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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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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創造供給 城市化創造需求 眾所周知，工業化的過程也是城市化的過程，經濟的現代化就是依托這兩個過程完成的。這兩個過程之所以不可分割，就是因為工業化所創造的現代消費品是面向城市人口的，而工業化所帶來的社會分工要求，也只有在城市體系中才能得以順利實現，所以，工業化要以城市化為基礎，城市化則要靠工業化來推動，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工業化創造供給，城市化創造需求。
城市化創造需求的能力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二，城市化會引發更多的消費需求。這是因為城市人口收入要高于農村，有能力消費更多的商品，而且現代大工業所生產的消費品，都是以城市基礎設施配套為使用條件的。此外，即便是現代農村，仍保留了很多自然經濟的痕跡，許多消費品是自給自足的，例如從統計資料看，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村居民消費中有超過40％是非現金形式的，而直到2007年，全國農村平均仍有14.2％是非現金形式的。所以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會帶來消費總量的擴張。 第三，服務產業的發展也是與城市規模的擴張密不可分的，不僅依托于城市的大工業體系發展，必須有與之配套的生產性服務體系，如流通與通訊服務體系、金融與法律服務體系、勞動力市場與交易體系等，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與生活質量的提高，也離不開商業服務與醫療、娛樂的服務產業的發展。而在農村，由于受到人口聚集程度和收入水平的限制，這些服務產業就沒有巨大發展空間。 在我國，改革前30年為了完成需要高積累才能建成的軍重工業建設，而把長期保持高比重的低收入農村人口當作了主要的積累機制，所以只有工業化而沒有城市化。到1978年，從第二產業比重和工業勞動者人均資本擁有量看，中國已相當于人均3000美元GDP的中等發達國家的工業水平，但是從農村人口比重看，卻只相當于人均200美元國家的水平，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二元結構”，即先進的工業與落后的農村并存。二元結構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但在1978年時以中國為甚。例如根據當時世界銀行的統計，用比較勞動生產率來衡量的二元結構強度，世界發展中國家平均為3倍，最高的國家也剛超過4倍，而中國當年是6.1倍。 改革開放以來在長達30年中，為了給長期欠缺的輕工業發展補課，也為了解決龐大農村人口的就業問題，在全社會資本積累不足的背景下，從節省城市化成本出發，從80年代中期開始，又長期實行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工業化政策。農村工業化從而國家工業化雖然獲得推進，工業內部的輕重工業比例關系也得以優化，但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后的矛盾仍然沒有解決，二元結構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出現了強化趨勢。到2003年，農業與非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差距倍數，從1978年的6.1倍上升到6.6倍。到2007年，雖然由于本輪工業化所帶來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效應，又回落到5.4倍，但是今年隨著城市經濟萎縮及其所產生的農民工倒流，估計又會回升到6倍以上。 由于新中國在改革前及改革后30年長期發展中，都延續了工業化超前而城市化滯后的經濟發展模式，所以就形成了獨特的經濟結構：從產出水平看，已經達到了可以滿足人均收入3000美元國家的生產能力，但是從需求水平看，由于占人口主體的農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去年只有4761元，折合美元只有700美元，導致國內需求總規模與供給總規模嚴重不對稱，由此就形成了社會經濟總量循環過程中的巨大斷裂層，這是中國形成長期過高的儲蓄率，以至于不得不長期高度依賴外需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當代中國，收入差距拉大是導致過度儲蓄和生產過剩的基本原因，但收入差距既表現在人群之間，也表現在城鄉之間，例如城鄉人均收入差距1978年是2.68倍，2008年已上升到3.31倍。