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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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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線城市將更大、更富、更敢花，成為2030年中國近10萬億美元消費市場的主力軍。在三四線城市滲透率高、關注當地消費習慣升級的企業將獲益。
隨著中國邁向高收入經濟體，經濟將逐漸由消費驅動。
市場一般認為，今日的30個一二線大城市是最重要的消費市場，但筆者認為三四線城市將成為今后十年內消費增長熱潮的主力，到2030年將貢獻中國居民消費年增量的三分之二。
首先，三四線城市將變得更大。由于嚴格的落戶政策及高企的房價，近年來一線城市的人口流入幾近停滯，在2011年至2016年期間增速僅為1.5％，較2006年至2010年的5.1％顯著下滑，個別城市如上海的常住人口甚至下降。
作為對比，三四線城市的人口年均增速在同期保持在 3.1％的高水平。更高的生育率和年輕的人口結構、放寬的戶籍政策，以及相對合理的生活開銷水平將為小城市的人口增長繼續提供有力支撐。
其次，三四線城市的人將更富，收入向一二線城市收斂。社會制度基礎相近、但經濟發展水平不一的地區之間往往會發生收入收斂現象，即起始收入較低者往往擁有更高的經濟增速。美國各州和歐盟各國在過去都經歷了收入收斂。
中國不同城市之間不僅符合收斂的條件（類似的制度基礎），還同時受益于政府主動尋求區域發展平衡。
近期政府已出臺一系列區域發展再平衡的大政方針，譬如建立雄安新區、長三角城市群（浙江全面接軌上海示范區）、廣東大灣區等，鼓勵產業布局大城市周邊的小城市。基建設施，如高鐵、地鐵、教育及醫療資源也開始向三四線城市傾斜，促進更緊密的經濟一體化。
基建連通（包括交通、互聯網、4G移動網絡以及智能手機滲透）還促使技術溢出效應加快，促進生產力增長。舉例來說，打車軟件在誕生后不久就已廣泛應用于三四線城市。
這些因素將促使三四線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從如今的4500美元上升至2030年的接近8300美元，從而將與一線城市的收入差距從45％降至36％。
最后，三四線城市市民將更敢花錢。得益于更合理的房屋價格、戶口制度（及相關社保福利）的靈活性，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高，消費率有更大的上升空間。
三四線城市的房價盡管經歷了近期的上漲，但總體仍處于可負擔水平，房價收入比平均為6倍，遠低于一線城市的接近15倍；房貸占月收入的比重即使從2015年的14％升至2016年的22％，仍大大低于一線城市的54％。
房價負擔在大城市已成為年輕人消費的阻力，小城市的住房開支低，對其他商品服務的消費能力強。當前三四線居民的儲蓄率為33％，高于大城市，未來下降的空間大。此外，智能手機、電子商務的普及，也將幫助克服小城市傳統零售渠道匱乏、產品可獲得性較低的劣勢，進一步釋放消費需求。
筆者預計三四線城市消費率（家庭消費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將從2016年的67％上升到2030年的82％。作為對比，同期一二線城市的消費率上升幅度將更輕微。
此外，三四線城市消費模式亦將出現轉變。這些小城市的人均GDP正達一線城市十年前的水平，根據中國一線城市的經歷和國際歷史經驗，其需求向服務業轉型的步伐即將加速。酒店餐飲、醫療、家用商品和服務、互聯網、娛樂等消費的占比將在2017年至2030年期間大幅提升。
不可否認，這一趨勢的實現將面臨一些風險。市場對三四線城市增長前景的疑問常見于房地產庫存（鬼城）、房市泡沫溢出，以及供給側改革對資源型城市的影響。然而，考慮到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已經改善、住房價格仍然處于可負擔水平、經濟一體化和轉型進展順利，這些因素的影響將有限。
全國庫存積壓已經從2015年10月的21.22億平方米下降至今年4月的19.85億平方米；而庫存月（定義為庫存量與過去12個月平均銷量之比）也從33個月下降至24個月：房地產開發商在當前周期更為審慎，而比一二線城市更可負擔的房產價格，以及政府的貨幣化安置棚戶區改造等措施，也支撐了需求量。
另一方面，依賴原材料生產的中小城市受供給側改革的影響也可控。2012年以來原材料價格不斷走低并未減緩三四線城市追趕一二線城市收入的腳步。除了勞動力及土地成本優勢，基建設施和公共資源的改善，以及政府優惠政策也將促進產業轉移和服務業轉型。
綜上所述，筆者非常看好三四線城市的消費前景，預計它們將貢獻目前至2030年間中國居民消費增量的三分之二，年增速接近9％，比一二線城市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