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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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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實驗學校盧新晨老師正在性教育課上為學生教授“月經和遺精”的章節。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程盟超/攝
3月3日，周五正午，公益組織“希希學園”的負責人韓雪梅正飛奔在北京五環外的皮村。她要穿過大片低矮的磚瓦房，避開路上滿地的穢物，過布滿濕水泥和污水的土路，趕到同心實驗學校——一所被舊民房包圍的打工子弟小學，像往常一樣，給孩子們上性教育課。
自這家專注于兒童性教育的公益組織成立，并將北京師范大學兒童性教育課題組的《珍愛生命》讀本引入打工子弟學校，類似的日子已持續了將近3年。
3月3日這一天風和日麗，韓雪梅沒意識到，風暴正在逼近。
3天前，千里之外的杭州蕭山，因為學校失誤，一位小朋友將這本需要老師輔導的《珍愛生命》當作課外讀物帶回家，在母親面前大聲讀出了二年級下冊的部分內容：“爸爸的陰莖放入媽媽的陰道。”母親隨即震驚。
課上一半，韓雪梅的手機被瘋狂刷屏。杭州那位母親的微博映入眼簾：書中直白的生殖器示意圖和另一則防性侵故事截圖被發到網上。
隨即而來的，是一片怒罵。
這對韓雪梅簡直是晴天霹靂。在北京大興行知學校，北師大團隊組織的性教育已平靜地實踐了9年，而《珍愛生命》則進入了京郊14所打工子弟學校。
好教材？壞教材？
第一次看到《珍愛生命》這套書時，韓雪梅說，“仿佛看到了希望。”
在那之前，她是一名推廣科學教育的公益從業人員。突然有一天，她得知自己學校的女學生被一位老師強奸了；過了一陣子，她的朋友，一位體育老師告訴她，自己三年級的兒子被初中生性侵了。
讓她不解的是，女生父母覺得這事“太丟人了”；體育老師怕傷害兒子，選擇忍氣吞聲，最終全家離開了北京。
“沒有獨立價值觀的支撐，被人侵犯時，孩子會因為恐懼而喪失反抗的意志。而如果無法正視自己的身體，破除對性的羞恥感，就容易覺得被性侵才恥辱。”韓雪梅一度認為，現在的人們更缺乏的，是價值觀。
因此，當她看到《珍愛生命》大段篇幅講平等獨立、尊重他人、作決定以及性不可恥的內容時，認定了“這是一本好教材”。
但她帶著教材走進學校，又發現自己想得太美了。
“老師，為什么電視劇里剛出生的孩子渾身都冒血，他會疼嗎？”
“為什么非要男女結婚啊？我和女同學不能在一起嗎？”她自己6歲的女兒也問道。
這些問題讓韓雪梅想到了自己。小時候，母親會因為“為什么要和爸爸一個被窩”的問題給她白眼，得到性知識的唯一場所是村頭的公共廁所——在那里，姐姐們會聊些“大人的事”。快40年過去了，很多性教育的問題仍然沒有改變。
針對教材“太直白”“下流”的質疑，編寫《珍愛生命》的北師大兒童性教育課題組回應稱，“當一個孩子遭受性侵害，他連什么地方被觸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護？”
這也正是韓雪梅的擔心。她知道，有小女孩曾反復遭遇父親性侵，但每次和媽媽哭訴，只會說“爸爸打我”“爸爸弄疼我”，這樣的表述長時間得不到重視。
有家長選擇只告訴孩子哪里不能碰，這種做法反而令很多專家擔心。中國性學會青少年性教育專委會委員、深圳性學會會長陶林覺得，孩子是一張白紙，給予規范、嚴肅的性知識，他們就會以科學的態度面對；遮遮掩掩、一知半解反而勾起好奇，再加上媒體、網絡上鋪天蓋地的性信息，才可能誘發危險的嘗試。
陶林在初中組織性知識科普大賽，結果，臺上的學生嚴肅地搶答、思考，臺下的成年人反而偷笑、議論，想歪的并不是孩子。
韓雪梅的實踐中，絕大多數孩子也都嚴謹而輕松地對待性教育課程。
3月10日下午，北京同心實驗小學的性教育課照常開始。五年級一班班主任盧新晨要開講“月經和遺精”。
“女孩子第二性征最顯著的標志是什么？”
瞬間，十幾只小手舉起來，“腋毛！”“錯了，再想想。”“是月經！”
面對“你們誰見過帶血的衛生巾”的問題，十幾個女生毫不猶豫地舉起了手；而當盧老師將衛生巾畫在黑板上時，后排的一個男生笑著大喊，“老師，你這也畫得太丑了！”
“月經是很正常的，不臟，不惡心，我們應該怎么看待它？”當盧新晨問出這句話時，孩子們整齊地大喊出了：“不怕！”