經濟學理論說明，居民儲蓄水平是隨收入水平上升而不斷提高的，2007年，農村人均消費支出占當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是77％，而同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費占收入的比例是67％，說明城市居民家庭的儲蓄能力比農村居民要高出10個百分點，城市人口雖然不是主體，但因為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的3倍以上，所以1/3的人口比重卻占有超過70％的居民總收入，城市人口的儲蓄能力強就導致了過高儲蓄率的發生，相應抑制了消費總量與供給總量的平衡過程，由此引發生產過剩。 如果工業化創造供給，城市化創造需求，則工業化超前而城市化滯后的戰略，就必然會導致一國的內部需求被長期壓抑結果，所以調整城鄉人口比例結構，加快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就可以釋放出巨大的內需，從而使中國的經濟結構更加協調，使中國的經濟發展更加符合市場化條件的經濟規律。 從國際經驗看，當一國處在人均收入3000美元發展階段的時候，各國的平均城市化率在55％左右，在人口稠密的東亞地區在75％左右，服務產業比重在50％左右，而在今天的中國卻只有1/3的城市人口（1/3這個比率是根據目前中國的非農人口有3.5億人，再加上1億長期穩定在城市定居的農業人口估算出的數字，按照統計口徑，2008年城市人口已超過6億人，但那是包括了城鎮周邊人口在內的數字，例如把一個鄉劃為一個城市的區，這個鄉的農村人口也就被計算入城市人口了，這是不準確的城市人口數字。），服務產業比重只有40％。如果把中國城市人口的比重提升到2/3，即從目前的4.5億增加到9億，使服務產業比重提升到50％，就可以為經濟增長創造出一個長期的內需釋放過程。 例如，如果2008年中國的城市人口有9億，當年的社會消費總額就需要增加55％，相當于要求GDP規模要擴大27％，如果把服務產業比重提升10個百分點，也等于為經濟增長創造出10個百分點的新空間。從2003年到2008年，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有64萬億元，其中85％是城市投資，總額超過54萬億元，同期城市人口約增加了1億人，即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需要50萬元投資額，則增加4.5億城市人口就需要增加250萬億元投資，是去年投資額的12倍，可釋放的需求空間更是巨大，并且沒有造成新的過剩之憂。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到道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現在一些主要工業品產量看似過剩，但從長期看仍遠遠不足，以目前陷入嚴重過剩困境的鋼鐵產業為例，發達國家在完成工業化的時候是人均年產量為700公斤到1噸，目前的鋼鐵產能雖已達到6.6億噸，但是如果到2030年15.5億人口高峰的時候，按人均700公斤計算就是近11億噸的年需求。所以從長遠看，目前的過剩顯然是相對的，還有著巨大的增長前景，關鍵看中國是否會為城市化補課。 為城市化補課是中國朝向現代化邁進的過程遲早要作的事情，這不僅可以在世界經濟長期陷入低迷的過程中，為中國創造出一個可以長期增長的內需，而且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在本次經濟低谷中也難以繼續維持下去了。 離土不離鄉式的工業化過程使工業企業在全國呈散點式布局，2007年鄉鎮企業增加值占全國GDP的比重高達28.5％，水泥等建材產品和機械、電子產品的產出比重在全國占到20～40％以上，同時二氧化硫和固體污染物等的排放量也占到了全國的23～37％，由于不能向在城市那樣集中處理工業污染物，鄉鎮企業對環境的污染程度就更嚴重，隨著工業污染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嚴重制約瓶頸，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中政府提出了“新農村”的政策主張，去年的“三中全會”又提出了“新土改”的命題。新農村運動在某種程度上，是希望通過改善農村生活環境而減輕農民向城市轉移的壓力，顯然不是基于推進城市化的考慮，而新土改則是要解決土地在農村的流轉問題，使土地使用更有效率。但是農民失去土地使用權就是失去了生活來源，如果出讓土地所獲得的收入花光后又沒有在農業以外找到新的謀生手段，就會產生大量無業游民。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史說明，小農經濟遇婚、喪、病、事或自然災害極容易破產，其結果就是產生土地兼并和大量游民，這是歷代發生社會動亂的基本原因。因此，不推動城市化就搞農村新土改，是不利于社會穩定的制度安排，而只有在大規模城市化啟動后，當城市經濟成為可以吸納大量農村轉移人口的時候，農村的土地集中過程，才是一個有利于農業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 中國雖然國土遼闊，但是由于人口眾多且山川河流縱橫，耕地面積很有限，隨著工業化過程的推進，工業和交通、城市建設占地日益增多，吃飯和建設之間的矛盾開始激化。根據有關部門預計，到2030年中國人口還要再增加2億以上，而根據農業部的預測，在保持18億畝耕地與考慮入科技進步因素后，未來十幾年中國的糧食總產量也只能再增加8千萬～1億噸左右。但是根據國際經驗，西方國家在完成工業化的時候，人均糧食占有量是1000公斤，東亞地區經濟體在500公斤上下。