學 位：曾分別獲得文學學士、文學碩士、經濟史博士學位。
現 任：北京工業大學教授，北京工業大學創意產業研究所所長。
兼 任：華中師范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培訓學院等院校的兼職教授。
學術著作：《從旅游到旅游業》、《現代企業文化研究》、《社會轉型與學術轉型》、《現代企業咨詢概論》、《文化產業經營與管理》；主編出版了《入世后經濟開發區發展戰略研究》；發表過《公墓建設與城市景觀塑造》、《城市公共空間的文化軟件系統建設》、《來自世界文化產業的反思》、《網絡規則與社會規則》等學術論文80多篇。
城市化究竟是什么？是工業化對農業的取代？是農村的土地變成了商品用地？是農村戶口變成了城市戶口？是鄉村小道變成了城市水泥馬路？是農戶平房成為高樓大廈？這些回答都不全面，僅僅只是回答了一些表面現象！
其實城市化的關鍵是國民觀念的現代化！由農民變市民，由農村變城市，由農業變工業……這些都是身份與生存方式的變化，其根本是需要國民觀念意識的變化，需要廣大農民由小農意識轉變為現代市民意識，由過去的小農生產轉變為現代大工業生產，由過去被動的、盲從的、封閉的生活方式轉變為積極的、主動的、主觀能動的生活方式……這些變動都對國民素質的提高、心理狀態的改變等提出了很現實的要求。
城市現代化取決于人的現代化
人們在談到城市現代化的時候，多強調城市的硬件設施，如樓房有多高，馬路有多寬，綠化面積有多大，交通設施有多先進等等，但往住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人的現代化問題。在城市所有的硬件設施背后，是人在起關鍵作用。城市的現代化，首先取決于人的現代化。尤其是市民心態的現代化、市民素質的現代化。
智利有位叫薩拉札·班迪的著名學者、博士，他對現代化問題說過一番耐人尋味的話:“落后和不發達不僅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會經濟圖畫的統計指數，也是一種心理狀態。無論哪個國家，只有它的人民從心理、態度和行為上，都能與各種現代化形式的經濟發展同步前進，互相配合，這個國家的現代化才真正能夠得到實現。”
我們要重視城市化過程中的硬環境建設與創新，但更應當注重軟環境建設，尤其是人文環境的建設與創造。很多發達國家十分注重對于國民素質的培養。僅以東方的日本為例，其市民的素質應當說達到了較高的程度。在東京那么一個人口密度極高的城市，你幾乎很少看到交通警察，人們都十分遵守交通規則。哪怕馬路兩頭沒有車通行，過街紅燈亮了，人們依然十分自覺地等待綠燈亮后再過馬路。遵守規則，這就是現代化精神的一種表現。
文化教育與體制創新是塑造“新人”的前提
“新城”的出現首先是“新人”的出現。要振興一個城市，首先要進行人的改造和整個文化的檢討。要呼吁“英才”的出現，“新人”的出現。要主動地、全面地開放城市，形成人與自然、人與城市同步發展，最終達到城市的一體化發展、可持續發展。
如何能使“新人”和“英才”脫穎而出呢？它的前提是什么？我覺得，至少有兩個前提，一是文化教育的作用，另一個是體制的創新作用。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十分注重文化教育對社會改革的作用，強調首先要提高民眾的文化教育水平，建立新的文明精神，然后才能推動社會的進步。
日本學者福澤喻吉寫過一本名為《文明論概略》的著作，書中說:“所謂文明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的風氣。這個風氣，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購買，更不是人力所能一下子制造出來的，它雖然普遍滲透于全國人民之間，廣泛表現于各種事物之上，但既不能以目窺其形狀，也就很難察知其所在。……我們主張是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礙，為汲取外形文明開辟道路。……汲取歐洲文明，必須先其難者后其易者，首先變革人心，然后改革政策，最后達到有形的物質。”福澤喻吉是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他認為一個社會的進步,首先是人的精神文明的進步。