韓雪梅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如果是首次上課，聽到“陰莖”“陰道”這些詞時，一年級的孩子能齊刷刷地讀出來，反倒是五年級的孩子可能會低頭翻書，甚至有孩子課前跑來問老師，這節課的內容是不是不能講。
“我們要幫孩子樹立起科學的觀念，性的知識和生病、排泄一樣，都是正常生理反應，不值得羞恥，這才能幫助他們樹立正確三觀。”北京林業大學副教授、性學家方剛表示，北師大《珍愛生命》讀本在這方面并無不妥。整體上看，“是小學階段最好的性教育讀本”。
韓雪梅6歲的女兒也是這套讀本的忠實讀者。讀完整整11本書，孩子最好奇的問題是，“媽媽，那么小的子宮怎么能裝下這么大的我啊。”
她沒預料到網友認為讀本會帶壞孩子。當有16年性教育經驗的一線講師胡萍指責《珍愛生命》盲目模仿西方，脫離實踐，會給孩子造成心理陰影，是“隱性性傷害”的時候，韓雪梅被氣得啜泣，一晚上睡不著覺。
胡萍表示，性教育要講究“優雅”和“審美”。《珍愛生命》中出現的“插入”“高潮”“性交”等詞語超越了小學生的認知規律，只會驚嚇到他們，直白的生殖器官圖片也沒有必要。
她提出了許多具體問題。比如二年級下冊展示了父母裸體相擁進行性交從而生育的場面，過于細致的描繪會提前喚醒孩子的性認知，激起模仿；五六年級談到了同性戀的內容，青春期的孩子恰巧在“同性性行為”階段，講同性戀可能讓他們陷入自我懷疑而焦慮。
《珍愛生命》的編委、華中師范大學性學教授彭曉輝毫不客氣地反對胡萍這種觀點，“完全在迎合和代表部分保守家長們的需求”。
在他的學術認知中，同性戀是先天決定的，也沒聽說青春期會有“同性性行為”階段。反倒是很多同性戀因為壓力缺乏疏導，會在中小學階段展現出情緒甚至精神問題。
周五下午，北京同心實驗小學，一名男生大喊著：“三八婦女節就是處女膜撕裂變成女人的日子。”
這個孩子承認，信息的來源是“每周末都會看的一些網站”。
盧新晨曾有意調查這些不良信息的來源，結果令他大吃一驚：這些五年級的孩子會傳閱黃色電影，上黃色網站，在玩游戲時接觸到色情廣告，甚至從長輩那里聽到黃段子。
真正危險的性信息無處不在。曾有二年級的孩子問韓雪梅同性戀是什么，還有四年級的小男孩問她嫖娼的問題。面對五花八門的社會新聞，以及同居、裸露、未婚先孕的鏡頭和肆意美化的耽美文化，她認為正規性教育是抵御它們的唯一辦法。
恐嚇式性教育“恐嚇”了誰
在韓雪梅謀求進入校園的過程中，同心實驗學校校長沈金花痛快答應了。這個校長看到，自己學校有學生六年級畢業就去和男人發生性關系，流動兒童被性侵的事也不少。
可韓雪梅給其他打工子弟學校發去的聯系，很多都石沉大海。
也有校長答應開展性教育，只是要求韓雪梅多帶點剖腹產、墮胎的圖片來，“越血腥、越嚇人越好”。對于這些要求，她都婉拒了。因為流動兒童子女本來就難以融入當地社會，再用“恐嚇”的方法去教育，恐怕引起心理障礙。
不幸的是，在彭曉輝眼中，大部分中小學對待性教育恰好就這兩種態度：一種是根本不當回事，胡亂應付，讓校醫、體育老師或者生物老師每學期上節“生理保健課”，甚至發本生理知識課本了事；要不就是狠抓“恐嚇式”教育，孩子別犯事是關鍵。
對于后一種態度，這位研究了25年性教育的專家堅決反對，本身不科學不說，更可能給孩子帶來心理創傷。在他的大學課堂上，有女生小時候與同齡兒童互相撫摸，到中學接受了“貞潔教育”，便覺得自己不再“純潔”，自卑到成年，一直有心理包袱。
事實上，2008年，教育部印發了《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明確了從小學到高中應該掌握的“生長發育與青春期保健知識”；2012年實施的《小學教師專業標準(試行)》，提到小學教師要掌握對學生進行青春期和性健康教育的知識和方法；國務院發布的《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年)》則明確指出，要將性與健康生殖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課程體系。
真正的問題在于，這些文件沒有任何具體實施方法，更沒有違背后的懲罰措施，全都是原則性規定。開展性教育實際上成了各學校校長決定的事項。
“《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還規定了開展性教育的相關內容，嚴格來說，不開展性教育的校長還違法呢。”彭曉輝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校長們不一定擔憂理論上的違法，卻在乎現實的壓力。
