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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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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夏季達沃斯在大連召開。本屆夏季達沃斯定題為“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實現包容性增長”。科技是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把全球經濟增長瓶頸置于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大背景下加以審視和探討，現實意義是十分明顯的，而強調包容，則看到了公平性對于經濟增長的潛在意義。
李克強總理在論壇的主旨演講中就指出，這一輪工業革命，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孕育興起的，其速度、廣度、深度前所未有，也為各國經濟增長帶來了無限的機遇。但是如果舉措不當，那么也會在增長當中帶來包容性不足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公平性的問題。
事實上，包容性、公平性既是增長中出現的問題，同時也是可持續增長的前提。就當下中國而言，一方面，公平性不足、貧富差距拉大已經在制約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急需從投資拉動、出口拉動向擴大內需轉型；另一方面，經過多年的資本積累，當前中國已經進入資本為王的時代，資本作為驅動技術革命的重要力量，同時也勢必會助推公平性缺失的問題，進而影響增長的可持續性。
在上述背景下，中國要實現“包容性增長”，應該兼容科技紅利和制度紅利，即促進兩大因子的共同進步。包容科技紅利是實現包容性增長的前提，畢竟，科技是增長的內驅力，而沒有增長的公平，其意義是值得質疑的。包容制度紅利、促進制度紅利的釋放，則是“包容性”最為重要的體現，一方面，圍繞科技發展趨勢構建更為公平的制度架構，可以引導科技革命更具普惠價值；另一方面，推進更有深度的制度性改革，創造更為公平的經濟發展環境，也是當前經濟結構性改革的要義。
首先，科技革命的包容性問題需要在經濟增長中解決，科技革命本身，則需要充分肯定。事實上，科技本身是中性的，長期來看，更必然是普惠的，當代人都是歷次工業革命的受益者，新一輪科技革命也不會是例外。當然，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說，工業革命是增長機遇，但增長當中也會帶來包容性不足問題。這種趨勢的出現，一方面是我們身處資本為王的時代，資本推動著科技革命，而資本的逐利本質、強勢話語地位也傾向于助推社會不公平；另一方面，歷次工業革命在解放生產力的同時，也會帶來一定時期的失業問題，而本次工業革命以生產智能化、無人化為方向，所帶來的失業問題可能范圍更大、持續時間更長。
其次，釋放制度紅利是解決包容性問題的關鍵。就科技革命而言，當前全球仍處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早期，在經濟增長中解決科技革命的包容性問題，要求科技政策的制定者更多的發掘、激勵科技革命的普惠“因子”，中期內，則要求政府積極激發市場的力量，疏解科技革命深化可能帶來的失業問題。科技的普惠“因子”是客觀存在的，并且集中體現在其對中小企業、弱勢產業、個人創業的帶動上，正如李克強總理在演講中所提到的，“在中國偏遠山區里的農民，他們的特色農產品也能夠在一兩天之內通過網購、快遞，迅速進入中國的大城市，價格是在當地銷售的若干倍。”電商及其配套的快遞行業是科技普惠價值的重要體現，最近兩年政府積極支持快遞企業上市，背后必然有促進就業的考慮。
釋放制度紅利，還要求全面深化經濟的結構性改革，解決現存的制度弊病。制度改革，無非是更大程度地推進經濟的市場化，使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在更為平等的位置，顯然，更有包容性的產業環境、金融環境所帶來的不僅是公平的提升，更是對經濟效率和活力的深層激發。
就當下而言，人口紅利的弱化是中國經濟所面臨的最為顯性的挑戰，而科技革命尚處于早期，短期內并不足以化解空前凸顯的經濟增長瓶頸。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更加關注傳統產業所面臨的制度環境，通過更有深度的制度變革對沖人口紅利的衰減、助推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這也是當前將包容和增長統一起來的最好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