以北京為例，要提高首都的城市品味，首先要真正注重文化教育的作用。北京有這么多大專院校，又有晚清以來好的教育傳統。政府應充分利用首都教育大都會的教育資源，實現政府對市民教育、督導、訓練、塑造的功能。這幾年，同美國、英國、日本、香港、臺灣等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較，我們與他們的差距主要不是經濟和技術方面的，而是市民整體文明程度，尤其是受教育的程度。如英國就很重視成人教育、社區教育。從總體上評價，中國人的素質比不上發達國家，這是制約城市發展的關鍵所在。
那么加強教育訓練和人才培育，是否就能夠創造出“英才”和“新人”并發揮其作用呢？
我們認為這需要一個基本的前提，即體制的創新作用。人們常說，中國不缺乏人才，但缺乏人才脫穎而出的機制，缺乏“英才”和“新人”成長的土壤。這話有一定的道理。在目前知識經濟空前高漲、網絡信息迅速發展的社會，體制的創新往往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巨大效益。目前，我國政府已經加入了WTO。這實際上是在進行一場巨大的體制創新運動。我國在許多領域將要與國際慣例全面接軌，在“游戲規則”上必須嚴格遵守中國政府的莊嚴承諾。這將帶來社會機制上的巨大改革，會使更多的“新人”和“英才”脫穎而出。
體制創新依靠主政者的素質
人的開放必然帶來城市的開放，各種各樣的展覽會實際上是將城市進行一種包裝，然后主動地向外界推銷出去。最有價值的還在于，在城市的包裝、塑造過程中，培育了一種近代意識，也就是將城市的近代意識灌輸到人的觀念中去了，大開了武漢人的眼界。
可以這么認為，張之洞的“湖北新政”表現了以張之洞為首的湖北主政者的一種積極開放的心態和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
我們過去對歷史的研究總是偏重于對自然的、經濟的、規模發展的研究，而較少注意到人為的、政策性的、主動的、精神方面的因素，而這方面恰好是更重要的。張之洞的一系列新政的主要價值在于那種主動為之、敢為天下先的開放精神和積極創造心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對于城市的發展導向，主政者的人為設計有時起很大作用。
城市建設的現代化，首先應當是人文精神的現代化
城市人文是城市現代化的根本問題
其實，城市的形成和發展，不完全是一個自然經濟發展過程，它如同嬰幼兒的成長，需要主動的培育。我們現在最缺乏的是主動培育、塑造、引導的意識和敢為天下先的精神。
我們曾通過媒體，呼吁城建決策者們，應當注重城市“街頭人文博物館”的建設，其用意在于塑造城市文化氛圍、展示特定城市的人文精神。每一個城市都有著它的豐富歷史文化底蘊，尤其像北京、西安、南京、武漢等歷史古城，他們的歷史文化底蘊本身就是一個城市的巨大精神財富。
例如武漢市，在l9世紀后期被迫開辟商埠以后，留下了許多具有較高人文價值的歷史文化建筑，這些建筑不僅記錄了武漢人長期經營的動態過程，也凝聚了武漢人日積月累的生活軌跡。但這些建筑有許多已被損壞或正在被損毀，因而建立“街頭人文博物館”，再現老城區的歷史風貌，對于今天的城市理念的提升和城市風格的確立，有著巨大現實意義。
城市沒有理念就永遠沒有個性、沒有風格，好比一個城市的標志性建筑被稱之為城市之“魂”。巴黎沒有埃菲爾鐵塔就不成其為巴黎，倫敦沒有倫敦橋就不成其為倫敦。但城市理念是通過為政者主動塑造與培育出來的，它應該是浸潤了深刻的文化內涵的，世界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無不是這樣。
我認為，武漢作為一座特大型城市，城市理念應該是大流通、大開放、大改革、大氣魄、大手筆，敢為天下先，廣招天下客。武漢本是濱潮、濱江城市，鐵路、公路縱橫，一橋二橋三橋橫跨南北，但是我們卻感受不到“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的大氣魄。