性教育課程不進入學校考評，不涉及升學壓力；反倒是開展了，“哪怕99個家長說好，1個家長投訴，校長就可能要倒霉”。
最近，韓雪梅一度在公共平臺上答疑，回應網友對《珍愛生命》的疑慮。可迎來的卻是一些網友毫無理性的破口大罵。“唯恐學校不亂，給六七歲孩子教性知識，五年級還不亂套？”“混蛋！教孩子在小學就失身，中學就沒處女了！教育敗類！”
韓雪梅的好友曾被人罵作“干性教育不得好死”。彭曉輝在公開場合被人辱罵、毆打，甚至潑糞。
一個尷尬的問題是，決策部門的曖昧態度和反對者們的疑慮構成了惡性循環。
在同心實驗學校，性教育課程就曾被一名學生家長叫停。
這位父親找到學校，“公立學校不開這門課，也沒這門課。咋就你們來做呢？”
想破除這種局面，彭曉輝覺得，最好的辦法還是決策部門站出來，以行政決策引領社會的風氣，“不能被少數保守的人牽著鼻子走”。
在一些發達地區，政府已然邁步。陶林擔任深圳市計生協會副會長期間，促成了深圳衛計部門、教育部門以及學校三方合作開展性教育的體系。此番合作下，開展學生家長共七八百人齊聚一堂的性知識講座相當普遍，鮮有家長提出異議。
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這場艱難又有希望的實驗
希希學園缺錢缺人，專職工作人員只有3名女性，籌得的經費也只能勉強支持14所打工子弟學校開展性教育。
同心實驗學校剛開講《珍愛生命》時，所有班主任都親自授課。兩個學期后，堅持下來的只有盧新晨一人，其他班級只能培訓志愿教師入校上課。
韓雪梅完全理解這些老師。他們在打工子弟學校教書，收入低、壓力大。再加上一門帶不來任何收入的課程，很多老師不堪重負。
在給孩子們講授月經時，盧新晨提到，這期間不要再進行劇烈運動，否則會引起血崩。
“老師，什么是血崩？”稚嫩的女聲緊跟著響起。
“出很多血，是一種危險的情況。”
議論聲在班里瞬間炸開，盧老師隨即轉換了話題。但幾分鐘后，女孩子還是念念不忘地再次舉手，“老師，失血過多怎么辦啊？”雖然盧老師解釋稱這種情況很少見，發生了就去看醫生，可提問的女孩依舊眉頭緊鎖。盧新晨一時沒意識到，這一章節講到“月經期間過度運動會引起不適”即可，不應該引入讓孩子害怕的“血崩”概念。
教師培訓、聽課督導和教學經驗交流都能給予老師支持。韓雪梅堅信，如果有更充足的經費人力，各個環節更加完善，教學效果會更好。
給打工子弟教授性教育，困難也的確倍增：他們的父母無暇照顧孩子，性教育知識更是少得可憐。
盧新晨班級的一位男生抱怨，如今爸爸回家就玩手機，媽媽不識字，“沒人教這些事”；另一位女生則嘀咕，自己已經來過月經，但只是“應付過去了”，媽媽并沒有教她處理的方法。直到當天上了課，她才明白。
韓雪梅曾在一年級的課上發現一名坐在教室后排的男生默默自慰。調查之后才發現，因為條件限制，孩子和父母租住在一間屋子里，孩子還沒睡著，父母就發生性行為，沒有遮掩。韓雪梅相信，在流動家庭，這絕非個例。
兩年前剛開課時，五年級一班的這群孩子大多覺得“很惡心”，有的甚至捂住眼睛，堵住耳朵。
即使具體實踐方法不同，大多性教育工作者都將保證孩子一生安全快樂，不被性問題困擾作為奮斗目標。胡萍回憶，自己上完課后，有小女孩找到她說，自己家經常和另外一位叔叔出去郊游，這位叔叔會趁父母不在撫摸自己。直到今天，她才知道自己被侵犯了。
“那你打算怎么辦？”
女孩想了半天，告訴胡萍，“以后郊游，我會一直在媽媽身邊，拒絕那位叔叔！”
胡萍說，看到一個女孩真的成長了，“這是最高興的時刻。”
韓雪梅也相信，幫助希希學園做性教育的人完全是被愛和責任感驅使。有的打工子弟學校沒有經費，依舊成立了性教育教研組，任課老師們能為“講預防傳染病要不要給孩子們展示避孕套”爭執上大半天；有的志愿者下班后，飯都不吃就趕來上課，還要趁課間休息時間掏出手機，參與公司的電話會議。
持久的努力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參與到這場艱難卻充滿希望的實驗中來。
幾天前，韓雪梅的郵箱里收到一位女大學生發來的志愿者申請郵件。
她想都沒想，就回復道，“這個周末，我們上課選用的教材正面臨質疑，收到你的郵件，覺得充滿力量。”
幾分鐘之后，女生為這事發了條朋友圈。只看一眼，韓雪梅的眼淚就止不住地滾了下來。
那上面寫著：為眾人抱火者，不可使其凍斃于風雪。為自由開路者，不可使其困頓于荊棘。