如果到2030年中國完成工業化的時候人口是15億人以上，則那時對糧食的需求總量就會高達7.5億～8億噸，比目前增加2.5億噸以上，以1億噸的可能增產量顯然是不夠的，這就要求必須對土地的存量格局進行大調整，以此來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這個調整將集中在兩方面，一個是要大幅度提高現有城市的土地容積率，另一個就是要通過城市化過程中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把農村的宅基地轉變成城市化用地。目前中國的農村人口總戶數有2.5億，按每戶宅基地3分即200平米計算，大約是7500萬畝。如果按東亞發達經濟體85％的城市化率計算，中國保留5千萬農戶就可以了，就可以轉出80％的宅基地用于城市化，大約是6000萬畝。不要小瞧這個數字，因為中國政府規劃的未來十年的耕地占用總規模也只有2300萬畝左右。因此，即便僅僅出于繼續推動經濟增長的考慮，也已經到了必須推動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時刻了。 推動城市化進程不僅有來自城市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有來自農業發展的需要。中國的耕地不能增長而人口卻仍在增長，解決吃飯問題就越來越多依靠農業科技和工業化資本物品的投入，以此來提高土地產出率，這就不可避免地會提升農業產值中物耗所占的比重，從而會不斷擠壓農業純收入的增長，導致農民增產不增收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極大地挫傷了農民的務農積極性。到目前階段，中國農業物耗比重已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不到30％上升到45％左右，而發達國家的農業如美國，農業物耗比重在50％左右，但美國的家庭農場平均占有耕地在400英畝左右，即2400畝，由于人均耕地資源占有量高，總收入就高，除掉物耗開支后，所得的純收入仍然很高。中國則不然，2007年農村戶均耕地只有7.3畝，且還在不斷減少，就很難負擔得起高物耗。1990年代以來，“三農”問題日漸突出，主要表現在農民收入增長率日益下降，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1990年代是中國農業物耗急劇提升的時期，農民增產不增收的情況在廣大農村地區日益蔓延，程度也越來越嚴重。發達國家都對農業實行補貼政策，2003年以來中國也對農業實行了大規模的轉移支付，如對農民購買農機具的補貼和對耕地的直補政策，但這是由1/3的城市人口補貼2/3的農村人口，是少數人補多數人，與發達國家以城市人口為主體的多數人補貼少數人的政策有根本不同，因此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而根本出路就是通過大規模的城市化過程減少農村人口，從而大幅度提高農戶的耕地資源占有量，以此來提升農民收入，這才會有建立在提升農業物耗基礎上的農業總產出增長的可能。 在我國，農業勞動力生產率的提升，早已為大規模的城市化準備好了條件，表現為農村有大量剩余勞動力早已長期脫離農業而參與了非農產業的發展過程，其中有超過兩億以上農民工直接參與到城市經濟活動中。早在1980年代后期，世界銀行的專家在考察中國農業的時候就指出，以中國的耕地面積和所使用的耕種、排灌機械以及化肥、農藥等工業化投入物，中國只需要1.5億農業勞動力就可以完全滿足農業生產需要了。如果說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初期中國還存在資本不足問題，到了今天中國已經出現了大量資本和產品剩余，到2008年底，中國銀行[3.48 -1.42%]體系內的存差規模已高達17萬億元人民幣，還有近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大量剩余資本和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只要在城市經濟中結合，就可以形成現實的生產力，所欠的，只是政府是否有推動這種結合的意愿。 2003年以來，隨著中國的工業化進入到重化工業階段，以石油、鐵礦和有色金屬礦所代表的重工業所需資源性產品消耗，逐步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制約瓶頸。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中，這些資源的國際依賴率不斷提高，近年來在國際貿易中，新增石油貿易量的40％是流向了中國，鐵礦砂和銅、鋁等有色金屬進口則占到了80～90％。對國內和國際資源都是巨大壓力。如果在經濟增長中同時為城市化補課，中國面臨的資源壓力及其所引起的資源價格上漲就會更猛烈，但是全球經濟危機的深化和長期持續前景，給中國在此時推動城市化提供了一個好機會。因為全球經濟落潮引起全球資源需求減少和價格下跌，中國在這個時期啟動城市化進程，會減少很多國際麻煩與支付更低的成本。 綜上所述，只有城市化才能打開中國的一個長期巨大需求，是對沖外部需求嚴重萎縮的出路，而且也是中國經濟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內生性要求，即便沒有這場世界性危機，中國也會由于長期積累的結構矛盾，出現一個為城市化補課的城市化高潮。目前的國內國際因素都在推動中國立即推出城市化戰略，我相信在政府看清了世界經濟危機將長期化這個前景后，就必將成為中國政府下一步的必然選擇。（來源：中國證券報－中證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