武漢人有其“爽”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小氣象:小家子氣，小精明，小市儈……如漢正街小商品市場，它之所以在全國叫響，是因為它的規模大。但就其每一家，全是斤斤計較的小生意、小買賣，缺乏大氣度。再如從前的“一枝花”洗衣粉、“荷花”洗衣機，當時在全國很有名氣，但卻壽命不長。氣度不大，必然眼光短淺，老在小圈子里兜，翻起點小浪花，而成不了大氣候。更有甚者，只做一錘子買賣，過河拆橋。所以，武漢沒有“海爾”，許多專利也是“生在武漢，扎根外省”。有人形象地稱武漢人為“醒得早，起得遲”。這說明武漢人缺乏大的抱負和務實的干勁。有人說武漢人善于創新，但少于穩定；富于義氣，但少于理性；富于安樂，但少于競爭。“創新、理性、競爭”，這些都是城市現代化建設必不可少的精神。
所以說，城市建設的現代化，首先應當是人文精神的現代化。很多人把當前的城市建設的問題簡單歸結于資金和技術問題，其實這是非常片面的。人文的改觀才是城市現代化建設中的最根本的問題。
在信息、網絡的時代，要倡導一種科技與人文精神相結合的風尚。這樣才能建設出有個性、有風格、有豐富文化理念的現代化“新人”和“新城”。我們可以通過各種途徑發掘人才、培養人才、聚集人才、招募人才。人才的聚集既可以通過區域自身的培養和發現，也可以用事業、用項目、用先進的觀念去借用人才。在人才使用方面，應當遵循“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所屬，但求所同”，“不求所在，但求所謀”……多種吸引人才的方式就是為了“延長自己的手，延長自身的腿，延長自己的腦”，以便“借船出海，借網打魚”。
“新人”的培養與吸引，要求城市的主政者要營造一種聚集人才的良好文化氛圍和社會環境，這樣才能真正培養和吸引城市“新人”。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城市化的進程第一要務就是培養與聚集城市“新人”，讓這些“新人”帶動國民觀念的轉變。
當然，體制的創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依靠廣大國民的自覺，更依靠主政者的素質。毋庸諱言，主政者對于體制創新乃至社會改革與進步都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晚清時期的主政湖廣地區的張之洞為例，他于l889年起主政湖北，前后三度督鄂，為時長達十六七年之久，對湖北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影響甚大。張之洞督鄂期間大力推進湖北新政。盡管他是個洋務官僚，其“新政”也是出于被迫，但“新政”的實質無疑是一個“改革”，而且其“改革”力度之大，在全國少有，加上張之洞本人的開明和雄才大略，把武漢迅速帶到了僅次于上海的空前的地位，成為當時華中地區最大城市，被譽為“東方芝加哥”。張之洞在武漢創造了當時許許多多的“全國第一”(如漢冶萍鋼鐵公司、湖北兵工廠、紗布絲麻紡織工業區等)，成為后世屢屢稱道的政績。
從嚴格意義上說，近百年來武漢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大開放，是以張之洞為首的主政者通過政府的政策導向實現的。所以說，一個城市的主政者，他們的開放意識、政策導向往往會影響城市民眾的開放意識和城市的形象。
張之洞的另一個重要功績是，通過辦展覽展陳湖北和武漢商品來塑造近代武漢城市形象。晚清，武漢曾先后6次舉辦展覽會，其中l909年在武昌平湖門舉辦的“武漢勸業獎進會”可以說是當時全國最早的博覽會；而l9l0年在南京舉辦的第一次全國規模的“南洋勸業會”中，湖北是唯一擁有兩個展館的省份(“湖北一館” 、“湖北二館”)，從中不難看出當時人們的積極心態和開放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