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以來,中國三四線城市房價上漲引來各種觀點的大碰撞。有人繼續看好,認為應趕快出手,也有人表示謹慎,擔心牛市或將是個“陷阱”。到底該怎樣看待三四線城市房價的上揚呢?
2016年初,受全球股市波動的影響,大量資金涌向房地產市場,以消除風險和收益的不確定性。由于中國住宅的年銷售額度比美加英法澳的總和都多,因此“有眼光的”國際資本自然不會放過。在綜合因素作用下,我國房價自去年第三季度以后快速上漲。
不過,翻了一下我國城市線別的劃分,發現其作為房價討論的基礎實在牽強。比如,三四線城市中竟然有海口、貴陽、南昌、蘭州及幾個自治區的首府城市,這顯然是按照城市的政治經濟學級別和GDP加權劃分的結果。舉個例子,排在五線城市中的廣安市有470萬人,GDP在去年越過1000億元人民幣。我國地市一級城市在達到這個人口規模,GDP越過1000億元后,其國民經濟體系的骨骼就清晰可見,新的增長點會不斷形成,出現加速發展。五線城市尚且如此,三四線城市中的佼佼者更是如此。
2016年,以當地居民的消費能力,我國三四線城市的恩格爾系數應在25%左右。也就是說,三四線城市居民單靠自己的消費能力,就能支付不低的住房價格。這一過程在發展中經濟體人均GDP越過3500美元的時候就會出現,而我國去年人均GDP約為8000美元,三四線城市超過1萬美元。因此,隨著住宅資產市場的洼地效應和人均收入在基層城市的提高,我國三四線城市房價上漲的基礎力量在于中國增長的動力機制變了。拉動經濟的力量不再僅是投資和出口,而是需求和創新占主導地位。
“一花獨放不是春,萬紫千紅春滿園。”一二線城市房價上漲不是我們所要的城市化。在城市化的過程中,我們又因為給城市的發展進行了諸多的政治經濟學授權,將城市之間的競爭變成了政治經濟學授權之間的資源擁有權利之爭,忽略了城市之間的競爭還有國民經濟體系意義上的產業群培育之競爭。結果是,城市在原有的業態上越攤越大,資源在原有的技術條件下越配置胃口越大。如今,新型城鎮化的多年呼聲和特色小鎮的建設,以雄安新區的建設為標示,以三四線城市房地產為發展的內在階段性動力,中國城市發展的萬紫千紅時代露出了一道亮光。
三四線城市房地產的發展,很可能帶來大小城市間人口、城鄉間人口的雙向多維度流動。如果引導得好,不僅能吸引外國流動資本,而且非常可能使其成為三四線城市發展的新一輪建設資本金。大城市的人口,加上“互聯網+”技術的助推,則非常可能變為三四線城市建設的優質人力資源。
希望這一輪三四線房市熱,能夠規避資本飛掠的短期上揚后的負面后果,成為新一輪三四線“城市圈群”的契機,完成中國新型城鎮化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